另一位长得很像影星吴彦祖的大学生赵耘颉，说起信仰的触动, 他观察周遭，觉得这个世代跟他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同样会有那种空虚、空洞，然后需要有填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往往去找的，可能是一些性、娱乐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寻找神，会更好一些。”
甚至，不少来到中国读书的外国学生，信仰都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虔诚。到北京读书的牙买加女孩摩根说，她因印象中的礼仪之邦而来到中国，但在中国三年，她感觉到这个地方给人平常的尊重都没有，“没有谢谢、对不起，这些简单的事都会让人抓狂”，而她更遭遇严重的种族歧视。
多数时刻，学生们祈求的是和生活、课业、感情相关的事，很务实，就象一位连续三年开放自家客厅给年青人聚会的职业妇女基督徒所说：“我觉得这一代挺忧郁、得病的年轻人不少，我就继续邀请年轻人、朋友、邻居来，这几年来的确发掘许多有困惑而愿意信主的年轻人。”甚至有学生常为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祷告，“希望领导人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这些大学团契聚会都很低调，多半谢绝媒体与拍摄。但与上一两代经过文革的教会朋友相比，年轻这一代仍较为大胆地谈论信仰自由。例如在杜佳妮的学校，她们遇到的老师态度较为自由包容，认为人该有信仰，所以学生较为敢言。
但其它学校的运气就不见得这么好。一位自台湾赴北京学医的女学生Sherry说：“老师到周五就会跟同学说，我知道你礼拜天去教会，信仰不要太热忱”、“又例如我们的团契信箱，有阵子发了耶稣或神这些关键字，信箱就被封锁。”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把团契的标题改为“我们聚在一起给爸爸唱歌”，用爸爸取代天父，或是用“吃东西”取代“祷告会”。
这些大学团契也很国际化，一是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学生的信仰需求，特别是南韩留学生，在北京五道口附近，他们常常在自己开设的咖啡店里，放圣歌，提供基督徒聚会；二是在国外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海归派或到中国发展的华裔外国人。
北京大学的团契，甚至用英文祷告，有从美国来的华人和许多亚裔外籍人士加入，他们年轻、高学历。外国神职人员穿梭在沿海甚至远方如新疆的校园团契。虽然国家宗教法规定，外国人传教需要政府正式批文，但互动实在太频繁，几乎省略此程序。
比起中国政府明显扶植佛教与道教，基督教是被打压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一神论（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把党视为母亲和唯一真理的价值，有较大的矛盾。另外，基督教标举普世价值，是个有组织、有领导的自主团体，并不以官方立场马首是瞻，也是令共产党感到恐惧的原因。
在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才能合法生存。
官方允许的基督教只有三自教会。官方出版的《中国宗教》这本刊物如此解释，中国基督教是要彻底割断基督教的联系，所以要“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目标是要扬弃它的西方色彩，探索符合圣经但又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中国处境的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