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的哲思随笔《所思》首版于1931年，近由三联将《所思》合并后来的《续所思》仍名之《所思》出版。
他1893年出生，算来所思之年也不过30来岁，却常出惊人之语。比如他说：“人若想得开，一定自杀，生活不过这么一回事，活着有什么特别的趣味呢？人若想得开，一定不自杀，既然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又何必多此一举？人若想不开，一定不自杀，所谓好死不如癞活着。人若想不开，一定自杀，所谓一是短见——想不开与想得开，自杀与不自杀，谁能合此二者，是谓通道……有死之心，不轻一死，而行不惜死之事，不死自此起。”以大无畏之心行不惜死之事，可谓随性加率性加任性的书生张申府之一生写照。
最重要的例子：张申府本可能成为中共党内最有威望、最有资历、最有贡献的人物，他的履历可谓如雷贯耳——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当年，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在1925年的中共“四大”上，他却因意气用事而退党，从此鲜见于党史中。他曾多次置身于20世纪时代漩涡的中心，却又多次急流勇退，一辈子隐身于时代风潮的幕后，成为退到远处的背景。
所思指导所为，他在现实中也常有惊人之举，书生意气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据说，他当年从黄埔军校开小差，是因为“广东天气太热了，实在受不了”；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清华解聘，他最遗憾的是“放弃在清华园优雅的屋子”；按其弟张岱年的说法，他1948年因“昧于解放战争的形式”，在《观察》周刊上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张申府却这样解释：“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教授们当时可都是断粮断饷的。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一交稿就有稿费，我需要那笔钱。”这篇文章当时受到共产党人和民盟领导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他在学术界销声匿迹30年，也为他1957年被划右派、1966年“文革”受到冲击埋下伏笔。
数学与哲学是他的热爱——他早年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在北大、清华教授西方哲学史，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向国人介绍罗素——他的思想的筋骨脉络或许埋藏在他的《所思》里。他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重视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陆，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天人之际。”
他的人生轨迹似乎是从热衷于改造外部世界，退而潜心于探究内部世界。他由参与变为独处，据说晚年只与梁漱溟来往；由热烈变为安稳，据说“文革”时因为看着挺本分而没人搭理。而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同样都是无限的。对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说，尤为如此。
《所思》是一本小书，却经天纬地。比如他在《所思》中言：“不可表现是神秘。可表现是科学。可表现不可表现之间是艺术。清理其表现是哲学。”他说：“科学是学，哲学是学之学。”他又说：“科学是器，器无善恶。如以刀伤手，其责不在刀。”他还说：“艺术之佳，只是一个恰到火候。此外，不过偶有奇笔而已。理也贵圆通。但中与不中，却常在一击。”他捅破世人蒙昧的窗户纸，只求一个通透。他说自己“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部大书”，但这本小书也呈现了思想的繁盛。这也是为什么他迥异于煌煌巨作的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而同样享有学术盛名的原因所在。
其实他也并非淡泊而甘于学术。他甚至激烈。他曾说，“近年中国青年群趋于过激，走于极端。凡是大中至正、周到圆通的思想言论，全不能为其所容。我固然重视大中至正、周到圆通，但我却以为中国近年青年之极端过激，是一种很好的现象。”30年代，他在清华哲学系讲《逻辑学》，但上课很少讲逻辑，只骂蒋中正。有一次，他大怒着喊：“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1948年，解放军在东北节节胜利，张申府却欢呼蒋中正的宪政，骂解放军“匪”，被《人民日报》痛斥为“叛徒”。与张申府有着28年情感的刘清扬宣布结束与他的婚姻，离婚启示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因为随性、率性、任性，不看风向，不审时度势，同时不得两个政党的欢心，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苟且余生。倒应了“书生从政，命运多舛”这句话。
他只讲美。他在《所思》中言：“美不在人，亦不在物，而在人与物凑拢成的关系。是故不但要美术，也要美育。美术之美在引成那种关系。美育足以助之。”
像所有那些不问政事、只做学问的长寿的学家一样，他活到93岁。谁规定了这个世界成功的内涵呢？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本身就是一桩传奇。或许卸载了创世纪的热忱和趣好，不再从这一座城市走到那一座城市，寻找财富和爱情，以求彰显感和实现感而归于安稳，才是真谛。或许那些长寿的老人，才是最终的胜者。（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