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挑战世界秩序zt

2012年09月28日15:42

基本可以肯定，直到美国找到办法应对更大层面的问题、而非人民币汇率等枝节问题后，美国才能化解中国经济这个庞然大物所带来的各种麻烦。

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中国半数经济产出的数万家国有企业，以及政府对它们的大额补贴和强力保护。外国竞选对手威胁到了它们近乎垄断的地位，所以受到政府规则的束缚，被迫在它们与国有企业建立的合资公司“分享”技术，并且拿不到利润丰厚的政府业务，相反，这些业务都给了国有龙头企业。


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负责人霍马茨(Robert Hormats)说：以前我们未曾遇到过如此规模的问题。霍马茨曾提醒人们留意中国的中央集权经济。

如果美国需要有人再次给它提个醒的话，本周出版的一本新书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让人耳目一新地描述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对全球商业、对中国自身构成的危险。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新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The Challenges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解剖了导致中国新制度产生的复杂政策和政权结构，也描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有限的应对办法。（说明一下：麦健陆是我的朋友，曾在《华尔街日报》与我共事。）

麦健陆写道，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一是让中国富强起来，二是保证党的政治垄断地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在于支配所有经济命脉、对中国当前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庞大国有企业。

书中写道：随着中国的国际触角不断延伸，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正在挑战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组织，以及全世界跨国企业的商业规划和策略。与此同时，威权资本主义的局限在国内日益明显：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国有企业消耗改革果实，经济动力濒临枯竭。

国有企业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1万名苏联顾问帮助中国组织中央计划之时，并很快成为中共惠民与权力的庞大延伸。

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北京希望证明它欢迎竞争，于是国有企业呈衰颓之势；后来的10年，随着中国改弦易辙，用政府资金支持国有企业，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保护它们免受外商竞争的冲击，国有企业又呈膨胀之势。

与全球商业世界的脱节愈演愈烈。麦健陆在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中国的做法是将资金藏匿在调查人员无法找到的地方，这违反了国际上关于补贴的限制。

中国创建了信用卡支付公司中国银联(China UnionPay)，并将其变成一家垄断企业。此举限制了外国企业的活动，违反了贸易协定。当维萨(Visa)就此提出申诉后，中国还进行了打击报复。

上市的国有企业向审计机构隐瞒信息，声称这些是国家机密。

四大国有银行构成了中国低效率的金融体系，它们将资金引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并由此削弱了竞争对手。

中国的法官都由中共任命，没有强制要求搜集证据的权限，这令外资企业几乎不可能打赢贸易官司。

中国政府已拖延多年，迟迟不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该协定将限制中国歧视外国产品。

事实上，麦健陆说中国在拖延贸易案件（包括一宗涉及汽车零部件的案件）方面堪称大师，它会等到为国有企业构筑起竞争性壁垒之后再解决相关案件。他说，在碰到一系列充满歧视和扭曲的中国产业政策时，WTO规则就失效了。

麦健陆说，这是因为美国市场已经对中国产品敞开大门，美国的谈判人员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随着国有企业的成长壮大，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飙升至10%，腐败猖獗，党员致富。麦健陆援引彭博社(Bloomberg)的数据指出，中国全国人大最富裕的70位代表的财富是美国政府最富裕的660位官员的10倍还多。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本身也在挤出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在中国电信业占据的份额达到96%，在电力行业中占92%，在汽车行业中占74%。麦健陆写道，单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和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两家企业在2009年的利润就超过了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

麦健陆说，一项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说，如果中国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没有政府补贴，它们实际上都是亏损的。

麦健陆相信，中国国内求变的压力正在不断积聚，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原因包括国有企业创新力度不够、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感到愤怒以及领导层换届在即等。即使一些高层领导也说改革势在必行。

麦健陆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他们不改革，他们将成为扼杀中国经济奇迹的罪人。他说他对此感到乐观，因为中共没有选择。

这样的话，美国能做的也就只有等待。2001年，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领导一场全球性活动欢迎中国进入贸易开放和公平竞争的新时代，那时，美国恐怕没有预料会出现现在这种结果。

从各个方面来看，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Los Cabos)都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酒店充满时尚元素，海滩一流，现在这个季节的天气依旧宜人。本周莅临这处休闲胜地参加G20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应该会尽其所能享受这里的一切。他们讨论的东西都不太可能给肆虐全球经济的危机带来任何改变。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于2009年。那一年在伦敦和皮兹堡的G20峰会上，世界各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相信他们通过大规模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措施和全面的金融体系改革计划“拯救了世界”（时任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的话）。当时G20的应对措施被称赞为新世界秩序的开始。而实际上这可能却是旧世界秩序的回光返照。


Zuma Press
上周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墨西哥洛斯卡沃斯机场，准备参加G20峰会。旧世界秩序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它是对大萧条及之后一系列灾难的应对。其主要设计者之一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的想法对当前的危机应对行动起了很大指导作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核心挑战在于怎样在金本位缺失的情况下管理经济。金本位有很多缺点，但固定汇率、约束信贷供应所带来的主要好处是，能防止政治家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外界压力，通过贬值货币来应对危机，从而给公民的生计和生活标准造成长期危害。

以往的纸币试验都以灾难造终，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1720年的法国。

当前这场危机考验的是现代民主体制有多大的能力遵守约束。要让人对自己的货币保持信心，自己就必须遵守约束。

战后经济史讲述的就是寻找新途径约束政治家的历程。为防止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式保护主义重演，各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贸易政策制定权让渡给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先前叫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和欧盟(European Union)。为应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通货膨胀冲击，各国政府将利率制定权让渡给中央银行。近年来，政治家不得不接受“债务刹车”等限制其借债的工具，很多政府已开始接受来自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一类独立机构的外部监督，或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依据欧元区《财政协定》(Fiscal Pact)实施的监督。

但这并没有阻止政治家们继续寻找便捷的解决方案。尽管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支出没有带来预料中的经济复苏，顽固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坚持认为办法在于加大剂量。但刺激本身只能是政府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疲软问题时的一种过渡性办法。经济疲弱的根源通常是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

低效企业免于承受市场压力、工资过高、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实在太多。就业法规和工会压力挫败了企业改变用工行为或削减成本的努力。千创百孔的银行体系无法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或为可行项目融资。质量低劣的教育体系和僵化的移民法规阻碍了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官僚机构的浪费和腐败对投资起着抑制作用。

过往的刺激政策虽然赢得了一些时间，但G20集团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利用赢得的时间在供应方面实施了旨在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改革。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如此，美国、英国尤其是日本也不例外。的确，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来讲G20峰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金融领域的改革必不可少，但是G20的做法未免过了头：为了追求完美，决策者引发了深层次的顺周期冲击，导致了紧缩性信贷挤压。

就这一点来说，现实正在令决策者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上周全球监管行动的最高指挥、英国央行行长金(Mervyn King)呼吁重新考虑《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中导致银行以超低收益率的央行储备和政府债券的形式囤积现金的流动性规定。

让有关流动性的规定的回归合理可让数千亿美元被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当中，让银行能够创造资本，并最终增加放贷。

但是G20的领导人需要做的还远不止这些。政治家们非但不能抱怨缺乏经济手段，而且要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供应方面权力的重要性，也即政治家们的真正职责在于微观而不是宏观上的决策。只有他们能决定如何在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基础设施投资、监管和适当的税收当中实现适当平衡。他们的责任是保证国家经济具有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不因过度负债、赤字或国际收支危机而轻易受到金融冲击的影响。

然而，政治家们认为这难以接受。在后金本位制度的世界，选民们习惯了相信永远存在无痛的解决方案。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显然认为，说服德国用欧元区债券支持其破产的经济模式比说服选民接受改革更容易。

英国的政治家私下里琢磨，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会提供一个推动他们现在没有勇气实施的改革的机会。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一旦他们推动不受欢迎的改革，像希腊激进的左翼领导人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这样对金融一窍不通的民粹主义者就会伺机而动，誓言挑战经济和政治现实。

无论在洛斯卡沃斯(Los Cabos)或是大选后的希腊发生什么，世界仍然处在十字路口。旧的秩序已经与伦敦和匹兹堡的20国峰会一同成为过去。以往的刺激政策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也许本周新的市场动荡将会刺激各国出台更多的货币宽松政策。

但是全球领导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新的世界秩序将会是怎样的。他们是否将致力于实施让经济更具竞争力的改革？或者，他们是否将挣脱过去70年来束缚自己的枷锁，并试图规划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两条路都不容易，但是后者毫无疑问将会带来混乱，这个世界上也再不会有人相信政治家的诺言。

2012年09月25日10:47



渴望海外扩张的中国旗舰企业注定会遇到文化上的不适应。但是，与国内差别最大的可能不是语言和饮食，而是企业所面临审查的程度。


西方对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要求与中国内地可谓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内地，信息和媒体都受到严格控制。此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企业界的干预无处不在，从企业监管者到企业所有者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由此看来，中西方的两种体系可算是大相径庭。

目前进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雄心勃勃的电信供应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简称：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 简称：中兴通讯)被要求出席听证会，反驳有关他们是中国政府分支机构的指责。

中兴通讯的一名高管坚持说，中兴通讯是中国最独立、透明、专注于全球市场、公开交易的电信公司。

然而，美国议员根本不买账，尽管与华为相比，中兴可能更有说服力。华为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上市计划已经搁置了多年，并且华为一直在反驳外界有关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关系密切的说法。

此前，中国的供应商仅需要应对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指责，但是现在，人们担心这些公司的基础设施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作间谍用途。这种担忧一直在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和其他市场扩张。

此外，上周有报道说，中国资产规模第二大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准备以接近人民币1,000亿元（约合158亿美元）的价格直接收购一家欧洲银行，或者至少收购30%到50%的股份。

随着中国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带到海外，有关透明度以及公司真正控制者的问题再次成为上述交易的关注焦点。

经纪商里昂证券(CLSA)上周最新发布的亚洲公司治理观察报告称，今年，中国的公司治理质量下降最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上市公司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缺乏透明度，这是关键担忧之一。

据称，中国共产党操纵的“影子董事会”凌驾于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之上，经常进行公司战略、主要投资活动和人事任命方面的重要决策。

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所撰《党》(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书详尽描述了这种控制体系。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中国最大的50家国有企业里面，每家公司董事长的桌子上都摆着一部红色电话，直接通往政府最高层。

当企业用政治思维而不是商业律令去管理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冲突。如果中国内地某家银行收购一家欧洲银行或成为欧洲银行的大股东，这是需要考虑的一种情况。

但上市公司提交的文件基本上都对党的角色避而不谈，因为此举通常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中国对“国家秘密”法的运用，与股市对透明度的要求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中国2011年公布了一部新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其影响在香港已经可以看到。中国高精密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China High Precision Automation)最近遭到停牌处理，原因是它拒绝将一些被视为国家机密的数据提交给审计机构。

在中国与美国的监管机构之间一场尚未化解的僵局中，“国家秘密”也是症结所在。在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曝出一系列欺诈丑闻和会计问题之后，美方谋求将美国境外与这些中国公司有关的审计工作纳入检查范围。北京已禁止中国境内审计机构（包括“四大”在内）披露审计记录。

可以说，透明的、可核证的审计流程，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机枢。

但进展还是有一些的：根据上周末达成的协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将获准观察中国境内的审计活动。这一令人鼓舞的迹象似乎表明双方正在达成妥协。一些观察者原本预计会出现所有在美上市中国公司遭强制摘牌的最坏情况。

说到底，如果中国内地公司希望走出去从事收购、筹集更多资本或向敏感行业拓展，它们就得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比如在中国建设银行利用仍不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从事收购时，有人就会问到，它的真实不良贷款究竟是多少。

这只会使中国企业更有必要接受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

没有更大范围的政治改革，让中共部分放弃对产业和经济的控制，那么接受国际惯例就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类话题有可能已经进入领导层交接前夕的改革辩论范围。

没有国内的这些改革，中国企业将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

帝国主义扩张总是被当地人民勇敢的雄起抵抗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