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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千万富翁被妻儿送进精神病院 3年起诉仍在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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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9-06-02   

千万富翁被妻儿送进精神病院 3年起诉仍在审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精神病院里的千万富翁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

昨日,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状告广州市脑科医院侵犯人身权一案,在荔湾区法院第四次开庭。双方就医院收治何锦荣是否合法、医院是否篡改门诊病历等展开激烈争论。

在何锦荣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认为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 (《南方都市报》4月15日讯)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实习记者  李敏 发自广州

绑架

相框里穿着白衬衫和花裙子的年轻男女站在越秀公园的假山前,男人的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周围是欢乐的人群。很多年过去了,照片已经有些泛黄,相框也蒙上了尘土,1985年夏日的阳光看上去温吞而孤独。


在另一张照片上,他们靠在一张嫩黄色的沙发上,微笑着面对镜头。房间明亮,沙发和地板上摊满了毛绒玩具。

20年之后,照片中的男人何锦荣坐在相框下面的沙发上,他的婚姻面临破裂。

时值深夜,房间里一片安静,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钟表“滴滴答答”的走动。窗帘拉开了一半,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给客厅的每一个物件都留下了阴影。

敲门声是在2005年12月21日凌晨响起的,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急促。何锦荣走过去刚一开门,三个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

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一记铁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鲜血顺着鼻孔直往下流。

“他们说我‘走白粉’,”3年后,何锦荣回忆。他爬起来,想要反抗,但一把铁索锁住了他的脖子,接着右手和左脚被铐在了一起。他就这样被抬下楼,毫无尊严地塞进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他们的动作非常专业,”何锦荣说,“我当时想,完了,我被黑社会绑架了。”

就在这时,借助引擎启动时的光亮,他看见了坐在车后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一定是陈燕芳在找人报复他。

噩梦

在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诊疗室里,五六个医护人员围上来扒光了何锦荣的衣服,给他换上病人的服装。他说自己没病,但医生不为所动。“你越是说自己没病,他们越是把你当病人看,”何锦荣说。

他徒劳地挣扎、求饶,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乞求宽恕。当他被“大字形”地绑在床上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将要经历什么。

“我试着和医生解释。我和他们说,我和妻子正在闹离婚。她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是为了侵吞我的财产。”

但是没人相信这个“疯子”的言语。医院的病情记录单显示,医生认为他的申辩是典型的被害妄想。很快,何锦荣被初诊为疑似偏执型精神病,留院观察治疗。

那晚,何锦荣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被关在医院11楼的重症监护室,同屋的5个人都是严重的病人,经常乱喊乱叫。束缚带依然绑着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着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个病人会突然扑过来。第二天一早,广播声响了起来。何锦荣看到护士给他拿来了抑制神经的药物——情景如同日本电影《追捕》。

何锦荣拒绝服药,他坚持认为自己没病,激烈地反抗着。一个医生走过来说:“要么你自觉一点,要么我们就强行注射了!”

何锦荣继续反抗,两个护士就过来按住他的头,把一根输药管顺着鼻腔直插进去。这招终于让何锦荣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但何锦荣知道,只有出去才能真正脱离险境。

何锦荣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基本上每天都到医院来和医务科的人说理。老人屡次以跳楼和下跪相逼,但放人的请求始终遭到拒绝。医院说,按照精神病院的出院规定,当多名监护人在治疗意见上出现分歧时,医院倾向于听从第一监护人(妻子)的意见。

“我哥哥找了派出所、司法局,甚至托人找到市政府;我十几个朋友来到医院大闹,”何锦荣说,“但是医院仍然坚持第一监护人同意才放人。”

几天后,他妻子提着水果和清远鸡来到医院。何锦荣本想借此机会,求妻子把自己放出去。没想到话不投机,何锦荣再次怒不可遏。

“她带着两个律师来看我。谈了几句,就拿出一份财产委托书,让我签字。委托书上写着,在我住院期间,公司的财产由她代为处理。”何锦荣说,“我当时气得抓起委托书,朝她脸上摔了过去。”

医生护士纷纷行动,把“病情发作”的何锦荣按住,她则转身恨恨地走了。何锦荣说,此后的探访,他妻子都没再进来,只是站在门外与医生说话,而自己生意上的往来,也只能隔着铁门签字盖章。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经济大权,”何锦荣说,“除非把我杀了!”

虽然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但却始终抱着一丝逃出去的希望。他整天筹划着,像准备越狱的囚徒——依靠妻子的怜悯显然不可能了,他只有靠自己,但医院对他的监管异常严厉。

何锦荣曾让朋友带来衣服,把自己“调包”出去,但探访时护士的眼睛时刻都盯在他身上。他让哥哥给他带来运动跑鞋,打算趁“放风”的时候越墙逃跑,但“放风”的申请被驳回。他甚至想过让外地的公安以“提堂”为由把他“救”出来,但最终依然前功尽弃。

“我听医院的人讲,只要给14万,就可以在这里包吃包住一辈子,”何锦荣说,“我当时怕极了,担心自己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何锦荣渐渐感到了绝望,仿佛和外面的生活断掉了联系。白天鹅宾馆的早茶、云影花园的豪宅,那些从前的享受似乎已变成遥远的往事。

“我不停地鼓励自己,”何锦荣说,“这是一场保护财产和尊严的战争,我不能妥协,不能让步。”

然而现实则令何锦荣难以启齿。每周两次,他和其他病人一起,被拉到公共浴室洗澡,在女护士的监督下脱光衣服。

“这是绝大的侮辱,”何锦荣说,“那些病人都无所谓,但我无法忍受。”

他拒绝再去洗澡,只在洗手间用冷水冲凉。很快,他开始发烧。在一片迷蒙当中,他梦见骨头里充满了泡沫,泡沫中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微笑,继而恐惧摄住了他。

何锦荣说,有不少人对他的遭遇表达了同情。一个离过婚的护士每天来找他聊天,把自家煲的汤带给他喝。几家媒体记者混进来,伸出猎奇的触角。何锦荣一次次地向他们倾诉着经过,但每当人去屋空,他依然感到慌张。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成为别人嘲笑或者同情的对象,”何锦荣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一个被妻儿送进精神病院的××富翁。”


担心妻子谋我的财产

财富之路


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其中广东4.6万人,占全国15%。

何锦荣,就是这4.6万人中的一个。

1955年,何锦荣出生在广州番禺。父亲是资本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因为出身不好,何锦荣经常受到班里同学的歧视。

那时候,学校里大都是工农子弟,放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朝他扔石头。班上搞“一对红”互帮互助,但却没有女生愿意和他结成一对——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反革命”。

1972年,何锦荣高中毕业。他悲观地发现,进国有工厂的机会都给了出身好的同学,他只分到一个旅馆清洁工的职位。何锦荣至今觉得,那是不公平待遇,虽然他正是靠这份工作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每天收拾床位,打扫房间。日复一日。有时旅客在房间的痰盂里方便,他还要负责把它们清理干净。

住在旅馆里的大都是生意人,他们的谈吐见识让何锦荣崇拜。有时,一些旅客会给何锦荣一点小钱,让他跑腿买些东西,办点事情。见他聪明伶俐,逢年过节还会送来一袋米、一尾鱼。

“那是我经商的启蒙,”何锦荣说,“也许和父亲的基因有关,我觉得商人是一个时代最聪明的群体。”

一年后,当何锦荣再和那些进入国有工厂的同学交流时,他发现自己明显比他们思维活跃很多。

当时已值文革后期,百废待兴的躁动最先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在一位旅客的指导下,何锦荣开始做起服装加工生意。他靠着旅馆积累下来的人脉,从纺织品厂买来积存的布料,拿到小作坊加工,然后再把成衣卖给人民供销社。

1974年,何锦荣的大哥偷渡香港。此后家里每月就能收到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没有人敢公开提及此事,因为偷渡意味着叛逃,但家里的生活却因为源源不断的港币而悄然变化。在信里,大哥向何锦荣描述香港的生活。在一张照片上,他看到大哥穿着牛仔裤,站在维多利亚湾前。

“我当时觉得那里就是天堂。”何锦荣说。

1975和1976年,何锦荣两次尝试偷渡。他趁着涨潮爬上黄埔码头的货轮,但命运之手却把他推了下来。他被一个同伴出卖,送到番禺的一个小岛上劳教数月。

“那人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没想到他会那样对待我”,何锦荣说,“从此我对亲密关系都很难信任。”

等何锦荣再次回到旅馆,那些旅客告诉他,邓小平主政的时代来了。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仿佛一夜之间,他感到自己的机会骤然增多。

和很多敏锐的投机商人一样,他开始干起倒买倒卖的生意。他从香港旅客手中低价收购牛仔裤和T恤衫,卖给大陆人;又从广东、广西的农村收购银元,卖给香港古董商。

利用旅馆络绎不绝的资源,他从不同商贾手中买来电阻丝、铁箍和支架——都是最低价,然后雇人组装成电炉。何锦荣说,当时一个电炉可以赚两块钱,一天能卖十几二十个,而他在旅馆的月工资不过34.5元。

真正赚大钱是从1986年开始的。何锦荣听从一位旅客的建议,投身化工业,代理红棉牌油漆。两年后,他决定离开旅馆,专职经商。他的化工企业越做越大,同时开始涉足食品和储运。繁忙的生意往来,使他经常提着装有六七十万现金的皮包奔走在路上。

当时实行的“双轨制”帮了何锦荣的大忙。他可以利用人脉关系,以内部价买入,再以市场价卖出。

“这里面难免有违法之嫌,但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何锦荣说,“那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新时代。”

家庭危机

何锦荣曾经有过一个恋人。他们感情很好,但是她的家庭传统,觉得何锦荣赚钱的手段不够体面。最终,在他和一个香港人之间,女孩选择了香港人。这给了何锦荣很大的打击。

“女人都是虚荣的,”何锦荣说,“男人挣钱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

在失恋的日子里,何锦荣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比他小6岁,对他格外照顾并且专一。她的家里恰巧能提供做服装生意的场地,于是何锦荣务实地和她谈起恋爱来。

共同创业的日子,是何锦荣夫妇最幸福的时光。虽然不时在小事上会有争吵,但他们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他们曾经遍游欧美。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他们在自由女神像、巴黎圣母院、尼亚加拉大瀑布前的快乐时光。1985年,他们在中国大酒店举行了奢华的婚礼。同年冬天,他们有了儿子。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让广东成为淘金者的天堂,更让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人们纷纷下海经商,“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财富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志。

时代大潮似乎也波及到了何锦荣的婚姻。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何锦荣发现,身边的女孩也越来越多。他并不吝于逢场作戏或者一掷千金。在他看来,这无涉道德,不过是财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转变。

“生意场上的人,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何锦荣说。

他和朋友出入欢场,也去澳门豪赌。一次从赌场出来,一个朋友告诉何锦荣,他即将被妻子扫地出门,因为他们离了婚,而房子写在妻子的名下。这让何锦荣心头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险”原来无处不在。

“我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大权,”何锦荣说,“这样凡事才有主动性。”

如今,何锦荣承认,他对妻子的管束不无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一次,他在东亚酒店大堂看到一个男子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我奔过去就给了那个男人一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何锦荣说,“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蹦出的都是‘出卖’、‘背叛’这样的词。”

此后,何锦荣开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时检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为别的,”何锦荣说,“我担心她会被别的男人利用,谋我的财产。”

何锦荣的事业依旧蒸蒸日上,可他的夫妻关系却渐渐变得紧张。他们总为一点小事就摩擦出火药味。一次又一次,他们从日常琐事上把问题扯开扯远,最后以何锦荣的暴力镇压为结束。

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离婚。根据当年的诉讼状,她认为何锦荣多疑、暴躁、易怒,动辄对她拳打脚踢,并对她进行经济封锁。她在诉讼状上说,何锦荣对自己的行为也表示过忏悔,但之后仍然一意孤行。

那一年,儿子5岁,他们最终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因为孩子而妥协。

可他们的婚姻却变得有些微妙。

一天,何锦荣在她的梳妆台里发现了一摞照片,那是陈雇用私人侦探,把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了下来。他继续翻检,发现了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御夫术”广告。那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项目,教妻子如何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我警告了她,”何锦荣说,“我告诉她不要搞小动作。”

但为了息事宁人,何锦荣把一家冷冻行分给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锦荣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儿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贵族学校。初中毕业,何锦荣把他送到英国,进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

“一年预科,三年高中,四年下来费用超过两百万,”何锦荣说。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学校来信,告诉他儿子在学校已经旷课半年。

那晚,何锦荣和妻子芳心平气和地谈到了儿子的前途。何锦荣决定让儿子回国,但是陈燕芳坚决反对。在电话里,何锦荣告诉儿子,现在找钱越来越难,他供不起他在英国这样挥霍了。

对此,儿子显得有些不屑一顾:“你对侄子可比对我好多了。”“那是因为他们比你有出息,”何锦荣回答。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9天前,儿子回国了。何锦荣开车去机场接他。一路上,儿子不时抱怨父亲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对侄子比对他更好。他要求何锦荣给他买车,但遭到了拒绝。

当儿子最终问出那句“财产怎样分配?”时,何锦荣强压住怒火说:“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


3年起诉仍处于审理状态

报复


据他妻子管理的冷冻行的员工马文回忆,在何锦荣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为财产和儿子留学的事情曾发生争执。就在冷冻行的档口,何锦荣突然掐着他妻子的腰,把她举起来咆哮:“你信不信我把你丢下楼去?”

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滞重而沉闷。没等饭吃完,儿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锦荣和妻子铁青着脸,开车回和平西路的家。

当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何锦荣突然从后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头发,往铁门上撞去。撞门声甚至惊动了隔壁的邻居。

“他疯了,他想杀了我!”她说。

半小时后,神色慌张的她出现在华林街派出所,儿子也赶了过来。他们向警察陈述了何锦荣的暴力行为。

“这是你们夫妻的事,我们不管,”警察说。

“他疯了,他想置我于死地!”

“如果你觉得他疯了,可以带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说,“我们管不了。”

现在,无法断定是不是警察的这句话提醒了他妻子。当晚,她和他们的儿子来到脑科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她告诉医生,何锦荣已经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只发怒的狮子还危险。

“到后来,我已经不敢再说妻子陷害我,”何锦荣说,“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生就会怀疑我有病。”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单调而无奈。每天早上,何锦荣喝完稀粥,坐在床上看报纸。中午吃过饭和一个病友打一会儿乒乓球。晚上,那个离婚的护士会过来和他聊天。何锦荣说,他管她叫姐姐,因为怕她有非分之想。

就在何锦荣感到麻木的那天,医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转为门诊治疗了。为了征得第一监护人的同意,医院给他妻子发出三封律师信,但均未得到回复。不过在何锦荣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医院还是同意让何锦荣出院。

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没来接他。当城市的喧嚣再次如潮水般涌向何锦荣耳际时,他流下了泪水。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等何锦荣回到家,他发现门锁已经换了。他给陈燕芳和儿子打电话,空洞的忙音仿佛一把把利刃扎在他耳朵上。

第二天,何锦荣找人把家门撬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家具、首饰、西装、提包甚至几十对皮鞋都不见了。这时,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他妻子已经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家产。

何锦荣感到怒火中烧,他决定对她进行报复。他申请了财产诉讼保全,这样,公司的股权和房产在诉讼期间就不会被转移。接着他注销了冷冻行的营业执照,然后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我要惩罚她,”何锦荣说,“用法律的手段。”

然而,审判结果却令何锦荣大失所望。“我败诉了,”何锦荣说,“法院认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医行为。”

一度,这令何锦荣感到难以理解。一个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一个月,这难道算是正常的就医行为吗?他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后甚至对自己的精神状况也产生了怀疑。为此,他甚至跑到重庆精神病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再次燃起了何锦荣心中复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把广州市脑科医院送上法庭,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锦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他因此结识了很多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们都在看着我,”何锦荣目光炯炯地说。

时过境迁

如今,3年多过去了,何锦荣诉脑科医院一案仍然处于审理状态,这令何锦荣始料未及。

“法院在用拖延时间的办法暗示我们撤诉,”何锦荣愤愤地说。他认为,“他们不想开启精神病院败诉的先河,因为这样一来,一波起诉精神病院的浪潮在所难免。”

现在,除了法院偶尔打来电话,何锦荣已经很少再去想这个案子。他甚至对她也不再怨恨,现在,她的身份已经成了他的前妻。20多年的婚姻在财富面前化为一摊泡影,留下的不过是几张泛黄的照片。

只是对儿子,何锦荣还感到心痛。出事之后的两年里,他给儿子打了无数次电话,那个尽职尽责的“小秘书”也不厌其烦地接待了他无数次。他写了几十封电子邮件,皆如石沉大海。

后来,何锦荣调出了儿子的手机通话记录,给联系最多的一个号码打了过去——那是儿子的女朋友。他约她出来吃饭,让她转告儿子,他可以不计前嫌。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的父亲。”

不久,何锦荣打听到儿子去了美院学习国画。他托人找到那个老师,想让他帮忙安排一次会面,但儿子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

不过何锦荣始终相信一条听起来有些残酷的逻辑:儿子最终会来找他,“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终于,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儿子来到了何锦荣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朴素了很多,仿佛从豪华的外壳中分娩了出来,完全没有了以前富家子的神气。他说,他现在跟着母亲做一些冷冻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万块钱的收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他们坐在摆着功夫茶的圆桌前谈了一下午,如同两个精明的商人,谈论生意上的往来。何锦荣说,他最终答应把二沙岛的房产过户给儿子。

那晚,儿子急着要回去,他们没有一起吃饭。看着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何锦荣突然问道:“你那时为什么和你母亲一起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儿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声:“当时你不给我经济上的承诺,我不能再背叛我妈了。”

时过境迁,何锦荣说自己已经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储运公司,维持日常开销。他想找个信赖的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现在,何锦荣的未婚妻是他公司的会计林靖(化名)。1995年,林靖就来到何锦荣的公司。那时候他们很少讲话,直到出事后,聊天的次数才渐渐多起来。何锦荣发现,他和林靖是同一天生日,她也离了婚,女儿跟丈夫去了大洋彼岸。

林靖长得并不漂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何锦荣为什么选择林靖,他都笑而不答。如今,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何锦荣终于不再讳言。

“在我出事的时候,是她替我管好了钱,没被前妻拿走,”何锦荣说,“我相信她。”
描述:何锦荣
图片:200906022137misc1.jpg
描述:何锦荣和前妻结婚照
图片:1.jpg
描述:何锦荣近照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图片: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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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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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9-06-08   
前阵子中央台也报道了一起这样的事情,

我才知道原来到目前为止全国都没有一部法律来规定收治精神病人的合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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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9-09-19   
富豪被妻送入精神病院 专家赴广州鉴定
来源:侨报

   三年前,广州千万富豪何锦荣在与妻子大吵一架后,被妻子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他状告广州脑科医院胡乱收治,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18日,3名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赶到广州,为何锦荣做精神病的司法鉴定。

  据《广州日报》报道,今年6月25日,荔湾区法院决定委托中国法医协会司法鉴定中心对何锦荣进行精神病鉴定,当时何锦荣及其律师均明确表示不会去做鉴定。9 月18日上午,中国法医协会司法鉴定中心的3名专家应邀到荔湾区法院。何锦荣的律师和亲属、何的前妻及广州市脑科医院三方到庭接受专家询问。何锦荣则未到庭,以示抗议。

  何锦荣的律师透露,当日专家向到庭三方了解了何锦荣入院的治疗过程。三方均坚持以往各自的说法。鉴于何的前妻称何锦荣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专家还向何的前妻询问了何锦荣往年日常的表现。专家表示,仍然需要当面会见。

  18日下午,何锦荣听完律师的讲述后,决定妥协,接受司法鉴定。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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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0-03-18   
中国千万富翁被妻子强送精神病院续:精神状态正常
来源:广州日报|

千万富翁何锦荣被妻子强送精神病院一案已历时几年。到底何锦荣有无精神病?昨天,何锦荣收到了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认为,何锦荣精神状态正常,其被广州市脑科医院收治入院时亦无重性精神疾病。

被收治时无重性精神病

据本次法医精神病学检查,被鉴定人能详细叙述被强制收住院的整个过程,条理清楚,对答切题。思维无障碍,情感反应协调,表明被鉴定人目前精神状态正常。

鉴定书称,根据病史资料、调查资料,整体分析认为被鉴定人何锦荣在住院期间所表现的怀疑妻子有外遇、担心妻子受到欺骗等症状,不属于系统固定的妄想,抑或属于一种超价观念(超价观念有一定的客观事实根据,并不明显歪曲事实本身,推理也基本合乎逻辑)。

故可以推定被鉴定人何锦荣被广州市脑科医院收治入院时的“症状”为嫉妒观念、被害观念,而非嫉妒妄想、被害妄想,故排除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诊断,无重性精神病。

如何规范病人入院

需要精神卫生立法


鉴定书称,精神病患者在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或缺乏自制力时,被动住院是一种保护性医疗措施。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家属认为某个家人的行为怪异,不能够正常生活或工作,或者有暴力倾向,家属不能管理,认为其有精神问题,强烈要求将其送到精神病院去诊治,医院是没有理由将其拒之门外的。如何规范此类精神病人的入院,需要精神卫生立法。

鉴定书出具鉴定意见认为:第一,被鉴定人精神状态正常,其于2005年被广州市脑科医院收治入院时亦无重性精神疾病。第二,广州市脑科医院对被鉴定人何锦荣的收治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但在诊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过错。

精神病学是经验科学

通常采取“有病推定”


鉴定书说,有的亲属因关系不和有可能出于不良动机,把精神正常者送入精神病医院,构成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本案中,脑科医院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并不知其夫妻关系不和。

鉴定书称,精神病学在整体上仍然属于经验科学,除患者自身暴露的精神症状外,其家属提供的病史对精神疾病的诊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精神科医生通常采取“有病推定”、“疑病从有”的原则。对于亲属所提供病史的真实性,在临床上,精神科医生通常认为是“可靠”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

被鉴定人何锦荣精神状态正常,其于2005年12月21日被广州市脑科医院收治入院时亦无重性精神疾病。

广州市脑科医院对被鉴定人的收治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但在诊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过错。

家属认为其有精神问题,强烈要求将其送到精神病院诊治,医院是没有理由将其拒之门外的。如何规范此类精神病人的入院,需要精神卫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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