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半夜鸡不叫》作者孟令骞
来源:天涯杂谈
前面几句话:孟令骞是我的朋友,很多年的朋友,好几年前的一天,突然得知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周扒皮的曾外孙,搞得我很错愕。我作为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的后代,心里那叫一个复杂啊,难道我变质了?走运了?竟然能跟臭名昭著的中国四大坏地主之一的周扒皮的后代混在一起了?哈哈,思维有点太阶级斗争太那个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多少年来,我其实是能感觉到孟同学因为这个著名的太姥爷的事情在他性格中留下的阴影的,嗯,就是性格太内敛和严谨了,说白点,就是内心深处有那么点自卑,做事情处处要求完美。他用了5年时间,实地走访调查,采访当事人,严肃得几近疯魔,搞得我们好几年没好好在一起喝酒吹牛了。最近这本他花了5年心血的书《半夜鸡不叫》出版了,作为朋友,我当然是替他高兴的,为了探究还原历史真相所做的努力,不佩服他是不行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朋友,我是窃喜和自豪的,一激动,就有了这个对话。对话的目的就是一个,我将在网上看到的众多反响和非议打包抛给他(当然也有我自己制造的臭鸡蛋和西红柿),看他怎样接招?而在此之前他是三缄其口的。我们早过18岁了,早成人了,各自的言论,是可以负责的,废话就说到这里,下面是对话,对话是通过QQ聊天记录整理而成。
1、那只鸡到底叫没叫 何不干:孟令骞同学,握个手!握个手!你的书《半夜鸡不叫》终于出版了!先恭喜一下!
孟令骞:呵呵,谢谢关注!五年时间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现在的确有些轻松,书看到了吧?
何不干:呵呵,看到了看到了!支持支持!不过,时间太紧,可能看得不是十分细致,有些问题还想听你亲自说说。不容易啊!几年前就知道你一直在为这本书的写作做准备,现在书出来了,感觉怎么样?只有轻松吗?
孟令骞:身体是解放了!我可以出来喝酒了,哈!说轻松是有点,我只是尽到了一己之责,但外界的反应是我没有意料到的,这些不仅仅是猎奇,还有很严肃的思考。
何不干:喝酒的确也是个重要的事,嘿嘿!为了写这本书,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你了,晕菜!我看网上已经有书讯发出来了,处处在转载,传播挺快啊!已经有不少种类的声音出现了,你知道吗,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半夜鸡叫”这档子事?
孟令骞:“半夜,那只鸡叫和没叫”的确使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当然要在书里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鸡在半夜里不会叫,这是所有在中国农村居住过的人都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本叫《高玉宝》的书,里面专门有一章就叫《半夜鸡叫》。里面讲的故事在中国起码有两代人耳熟能详。这本书发行大至500万册,全球阅读,并选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被编进了动画片。在后来特殊的年代里,成为阶级教育的典型。它因为取自真人真事真地点,因此“半夜鸡叫”至少让两代中国孩子深信不疑。
何不干:这么说,你这本书首先想告诉大家的,仅仅是个常识?
孟令骞:我在书既要回答半夜鸡不会叫这个常识问题,又要讲清楚“半夜鸡叫”的荒唐是如何形成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开足火力宣传一个文盲出身的人,他用画字的形式写书,写出了旧社会的黑暗。这个神奇的人就是高玉宝。很多人对这个文盲作家写的《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倒背如流。同时对书中介绍的那个高玉宝家乡的地主周扒皮恨之入骨。
周扒皮的名字周春富,他其实被原名原姓写进书里,周扒皮是在书中是地主周春富的绰号。典型坏事之一是不让高玉宝读书。典型坏事之二是半夜学鸡叫让长工上山干活。
在中国的四大恶霸地主当中,南霸天、黄世仁是被艺术化的典型。只有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和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是完全按在真人头上的。
2、周扒皮在当地财富排行榜的位置 何不干:我在你的书里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周扒皮的周家大院,那个院子就是著名地主你太姥爷周扒皮的亲自住的?嘿嘿!
孟令骞:说起来心酸 这个照片就是我太姥爷周春富当年的房子。
何不干:我倒!那个大院现在看起来,即使在农村,似乎也是一个需要救济的贫困户的房子啊,嘿嘿,你太姥爷那时候在复州城(现在的大连瓦房店)当时的地主财富排行榜上到底能不能上榜?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孟令骞:当时的瓦房店地区,原来叫复县。境内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当年的头三号地主都是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拥有土地不到200亩。现在你可以算出周扒皮的财富榜位置了。最起码排在2000名之外。
当时复县土改时曾三次划成分。周春富第一次被划富农。第二次被划双富农。第二次被打死。最后一次纠偏重划富农。
何不干:啊?周扒皮竟然不是地主?而是富农?那你太姥爷高攀了啊!竟然混进中国四大著名地主老财里去了?这不欺世盗名嘛:)
孟令骞:嗯,对!当地土改三次划成分都不是地主!在第二次时被划为双料富农,因为有地有雇农,加上有几个小作坊 他在这一次被打死。第三次是土改纠偏重新划成分,他家最终还是富农。混进四大恶霸地主之中,只因《高玉宝》这本书。
何不干:唉,抱歉,我用这种语气问你,别介意,我理解这件事情对你们家来说,绝对不是以我现在的心态能理解的,我在小学就对你太姥爷的大名如雷贯耳,小学课本里的课文就有嘛,对他老人家钻鸡笼叫长工起床的做法简直佩服得五股投地,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啊,太婉约和厚道了!钻鸡笼那么脏,又要比长工起得早,太辛苦了,小时候我就在想,这周老先生也算是与黄世仁齐名的中国四大地主之一了,为什么不像其他地主一样,用皮鞭抽长工起来(嘿嘿,罪过罪过!我开个玩笑),而要用钻鸡笼这么费劲的办法呢,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啊!长大了我才研究出点味道了,你太姥爷高啊,不是一般高,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管理学啊,我就更佩服了,可惜了,现在居然听你说这是假的,害得我白佩服了这么长时间!
孟令骞:嘿嘿!周扒皮是中国最有名又最名不符实的地主!
3、周扒皮的三次“幸运” 何不干:半夜鸡叫这个故事,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书,据说这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不少第一,其中一个就是这是唯一一本书名叫《高玉宝》,作者叫高玉宝,里面的主角也是高玉宝的书?根据你书里说,这本书真正的作者竟然不是高玉宝?你的意思是这纯粹是一本从书名到内容都在造假的书?
孟令骞:当今造假一词泛滥。直接说“半夜鸡叫”的故事和《高玉宝》这本书的内容是假的,我心里很复杂。或者说很心痛。但它的确是假的。
《半夜鸡叫》这个故事是假的。它是编造的。《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也可以说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真正的作者叫郭永江,笔名叫荒草。
何不干:靠!无法置信,竟然连作者都是假的?这事也真够荒草的。
孟令骞:“周扒皮”也是造假造出来的。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上去。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进行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而什么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而周春富的侄子是当时的保长,土改时被判成反动保长和反革命分子。他俩被写到书里成为罪恶的地主父子。这是第周扒皮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周扒皮”的制造就是这样一个经过 简单概括,所以我在书的后记里写到: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文盲作家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凑合”而成的产品
何不干:这有点不地道!有点欺负死人的味道,被冤枉死了,再踏上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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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骞:别激动,兄弟!这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何不干:难得难得,你还能这么理性,我现在对你也像对你太姥爷似的无比敬仰了,嘿嘿。
孟令骞:呵呵!我要不理性还不早窝囊死了,但那的确是周家后人的窝囊一辈子屈辱一辈子的事情。
4、作者不反对“翻案”说 何不干:从那一年开始动念头想写家族史的?这本书在网上已经开始流传了,好像影响越来越大?我看到一些声音,不少人都在说你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为你曾外祖父翻案?你听到这种声音感觉怎么样?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你是想翻案?
孟令骞:其实我不反对“翻案”的说法。
何不干:嘿嘿,你想翻什么案?
孟令骞:不少人强调的“翻案”是过去几十年里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思维。那是一定可怕的政治帽子。政治帽子的厉害,在那刻怕的年代里可以让魔鬼变成天使,也可以让天使变成魔鬼。而我理解的“翻案”就是还原事实。没有什么比事实更重要。我最开始动念头写家族史,是因对自己这个父母辈屈辱的家族历史感到好奇,我小时候也受到影响,直接造成了我性格中的自尊和自卑双重。后来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说不清楚怎末回事。有乎?无乎?即使很多头脑日趋理性的人凭借常识和理性知道当年的很多荒唐事件。但是对其来龙去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半夜鸡叫是最典型的一个。尤其是因围绕“半夜鸡叫”而衍生的典型人物(高玉宝),在延续至今近4000多场报告中对“半夜鸡叫”的一直肯定和坚持,更让人莫衷一是。我有必要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我为此准备了五年。视野也是越来越清晰。在新中国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各类事件和人物,他们对历史的促动不可小觑。半夜鸡叫是一个典型的标本。
5、周扒皮是大家的“太姥爷” 何不干:有一种声音,说是周扒皮是一个文学形象,意思周扒皮只是一个地主代表,让你没有必要对号入座,甚至有人说是你非要靠上周扒皮,想借着名人出名?希望没刺激你,嘿嘿!
孟令骞:你问得很客气了。网上有更激烈的骂我的话。骂我在吃棺材本儿。
何不干:这有点过了,太过了,嘿嘿!
孟令骞:说道周扒皮自然要说到《高玉宝》这部书。这部书在1950年代初期,先是发表了《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章节后,才与1955年结集成书的,取名集作者、书名、主人公以一身的《高玉宝》。当时就是要批判旧黑暗歌颂新光明,突出人民军队大熔炉的伟大力量。这一切又是发生在一个文盲战士身上,其教育意义和典型性不言自明。当时出书虽然作为自传体小说出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一部完全的自传。周扒皮是书中地主周春富的绰号。尤其是在以后长达二十年的强化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反面人物周春富的一家遭遇灭顶之灾,家族和后人时候始终活在命运的重压下。这个时期的灾难不是一个人的,甚至不是一个家族的,而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从这个意义上,周扒皮是大家的太姥爷。
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和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的真实性从没有让人怀疑过。在刻画中国四大罪恶地主的作品中,也只有这两者完全取自阶级对立方的真名真姓。而另外两个作品中的罪恶地主,《白毛女》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的原型却在后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中虽被典型化却少有人对号入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人叫黄世仁,也找不到一个人叫南霸天。
只有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和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是完全安在真人头上的。
何不干:你对你太姥爷的看法?你对你太姥爷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孟令骞:两千年前孟子说过: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个恒心是就安身立命的责任感,对家族对社会都是这样。就是在当今的社会,最希望稳定的恐怕不是穷人,而是富人。周扒皮只是辽南乡村的一个小富户。离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里的传统乡绅对中国的作用还有很大差距,但他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优缺点都特别集中“勤俭到极致、吝啬到极致、诚信到极致”,还有一条就是“一根筋到极致”。在当时的暴风骤雨中,存在各种偏差在所难免。在土改那阵,他直到被打死也不肯说出地契的藏处。因为他就是不明白他的心血辛苦攒的的地,为什么要被说成剥削而白白地交出去。但今天提起这些我很尊重我的太姥爷。太姥爷的身上的特点,我们很多人的祖辈身上都有。
何不干: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的价值观似乎已经完全回到并超过了你太姥爷攒钱买地闷声发财的时代了,现在也在鼓励土地流转,勤劳致富,带头致富,似乎你太姥爷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是新时代的致富带头人了,说不好现在就进人大和政协代表我们去了,嘿嘿。
孟令骞:呵呵,差不多
6、《半夜鸡不叫》不是孤证 何不干:你知道吗,很多人在拿起你的书时就在挑剔你审视你,看你是否一家之言片面之词?你作为周扒皮曾孙的身份出现,难免要有主观倾向嘛?
孟令骞:最开始打算写那些事情,是因为我少年事情就生活在家族的历史阴影中,感到屈辱甚至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的具体罪恶是什么?现在有人看了我的书,说作者的记述不是孤证。我很欣慰。当初我的唯一出发点只是想让自己知道、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正是这样我才能心无旁骛的一心求证搜集所有资料、细节、背景。如果是第三者,他不会有我的那种迫切心情的。现在来看,我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做法。
但这项工作的复原的难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有人说历史有时候越远越清晰。宏观到微观。首先是所有的时代大环境。然后才是具体人物、具体事件。
何不干:我注意到了一个78岁的老人在你博客留言,认为你的书事事有出处,件件有根据。这种评价实在难得。那你都还原了什么?
孟令骞:大环境大背景主要有民国、伪满洲、共初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辽南地区的乡村生活和大小事件。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周扒皮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呢。
具体来讲我还原了如下事实。
1、周扒皮的真实热点:勤俭、吝啬、讲规则、诚信、对伙计宽厚。
2、高玉宝没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
3、“半夜鸡叫”不存在。
4、《高玉宝》这部书的真实作者是郭永江,笔名荒草。
7、作者愿和读者、网友一起来反思 何不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呵呵,这是哪个名人说得啊?那你认为人们能藉此反思什么?
孟令骞:我在书中只是呈现事实,很少有评论的地方,而是把判断和认知的空间更多的留给读者。我相信各种层面的读者都会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我也愿意和他们一起来思想、省视。
何不干:那你认为读者能找到什么头脑上的东西啊?
孟令骞:呵呵,我留意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评论。有些很犀利。你看这几条---------
1、土改真的不能提吗?一提土改就大惊小怪,惯用阶级斗争思维看土改。政策和路线是生命。但现实经常是,使用暴力总是比说服简单,发号施令总是比按照法律办事来得痛快。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其实都应该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由习惯法和道德组成的。一个任意践踏底线的社会,即便是单纯地从物质经济发展角度,也很难走得很远。土改后一些农民一改踏实肯干的作风,放开肚皮大吃,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也成了富农。这样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是当时却是真实的。“劫富济贫”、“杀富济贫”应该是绿林好汉们干的,一个社会的合理发展,还是要依靠一个公平或相对公平的机制,而不是出身搞定一切(或者关系搞定一切、金钱搞定一切,有什么区别?)。
2、洞悉人性的黑暗。革命、改革许多时都是好的--因为不符合了更多人民的利益,所以寻求改变。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符合了多数人的愿望,那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去拥护呢?坏的是阴暗的人性。夹带在革命的潮流里,利用执行者的便利,满足自我的私欲,用政策愚弄着人民、想平日之不敢想,做平日之不敢做,于是种种变态的事情打着光明正大的旗号发生了。政策本身是一条直线,但是执行时层层加诸上去的阴暗的人性的私欲慢慢的把它扭曲变形了。所以我觉得,许多时,我们不要光表面的省视一个时期、一种政策、一个政党,也许我们该把目光转向自己,看看人性根底的弱点
3、树典型,是半个世纪以来是我们一直流行不衰的“国粹”。无论是在讲阶级对抗斗争的昨天,还是在讲阶层秩序和谐的今天,作为民族精神滋养剂而诞生的典型们,挂着时代的标签,真真假假大行其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行走的惯性和景观,影响着我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温暖、深刻、脆弱。“半夜鸡叫”和“周扒皮”都是特殊的时代标本,它身上有太多的隐喻和折射,它的跨世纪生命力堪称传奇。在消费真相成为个体生命尊严象征的今天,它能给我们提供太多的咀嚼空间
9、寄语高玉宝做人要但当 何不干:在你的书里,好像很少谈到你个人对高玉宝的真正印象和评价,你对高玉宝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孟令骞:从年龄上讲,我很尊重他。历史有很多偶然。当年高玉宝和周扒皮都在复县很近的两个屯子居住,现在我和高的居住地也很近。我对高的心情很复杂。希望你能理解。在传统意义的中国,一个晚辈对长辈指手画脚是大不恭。我真不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何不干:有什么复杂的?因为是邻居以后不好处理关系还是因为别的?公众名人能欣然接受公众的捧,自然也能对待公众的杀。
孟令骞:当然不是,主要是因为高玉宝在整个事件和时间中所担当的角色。
何不干:你认为他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孟令骞:50年代初期,他只是被选中做扫盲运动的积极典型。他的一切(被宣传标兵、文盲写作、被安排作报告)等等都是被操纵的,是身不由己的,他也曾不安和犹豫过,但他慢慢还是适应了,甚至受益其中,乃至于活得巨大荣誉、名声、地位包括待遇等等。这是他的局限性。我和高玉宝近距离接触过,我也曾试图和这位老人交朋友。我其实对他的印象是他过于“舞台化”。我想他内心一定有个最真实的自己,我希望有机会和他交流。我努力过,但没成功,或者说是我没能坚持下去吧。
何不干:他现在在做报告的时候还在说"半夜鸡叫"是真的,而且说周扒皮的确是一个恶霸地主,你有什么感想?
孟令骞:我依然认为这是他的局限性。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这就是没有文化可以让一个人昏昧无知默默无闻,也可以让一个人登台演讲、到处走穴。事实是怎样,他应该是清楚的。但这么多年的惯性是很难改变的,思考和良知对一个“高位”的人是很难有时间考虑的。当然我们的社会还继续给了一些人这一点土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高玉宝到一个地方讲座,那里的青少年学生已经并不能真正理解高爷爷在讲什么。但主办方却特别有面子,因为请到了一个有50年典型历史的大名人,这是面子,这是一个工作成绩,当地媒体也可以闻风而动。至于来讲者到底讲什么并不重要,学生是否愿意听也不重要。而媒体记者们有时候的目的有可能是又完成了一条好发的采访稿。新闻价值到底有多大也并重要。而采写稿件的基本素材只要到现成的资料文字里抄几段就可以形成一篇大稿。而媒体的渲染,又可以进一步促动下一站讲座地点的迫切邀请。甚至还专门有一批人吃这种饭。有专门写刘文学的人,有专门写雷锋的人,也专门有写高玉宝的人。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制造典型、维护典型、吃典型。跟着太阳在一起就有光辉。这几年网络曾有人陆续开始质疑半夜鸡叫的真实性和期待还原周扒皮真实面貌,一位跟踪采访高玉宝二十年并多次出现在高玉宝报告会团队的的某中央媒体记者(恕我不点名了,但让人严重怀疑他的新闻职业操守),专门写了一篇高玉宝再说周扒皮的文章(网上搜索《也说周扒皮》可见),洋洋洒洒数千字,发在他工作单位的网页上,文中借高玉宝之口,将周扒皮确认成一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看了那篇文字,使人认为周扒皮即使死十个来回也不够偿清其罪恶。这样做是对历史不负责,更是对高玉宝不负责。如果这也是高玉宝的意图,我只能深表遗憾。这篇其实漏洞百出的文字如果公开出版,我想我会支持周家后代官司相见。这种循环这种现象,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何不干: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支持你的人,甚至有人建议你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为你太姥爷和这件事情对你家人的负面影响讨回公道?你怎么想?有这种打算吗?论证过这种可能没有?
孟令骞:我想把现在真相写出来,远比单纯的去打一个所谓的官司可能更重要。书稿写出来后,我没有先在网上发,而是坚持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面世,我有面对白纸黑字的勇气。
何不干:嗯嗯,温和,温和是一种宽容而让人温暖的品质,good! good!
孟令骞:宽容的前提是必须让人知道真相。
何不干:看来你也是挺较真的,叫执作吧,执作也是一种好的品质,哈哈!
孟令骞:人的生命,有肉体生命,有社会生命,也有精神生命。求真的过程也常常是面对自我灵魂的过程,特别是社会名人,更是如此。许多有社会地位的名人都会审慎地维护着自己的声誉、地位,这是极为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无权要求他为了求真去舍去一切。然而我却由衷地敬仰那些为了向善而去求真,并不怕舍弃既得利益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人,为了求真牺牲了许多,甚至生命,但是他们却维护了人格的尊严。
何不干:哈哈,我明白了,我就不做判断了,写出来,让大家嚼舌头去吧,哥们,谢谢哈,知道真相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被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搞晕半个世纪是很不爽的,我们需要花多大的成本就纠正多少常识性的错误呢,嗯,先这样,88。
孟令骞:呵呵,不客气,也谢谢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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