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诋毁上海市领导应立即停播
来源：新浪博客》汪宛夫博客 作者：汪宛夫 2009年12月21日
前几天有美女在电话里说米的时候提到了盐、说爱的时候提到了《蜗居》。这种举B以言A的句式并不罕见，只是最近旁人闲聊时的B常常是海萍、海藻和宋思明等一连串的陌生名字，多少让我有些惶恐。好比二十年前没学会跳舞，十五年前没用过手机，五年前没学会开车，陡生一种落伍于盛世年华的焦躁感。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惊喜于杭州网通已上线《蜗居》，便疯狂地撇开所有的国事家事天下事，闭门将三十五集的《蜗居》一口气看完。
还别说，这部以房事（房子的事、房间里的事）官事为主题的电视剧真的很有可看性，台词的设计较出彩，一拨演员演得也很到位。当然，因为戏里讲的都是当下的热门话题，编戏的、演戏的、看戏的，都很自然地“心系一处”，大家的心思都撞到了同一个点上，不让红都不行。
要说房事，或许是《蜗居》的作者比较精熟；要说官事，那我可捡到了一张牛皮随口吹吹——肯定是我……哼哼……。在机关里的二十年不是白混的，在我看来，但凡《蜗居》里写到官事的，差不多都跑了偏，漏洞百出，好多次让我笑着摇头。更严重的是，《蜗居》的编导人员在一些细节问题的处理上很不严谨，对上海市政府领导存在明显的诋毁行为，如果不作修改，应该立即停播。
我也写过一些小说，而且大多涉及官场，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我最近推出的《国色》《权色》等小说，分别写的是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的事。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一律将小说中的人名地名进行虚构。不仅如此，对小说中写到的情节，有可能与周围发生的情况类似的，也要作出艺术上的牺牲和技巧上的处理。比如，《国色》里的省委副书记可能与某领导的经历相仿，于是对小说中省委副书记的分管工作作了调整，以免授人口舌。小说尽管写得很累，但可以坚信，至少在《国色》里，找不到可以让人对号入座的内容，更不可能对那些现在还在位的、纪检机关还没有认定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作任何方面的影射。
《蜗居》的作者在写作时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担心，在剧本上直接写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上海。很可能是到了拍戏甚至最后剪辑时，才匆匆忙忙将上海市改成江州市，将复旦大学改成“你姐海萍上过的那所名牌大学”，将东方明珠改成了世纪明珠，还有其他一些改动。但是，工作人员修改时还是很粗心，导致了上海市和江州市同时在一部戏里穿插出现的矛盾现象。海萍和海藻所上的大学，有时是“那所大学”，有时是复旦大学。既然是复旦，还改什么江州，不是明摆着写上海么？难道上海市下面还有个江州市不成？当母亲发现海藻成了官员二奶后，一边打海萍，一边骂“当初是你把妹妹带到上海来的”。看，演员又说漏嘴了。还是剪辑时屁股没擦干净？
既然《蜗居》写的是上海，那宋秘书和张市长就很成问题了。起先我搞不清楚这个宋秘书是谁的秘书，是市委办还是市府办的。后来快结尾了，才清楚他是市政府最高首脑张市长的秘书。专案组在查案时，将宋秘书列为2号嫌疑人，而张市长则是1号。我查了近年来上海的反腐史，似乎没有发现有哪位市长、副市长因为腐败问题下台。那么，剧中所指的究竟是哪位市长？是不是坊间一直谣传、组织上并没有查实的某位市长？这样去影射，很不严肃，可许多作者却颇有此好，以前确实有人这样干过，惹了麻烦。因为张市长在剧中出现的场影很少，到片子最后几集，我仔细瞧了瞧张市长，突然发现，这位市长的脸长得好生面熟。戴副眼镜，脸圆圆胖胖的，笑起来的样子……不好！这不是上海市的某任市长、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首长吗？像，实在是太像了！
用这种手法来影射他？广电部门在审片时也太失职了，怎么会这么轻松地放过，让它播了这么久呢？显然，他们是被一会儿江州、一会儿上海给搞糊涂了。如果工作认真负责，就应当让编导人员将片中出现的所有上海市改成江州市，将复旦大学改成N旦大学。现在改，也来得急。如果不改，就应当立即停播。
退一步说，即便戏中没有任何影射，但由于用了真实的地名上海市，写到了市里的一干领导，难免让人误解，给人对号入座的想象空间。试想，如果我们去写反腐小说，能够毫不忌讳地去写杭州市、广州市、北京市吗？能写中央领导的问题吗？如果写了，是纪实小说，还是纯属虚构？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蜗居》里其他地方写到官场的，也大多经不起现实生活的推敲。比如，宋思明已经四十好几了，还是个市长秘书，人称宋秘书。事实上，作为省部级领导的秘书，大多三十左右，级别低的为副科正科，高的副处正处。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往往提拔较快，到了四十左右，早已提拔为办公厅的副主任或主任，成为厅级干部了，更快的则已成为副秘书长或秘书长了。也就是说，按宋思明的年龄和风光劲儿，应当称作宋主任或宋秘书长才对。
领导专职秘书并需要像大家猜想的那样整天写材料，但各方面的联络工作也很忙碌，几乎不得清闲。所以，在《蜗居》里面宋秘书白天老是私下里瞎忙泡二奶、跑到无锡鬼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现。更荒唐的是，这个宋秘书居然还和其他领导一起胸佩红花，参加某工程项目的剪彩仪式。试想，秘书都去一线拿剪子剪彩去，那还要领导干什么？母猪都上树，还让猴子玩什么？作者真有些异想天开了。
剧中的市委孙书记了解到张市长及宋秘书的一些违法违纪传闻，于是叫来某中年男子，说：“由你负责成立专案组！”开始没看出此男子的身份，不知他究竟是检察院的还是纪委的。后来几场戏都是他找宋秘书夫妇“谈话”的，推测应该是纪委的。能被市委孙书记叫去负责办案的，应当是市纪委的书记或至少是副书记。但是，市纪委书记是市委常委，属于副部级，市纪委副书记则是正厅级，他们通常不可能一个人单打独到，去找宋秘书谈话的。事实上，像宋这样的处级干部，根本用不着他们这种高层领导去谈话（感觉像是公司老总在车间干活，没人了？把市纪委当家庭作坊了？）。如果说要查1号人物张市长，那就是越权了，这应该是中央纪委的事。市纪委决不可能越俎代疱，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便市委书记有要求，也会据理力争，因为纪委是双重领导的，业务上受上级纪委领导。
整个办案过程的铺陈，也非常幼稚。从情节上看，一开始专案组并没有发现张市长和宋秘书有什么确凿的违法证据，似乎仅听凭传闻而开始立案，这在纪委办案中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省部级领导根本就不能轻易下手，即便是对他的心腹秘书，也得在掌握了某一笔或几笔确凿的证据后才能动手。而在剧中，办案人员总是开着车尾随盯哨，拍几张照片来向上面交账。负责办案的纪委书记去找市委孙书记汇报案子“很难办下去”，孙书记急躁地吼道：“证据！我需要你们拿出证据！”在生活中，像孙这样的高官，什么大要案没有见识过？他会因为一个处级干部的问题而那么焦躁？说话用得着喊和吼么？这时候的孙，说话应该平静才符合他的身份，而不是相反（长得像高级干部，说话像乡镇干部）。至于孙书记与宋秘书的一番长谈，语气也是一样的高亢激奋，而且话里有话，像是两个强有力的对手之间的谈话一样。事实上哪有这种可能？省部级甚至副国家级的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可能会与一个处级的小秘书长久地高谈阔论？而且谈的都是那么深的政治问题？那一大段，全是子虚乌有的废话。还有剧中的专案组组长、纪委书记似乎对办案一窍不通，一会儿把宋秘书找来谈话，一会儿把他妻子找来谈话。谈了一会儿又让他们回去，要他们考虑考虑，或者说要宋妻回去劝说宋来投案、退款。这种在毫无证据前提下的谈话，岂不是白费劲？如果掌握了证据，那不是打草惊蛇吗？纪委办案能这么小儿科吗？
剧中整个案件的突破，是因为陈寺福手下的拆迁民工不小心闹出了一个命案。陈寺福因此惶惶不安，而宋秘书最后也无奈地卷进。也就是说，纪委查了半天，根本没查出宋秘书的任何问题，只是到了陈寺福拆迁压死人后才把宋秘书拖出来。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陈手下的人无意中压死了一个老太太，与宋秘书有何相干？从法律上讲，拆迁民工有直接责任（而且是过失致人死亡）、陈寺福有间接责任，而市政府的宋秘书根本就毫无责任。他没有必要为此担惊受怕，法律根本追究不到他。更何况还有张市长罩着他，他用得着这么担心吗？
也就是说，《蜗居》中涉及官场和办案的，处处是漏洞，经不起任何推敲。
至于房事方面，问题要少些，但不是没有。现在房价过高，很多市民买不起房是事实，可也不至于像剧中渲染的那么过分和吓人，把在校大学生们搞得几近绝望。一对复旦大学毕业的夫妇在工作十几年后（双方父母有退休金、小孩有人养），积蓄只有八万？要知道，他们上的是复旦大学，不是鸡旦大学、笨旦大学。据我了解，即便再普通的大学校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夫妇，通常在这种状况下，至少应该有五十万至八十万的存款（如果以前没有置办过产业），适当贷点款买套一百万左右的房子，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整天吃挂面泡面，到处借款，甚至为筹款而迫使丈夫坐牢、妹妹做官员二奶……这也太怂人听闻了。还好，这只是一场戏，看过也罢。希望高校的学子们千万不要被误导、从此热心钻研歪门邪道走向堕落，而应当专心学业、勤奋学习，走出校门后努力拼搏和奋斗，自然有越来越美好的生活等候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