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答作家殷谦对《蜗居》的质疑

答作家殷谦对《蜗居》的质疑

来源：网易博客》 马庆云的博客  作者：马庆云  2009年12月15-16日

一答作家殷谦对《蜗居》的质疑

2009-12-15

作家殷谦在博客中国发出了成系列的对《蜗居》质疑的文章，在第一篇中亦有言如下：凡是为六六及《蜗居》辩护都是无知可笑的，这在文艺批评上是一种常见的奴隶性格和懦夫做派，这是为六六的不负责任以及任性进行狭隘、偏激、自私的辩护。我固执地认为我具有作家殷谦先生所说的以上这些劣根，所以，以殷谦先生对《蜗居》的质疑的各个段落为蓝本，一一进行我的这种奴隶性格驱使下的可笑的辩护，也随着殷谦先生成系列文章的逐步发表，来一篇一篇的回复。因为今天刚刚看到殷谦先生的文章，所以，决定从第一篇开始回复。

“前几天有朋友对我说，他不打算再拼命工作了，也不打算结婚了。看他沮丧又认真的表情，我就有点儿不解，一直都踏实稳重的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你没看《蜗居》吗？社会都黑成这样了。惊愕之余再问他，社会黑成啥样了？他不屑地埋怨，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没房子就结不了婚，不如得过且过。我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当时我并没有对他说什么，当然我知道，除了重复几句无关痛痒的鼓励或安慰外，我也不能对他说些什么。回到家，我按照朋友的指点，在某个视频网站上看了这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也许不对我的胃口，我按了一路快进键，昨天终于看完了。”

——我觉得殷谦先生一路快捷键的做法从单纯的看电视剧的角度上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殷先生要做这样的批评文章，连最基本的电视剧蓝本都不能从头至尾的看完，是否犯了先入为主的主观毛病？并且，看过六六女士《蜗居》原著的人都知道，电视剧版的《蜗居》与六六原著的原貌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是有相反性的，电视剧中的一些情节也是失去六六性格的。既然要做批评文章，连原著都不屑于去看，做出来的批评，大概也是可以被读者不屑的吧！

“感觉如何？（一般在视觉感官下，我不大习惯用“感受”这个词）个人感觉有点复杂。首先我想到了该剧的编剧六六，这个女作家，（据说《蜗居》2007年出版，销量不怎么好，而随着电视剧搬上荧幕一夜走红，出版社准备加印以满足市场需求。）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作家？我问这个问题并无人身攻击的动机，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因为一部作品之所以是那样的而不是这样的，这大概要决定于写这部作品的人，也就是说，作品可以反映作者的人格修养，作品也是作者的心灵镜像，我们看一部作品，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其次才可以看到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有其作，必有其人，所以，如果要批评或责备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批评或责备的是作者，而不是作品中的其他任何人。有很多读者或观众，愚蠢到首先将作品中的人物架上了审判台，譬如，大骂宋思明不是人，骂郭海萍小女人，骂陈寺福没良心……可是在批评这些人物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生”他们的“母亲”六六。”

从殷谦先生后面的这几句话来看，我猛然觉得好像是这个意思：制造潘金莲形象的施耐庵首先是要被“批评或责备”的，制造白骨精形象的吴承恩首先是要被“批评或责备”的，制造薛蟠形象的曹雪芹首先是要被“批评或责备”的。显然这些“批评或责备”都是无法立足的。到这里，我开始怀疑起殷谦先生的话语逻辑上是否存在明显的错误呢？或者说，这是一种故意的错误呢！

“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批评六六？六六写出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写出了别的作家都不敢写的作品，为什么还要批评她？难道现实社会的黑暗就不应该批判吗？电视剧《蜗居》深受观众喜爱，其实我并感到惊讶，因为人就是这样，作品越刺痛他，他就越对作者表示敬意，越认为作者很伟大，受作品伤害越深，越认为作者值得尊敬。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刺激”，在这个浮躁的现实中，很多人是寻求和期待“刺激”的，也就是他们大多都有点典型的受虐狂心理。看了反映社会阴暗面的《蜗居》，他们的内心方佛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他们把所有的忤怨统统归咎于社会，乃至大骂当权者或执政者。这也是《蜗居》被禁播的根本原因。”

作家殷谦所说的大家喜欢《蜗居》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寻求刺激、满足自身的受虐心理，因为《蜗居》写了社会黑暗所以大家能够满足自身的受虐心理了。那么，我倒是想问问作家殷谦，整日的看那些歌颂政绩、粉饰太平的新闻，难道就不是一种受虐心理的满足了吗？我倒是觉得，大家之所以关注《蜗居》，正是因为这样的粉饰太多了，大家有受骗的心理，才来寻求一种真实，作家殷谦所说的受虐，正是我们所说的真实罢了。还有，殷先生所说的把种种问题归咎于当权者，我觉得有移花接木之嫌疑！首先，作家六六在《蜗居》中对宋思明这样的权力者都是一样的精神关照，具体如何进行的关照，可以参阅本人评《蜗居》的第二篇，这种精神关照并没有一股脑的就把问题的根源直接引导权力者那里去呀！作家六六尚且没有愚昧到“把所有的忤怨统统归咎于社会”的地步，这或许是一路按着快进键的殷谦先生的一厢情愿吧。好好看看《蜗居》，大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了。殷先生的说法倒是使我想起几个愚童评判《红楼梦》的一句话——贾宝玉的爱情悲剧是封建社会造成的。而这与殷先生的说法一样，都是对作家（六六、曹雪芹）的误读。

“这么说来，如果谁要批评批评《蜗居》，谁就站在了大众（主要指80后）的对立面，谁要批评六六，谁就是动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有批评才会有进步，世界上可以缺少赞美，但绝不能缺少批评，所以，我打算将批评进行到底。通过六六的两部大作《双面胶》和《蜗居》，殷谦突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六六是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感觉她的窗户未曾打开过，阳光从未进来过。苏淳说：“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地雷，和平年代更是如此。”六六喜欢沉湎于黑暗，似乎只有在没有光明的地方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才能体验到残酷的激情。海萍说：“爱情那都是男人骗女人的把戏。”在爱和恨之间，六六倾向于叙写自私和冷漠；宋思明说：“现在的社会太现实太残酷了，没有人再认为亲情是重要的了。”在恶和善之间，六六倾向于叙写残忍和无情；海藻说：“人情债，我肉偿啦！”在崇高和卑鄙之间，六六对前者缺乏应有的敬意，而倾向于叙写世故、油滑、无耻、无畏；宋思明说：“我是来干你来的”，在兽性和人性之间，六六更是倾向于赞美兽性而摧毁人性，嘲笑人的文明和道德，而宣扬野性和下流。”

殷谦先生所谓的精神领袖一语，是做批评的人所不应该说出来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属于给作家与读者双重地捏造罪名。作为《蜗居》的一名读者，我并没有把六六当做精神领袖呀！殷谦先生一刀切的做法太过于草率，这样做出来的批评在质量上让我怀疑！然后，殷先生提到一个作家是否黑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倒是有一点意思，可以再和殷先生说道说道。我固执的认为，描写黑暗并不能代表作家本人的黑暗，相反，作家正是黑暗之上的这盏明灯，虽然它处于黑暗之中，但是正在寻求整体大观黑暗的方法，对这些黑暗做精神担当。殷谦先生说“在爱和恨之间，六六倾向于叙写自私和冷漠”，而且拿出宋思明的话来做例证，其实，这正是殷谦先生按了一路快捷键的结果——真实的宋思明也是有血有肉有亲情有爱情的，他对于自己的女儿，对于海藻，甚至于对于岳父和妻子等等，都不是自私冷漠的，人时不时的一句冷一些的话，怎么能作为一个人终生的定性呢？殷谦先生的主观偏见太浓。至于殷谦先生所说的性的问题，我在评论《蜗居》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有探讨，也告诉读者作家本人对性的描写正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意识，这里就不与殷谦先生多言了。

“其实，六六的作品缺乏对纯真、善良的信仰，缺乏对人物的爱意，缺乏伦理上的健康，如果说六六能叙写人性中的残忍、阴暗、丑恶的一面，从而获得观众的拥戴的话，那么她就更应该创造出美好和善良的人物，来显示她的正义与崇高，可是她没有。是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很多毛病，即便像六六说的“到处都是地雷”，那么，六六应该帮助大家如何避免这些地雷，而不是拉着大家去踩地雷，六六很耐心地告诉女孩们如何才能当上二奶，却没有告诉女孩们如何不去当二奶。优秀的作家总是在追求善良和完美方面很有激情，而当今像六六这样的作家却与之相反，在冷漠和仇恨方面显得尤其固执和倔强，她是有调动观众胃口的激情，但那是一种怪异而阴冷的激情。”

如果说六六缺少对纯真和善良的信仰，那么《蜗居》中的小贝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曾经在写《蜗居》的第三篇中直截了当地说，小贝身上正是六六的道德感召，是作家本人的精神寄托，六六正是让小贝带她在作品中追求一种童心赤子的生命状态呀！难道小贝不属于美好而善良的人物？殷谦先生说六六只描写一个女孩怎们成为二奶，而没有描写怎么才能不做二奶，但是，如果说海藻是一个二奶之路，那么海萍不正是一个非二奶之路吗？殷谦先生为什么视而不见？我到这里，开始怀疑殷谦先生的居心了。六六有的时候描写阴暗，正是对阴暗的揭露，是阴暗头顶上的明灯，正是告诉读者，那是黑暗的，可以绕开走的，正是告诉大家怎样不去踩那个地雷！如果黑暗顶上的灯都被称为黑暗的话，那殷谦先生是否对《蜗居》不怀好意呢？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为六六打抱不平：“难道生活中不是布满了地雷吗？难道生活中不是充满了堕落、颓废、浮躁吗？六六真实的记载了生活，这有过错吗？”可以理解。你有充分的理由为六六的眩惑和消极的《蜗居》辩护，难道就不能写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残缺吗？殷谦认为，不但能写而且要必须写，因为文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与其说她是写“生活”，不如说她在写黑暗本身，优秀的作家是为了追求美好才写丑恶的，为了追求光明才写黑暗的，因为光明的意义和价值远比黑暗本身要重要的多，所以才要表现人性的伟大和高贵，才要表达人们对光明的追求与渴望，人生来就是要与外部社会和心灵世界的黑暗斗争，以此来实现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发展。我们就是要批评和反对《蜗居》，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部背叛文学和艺术基本道德原则的作品，它陶醉于叙写黑暗本身，也就助纣为虐地成为了黑暗的盟友。”

作家本人能不能成为黑暗的盟友不是看作家是否写了黑暗，而是看作家对待黑暗的态度问题，如果说六六助纣为虐，那么最起码六六是应该歌颂黑暗的呀，但是，六六没有，她做的却是把这些黑暗的东西公布于众，寻求出路！六六的作品中没有设立一个符合作家殷谦认可的高大全的追求光明的形象出来，就被殷谦先生打上黑暗盟友的罪名是否有些文革思想了？殷谦先生的这种文艺思想，在我们建国之初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文艺界得到广泛讨论，最后被以政治的手腕压制下来，作为作家的殷谦先生，肯定也是很清楚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的。我们建国之初的许多小说，就都是殷谦先生所期待的这种高大全形象了。后来，随着文艺的逐渐拨开迷雾，我们才发现，只有贴近小人物，而并非是一门心思的高大全，文学才能够得到发展，我们的文学之笔才能够有生活的质地。在六六的笔下，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精神解脱与精神家园，只是没有像殷谦先生所期待的那样，整日的高呼着光明的口号罢了。

“凡是为六六及《蜗居》辩护都是无知可笑的，这在文艺批评上是一种常见的奴隶性格和懦夫做派，这是为六六的不负责任以及任性进行狭隘、偏激、自私的辩护，为什么？因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向生活显示自由意志和精神力量的自觉行为，而并非“生活”驱使或奴役下的被动的行为。文学或艺术并不是对生活无条件的随同、放任和随顺，而是对生活的拒绝、拷问和质疑，如果像六六一样，将写一部作品的笔触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层面来反映现实生活，那就不能使其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更不能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精神力量的作品。因为六六无法超越“高于生活”的道德立场、情感态度以及人格气度，她只是满足于与生活保持一种异化性质的一致性与相似性，而缺乏超越现实的道德激情和内在自觉，以及缺乏对现实生活应有的质疑，所以她的《蜗居》是一部消极的，没有任何精神力量的作品，《蜗居》的追捧者除了满足于安抚自己的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外，他们并没有体验到诗意的激情，也不可能感受到雄厚的力量。”

我对作家殷谦这段的第一句话提出严重地质疑！按他所言，是否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再说话了呢？一说话就是无知可笑的了！——这种乱扣帽子的话语，是否还是文学批评的语言，是否还能承载起它的文学批评的公正性呢？殷谦先生说“这是为六六的不负责任”进行辩护，并且认为六六的《蜗居》仅仅停留在反映生活，这正是一路快进键的结果，殷谦这种不负责任的观看方式，使他不能得到作品之上的艺术享受，不能体味到《蜗居》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意蕴，所以，他才偏执地认为《蜗居》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六六正是站在视觉大观的角度来审视生活，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进行精神担当，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以前写《蜗居》的作品中也曾经说过，不再多言。《蜗居》的精神力量正在于它对黑暗的记述，并在这种记述的基础上的精神担当！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价值迷失、信仰缺乏、人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积极的、力量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它虽然也写黑暗，但它从不忘以光明作背景；它虽然也写丑恶，但从来都是以美好作底子；它不但帮助人将自己从野蛮的深渊和兽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能够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的生活手段，并教会人懂得尊严、高贵、优雅、得体的意义，而不是蛊惑人沉溺于冷漠的残酷和自私的道德放纵，更不是纵容人为了追求物欲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尊严；它任何时候都怀着温柔的善念，向人和世界表达深深的祝福的情感，从不诅咒生活，从不否定道德，从不逃避崇高，从不贬低人的尊严，从不把爱情视为“骗人的把戏”，而是沿着可靠、稳定的道德基础，无论遭受什么样的艰难和不幸，都能够深沉地、强烈地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

我个人认为，作家殷谦的这段话正是《蜗居》的成就，不能构成对《蜗居》的批评。《蜗居》正是写黑暗而以光明为背景，没有光明，哪来的我们批判的黑暗呀？《蜗居》写丑恶正是拿美好做底子。《蜗居》里面也正是讲求赤子童心的真爱的，也正是一种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物的写照。

一段一段的反驳过来，最后发现自己写了那么多又臭又长的文字，真实着实对不起我的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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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答作家殷谦对《蜗居》的质疑

2009-12-1

在二答作家殷谦对《蜗居》的质疑之前，我先发一点小牢骚：《一答作家殷谦对<蜗居>的质疑》一文针对殷谦先生的文字逐段进行作答，没有一点出格之处，但是新浪博客不知道为何以有违禁内容为由删除了我的博客文章，如果说是因为广电总局限制了《蜗居》的话，那任何关于《蜗居》的评论都应该隐藏，为什么唯独殷谦先生的批评《蜗居》的文章可以被新浪这样的网站首页推荐，而但凡是这一样的对殷谦先生作答的文章就“被有违禁内容”了呢？上一篇文章，也独独在新浪“被有违禁内容”了。这里面我想引用殷谦先生第二文第一段中的话，“我并没有完全否定六六和她的《蜗居》，即便是有不同看法，也是一家之言，所以，没有必要暴跳如雷”，笔者既没有暴跳如雷，亦没有不是一家之言，不知为何得到新浪如此厚待？！

然后，我想转引我第一文后面的一个朋友留言于下，仅供大家参考：

照殷谦的逻辑，《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沦为妓女是因为托尔斯泰内心太阴暗；高老头被女儿所抛弃最终悲惨死去，是因为巴尔扎克内心太阴暗；《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等底层民众苦苦挣扎却最终为生活所灭是因为雨果内心太阴暗；《漂亮朋友》中杜洛伊凭着英俊外表取悦贵妇得以一路飞黄腾达是因为莫泊桑内心太阴暗。……而余含泪、王做鬼内心光明得很，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家，做鬼尚且觉得幸福，岂不是社会的最大的光明面？

我是个内心阴暗的人，我不妨做一个阴暗的猜测，作家殷谦之所以如此诋毁作家六六，只不过是中国几千年来文人相轻的优良传统的延续罢了。

看到网友的留言，我宁可希望这是一场文人相轻的文字游戏，而不是其它，也但愿不是其它。如若是其它，我亦希望在殷谦的文章貌似能够一锤定音的时候，有大方之家把我这遗笑的小文拿出来和殷先生对峙一二，以求取文学批评的公正性与全面性。因此，本文继续延续上文的风格，逐段对殷谦先生第二文作答。

“我不否认《蜗居》的现实，也不否认《蜗居》的生动。我在“一评”中所说的意思，那大概是有点遗憾，就是它还不够深刻，《蜗居》本来还可以写得更好。其实我强调的就是，这部作品缺乏一种积极的东西，因为文艺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与人们的伦理体验以及道德感受紧密关联的精神现象，并不是一部作品揭露了什么现实黑暗面，它就一定是好作品。就如媒体，如果一个媒体整天报道社会的阴暗面，那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好事情，说白了还会有很大的负面的作用。我就听到几个小女孩说，就喜欢“宋思明”那样的男人，做小三没什么不好，有大房子住，有大把的票子花。真是现实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被轻易地“颠倒”过来，流氓成为偶像，下流变为高雅，无耻变成荣耀，《蜗居》以令人费解的无畏和偏执，裸奔而来，一头扎进“万恶”的“旧社会”，让我们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和喜剧情景。”

我来正面回答殷谦先生，《蜗居》这部小说（小说才是作者六六的作品）是否缺乏“积极的东西”。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了，也正是《蜗居》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所在。《蜗居》直入社会黑暗之中，看似是在做一个使人绝望的工作，实质上正是通过艺术的绝望来完成人生的希望，是让人活下去的作品。《蜗居》以比较真实而不是全部的真实（笔者更希望它能全部的真实）记录了生活，让读者在小说作品中看到与他一样的人，从而坚定这个社会他并不是唯一不幸的，从而找到继续坚持的力量。《蜗居》没有完全给人以无望，海萍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结论。甚至于哪怕是最悲惨的结局，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呼唤，是作家的纯良与善意所致的。殷谦先生说《蜗居》一门心思暴露社会黑暗这个观点，是很有问题的，可以把殷谦先生的话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媒体整天报道社会的光明面，那也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说白了负面作用更大。人们不见黑暗，哪能知道光明的事情，马克思主义里面的矛盾性问题难道身为国家养活的作家殷谦一点都不懂得吗？《蜗居》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我们的媒体每天都在宣传光明的时候，能够站出来说出比较的真实来与光明对应，从而更加的衬托光明，让人们追求主流媒体所报道的光明，让人们能够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相反，那些一门心思只写做鬼也高兴诗歌的人才是最用问题的。

“文艺作品之所以为文艺作品，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作品的精神力量来影响人，继而向上提升人，而不是降低人。《蜗居》部电视剧虽然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污点(值得表扬)，但它缺乏优秀的文艺作品那种向上提升人的精神力量。所以，作者在叙述人物的伦理体验和道德痛苦的时候，必须以巧妙的方式显示自己对世界的情感态度——当然要追求真实、准确、客观、可信的艺术效果，但绝不能冷冰冰的描写和展示，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之所以优秀，除了他们为观众或读者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和真实感人的情节，塑造了典型的、真实的人物，最主要的是，他们通过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修辞行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以及对观众和读者显示出崇高而伟大的伦理境界，表现出温暖而健康的道德情感。人不可以太自私，你可以不负责任地“玩完”你的一生，你绝不能不负责地“玩完”下一代的一生。是不是让我们告诉大家，甚至告诉孩子们，只要当小三，房子就没问题，只要出卖肉体生活就没问题，只要牺牲亲人，幸福就没问题？《蜗居》迎合了一部分底层人的消极心理，为一部分人找到了心灵慰籍，这一部分人可以理所当然地接着消极下去：买不起房子是因为社会太黑暗，找不到老婆是因为女孩都当了二奶，没有好工作是因为官场太腐败。”

殷谦先生上述的文艺观点，只是文艺界的一种比较偏狭的观点罢了，作为文艺工作者至少应该具备两种兼容并包的观点：一、如殷谦先生所言，“他们通过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修辞行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以及对观众和读者显示出崇高而伟大的伦理境界，表现出温暖而健康的道德情感”；二、如殷谦先生所反对的那样，“冷冰冰的描写和展示”。殷谦先生所支持的文艺观点，我亦是支持的,但是殷谦先生所反对的这个观点，我倒是觉得殷先生过于狭隘了，在文艺界已经大量认同这种记叙方式——作家只展示生活，但并不参与作品中的生活，作家是不在场的，有的时候生活的最大真实就在于这种“冷冰冰”。文艺界都正在研究探讨的学术观点能否用来作为否定作品的武器呢？并且，《蜗居》本身亦不是殷先生所言的“冷冰冰”，作者六六本身就是怀着最火热的心地来抒写人生离合的，如果《蜗居》让大家看到做二奶的大房子、大车子，那同时也让大家看到海藻的失去子宫！六六是爱憎分明的，她对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做了精神上的担当，这是一种真诚的担当模式，不掩饰他们的悲惨或者开怀，而直面其精神层面上的孤独与寂寞，如果说出于这种担当的描写都是作家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么迎合作家殷谦的文章是否只有那些“高大全”了呢？《蜗居》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直接描写人们中间的生活，而不是做偶像剧一样的美好地虚夸，蜗居状态的真实性让人们在真实中寻找到存在的执着性，而不是发现偶像剧浮华生活根本无法实现后的失落与自我灭亡。

“揭露黑暗，痛斥黑暗，好的作品就应该包含这种否定的“指向”，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求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指向”：相信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是美好的，而不是一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把戏”；相信只要两个相爱的人携手努力，通过勤劳的双手就可以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相信幸福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拥有一套大房子或者拥有花不完的钞票；相信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尊严、人格、正确的价值观。影视也好，小说也好，都是面向人类的艺术，是向他者伸展的艺术，作家不能以自己幽闭的心灵和狭窄的视野，以及情感上的自私和冷漠向大众去展示一个毫无希望、毫无情感的灰蒙蒙、冷冰冰的世界，不能以自己身上的利己主义倾向，导致大众心灵麻木、内心封闭，甚至导致幸福快乐的减少，直到丧失。”
殷谦先生试图拿这些话来否定《蜗居》，而实质上《蜗居》正是这样的作品。《蜗居》并非简单的否定黑暗，而是关照所有黑暗，诚如笔者在写《蜗居》评论的第二篇中所言，这里不再做更多说明了。鱼眼睛的事情，正是告诉大家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是美好的；海萍、苏淳的事情也正是告诉大家相爱的人携手共进能够缔造生活；整部小说写下来，读者亦自会知道幸福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更多的人生“活着”状态的哲学追求了。所以，殷谦先生这段看似批评实则表扬《蜗居》的话，我不做更多反驳了，毫无力量感可言了。

“《蜗居》是那种怀着恶意对人物进行贬低和挖苦的作品，没有良好的伦理精神和情感道德，始终把人不当作人，不当作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虽然《蜗居》有些批判力量和反讽精神，但却看不到作家的祝福感，《蜗居》似乎不希望人们活的更有尊严，更体面，更高尚，更纯洁，更幸福。六六是“利己主义世界观”的信徒，沦落为这个时代流行价值观的牺牲品，在她看来，利己主义是理所当然的，而“利他主义”则是虚伪和落后的，她只把《蜗居》当做“自己”的事情，好像与他人无关，总是炫耀着自己的“堕落”，陶醉于自己的“颓废”，沉溺于自己的“痛苦”，总是兴致勃勃地表现那种扭曲的情感和阴暗的心理。海藻和宋思明躺在被窝里媟狎，却在电话里敷衍着小贝，淫恣地尖叫……六六是一个对纷杂、琐屑的生活表象有较强的摄取能力的作家，她缺乏对“混乱的感受”进行升华与理性化的整合的能力，她分不清爱情和欲望的界限。从《双面胶》到《蜗居》可以看出，六六把羞辱人当做自己的事业，她不懂得“人道主义”的真正含义，觉得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伤害、相互施暴，就毫无其它生活内容；她的作品几乎只有低级的快乐，几乎只有否定的“指向”，几乎只有反社会性冲动；她不知道也意识不到“祝福”的意义，很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传达真正的情感和祝福的善念。”

我觉得殷谦先生最不值得反驳的段落就是这一段了，满文的都是扣帽子、打棍子了，他给作家六六扣上的任何帽子都是没有经过论证的，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的口气，我一旦还拿这一段做字斟句酌地反驳的话，笔者亦沦为殷谦先生一样的写作者了。

“《蜗居》播出后，对剧中涉黄的台词非议四起，六六对媒体以一种不屑的口气说：“性难道不正常吗？对于这些纯洁的观众，我感到很抱歉。” 无可非议，“性”当然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健康的性生活和健全的性观念，是构成和谐而完整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绝不能将“性”当做“救世”的良方。“性”并不是终极目标或生活的惟一，也不是武器，它消灭不了人对权利、地位、名望、金钱的贪欲。把“性”话题当做吸引观众眼球的主要手段，并且还缺乏节制地炒作和渲染它，就极有把人降低为禽兽的可能。《蜗居》中的一些台词，比如什么“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什么“吃棒棒糖、我想咬你”，什么“鞭长莫及”，什么“我就是疯狗、小钢炮”，还有什么“九浅一深、天天翘着”、“我就睡在你和你老婆中间”……诸如此类，把一种私我化的体验搬上电视屏幕，写进文艺作品，这无论对读者还是作者都是一件有伤尊严和体面的事情，既没有引起人的道德反映，也没有引起人的美感反映，反而作者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缺乏德性的作品。”

殷谦先生的功夫大是可以到扫黄办公室去了，听说《红楼梦》中也有这样的黄段子呢！关于《蜗居》的黄段子问题，笔者在写《蜗居》评论的第一文中就已经有详实论述，那文拿来回答殷谦先生这个疑问最好不过了，关于有些人可能会拿这个黄的问题来“不怀好意”地苛责《蜗居》的事情，笔者早就有所准备了。笔墨昂贵，不再多言。

“影视和小说作品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家或艺术家的伦理态度和道德情调，很大程度影响着观众或读者，尤其影响着未成年观众或读者的道德成熟和人格成长。殷谦认为，作为编剧、作家，在创作时，至少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无论叙写多么混乱、多么复杂的生活事象，都不能放弃对观众，对读者的道德责任。然而，从《蜗居》中看到的是野蛮和粗俗，而不是教养与文明，它无畏、无耻地告诉人们，“肉偿人情债”完全是合理的。不是说不能写“性”，但必须要以富有诗性和教养的方式来写，身体修辞就是道德修辞，我们有理由反对那种把人降低为禽兽的、让人脸红的野蛮行为。”

笔者诧异，六六何时说“肉偿人情债”完全合理了？抓住小说中一个人物的一句话来否定作者本人，批评者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了！如果按照殷谦先生的这个观点走的话，完全可以拿出殷谦先生的小说来找几句相对反面的角色出来，划几句话安在殷谦先生的头上！我若是这么做，相信是一种无耻的批评方式了，失去了做批评者的资格与人格魅力了。

“我们的时代已经够孱弱，够破烂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凡是象《蜗居》这样的文学和文艺作品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文章写到最后，笔者已经感觉到殷谦先生的强弩之末了，扣帽子已经取代文艺批评，再做更多的回复，已是有损笔者自身。

昨天才看到殷谦先生的文章，略作一答，今天再根据殷谦先生的第二篇质疑再做一答，虽然其中觉得殷谦先生多有以扣帽子取代文艺批评的地方，但还是固执地奉劝殷先生，多做文化方面地探究，少学棍子棒法的伎俩！一种文艺的博弈，只有双方在力量对等的基础上才有精彩可言，殷谦先生如果在第三篇质疑《蜗居》的文章中还是没有走到文艺批评的正路上来的话，笔者只能以最大的嘲笑的沉默对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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