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 一部久违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来源：人民网 》强国社区 作者：杨松林（邋遢道人） 2009年12月13日
评《蜗居》1：一部久违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 邋遢道人 ] 发表时间： 2009-12-13 14:21:42
《蜗居》的价值，在于她用文学语言把今天中国整个号称中国人良心的文人阶层完全被肉欲所绑架，精神酱缸化的现实进行了准确的描绘；把三十年来他们极力主张的“人性”实际上不过是“兽性”；“个性”如何在资本面前被研磨成“奴性”进行无情的展示。
《蜗居》的出现是消亡了差不多七十年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回归，达到了“海派”文学的顶峰。无论如何褒扬这部作品，都不足以反映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文艺作品的力量在更多的时候比枯燥的理论叙述和激扬的文字更加有力。一部《蜗居》鼓起民众对被权利和资本绑架的房地产市场的愤怒，抵上10把“牛刀”。张宏良那些激昂的话语对迷茫国人的猛击，不见得比观众回味出自己看到海藻做二奶的过程竟然感觉顺理成章和深感同情时的诧异和反思，触动更深。
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本来特指19世纪欧美一些作家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着力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具有极强的批判精神，被高尔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其中不少作品的主人公与《蜗居》一样，属于“小资”和底层文化人，作品通过真实描绘他们的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如何在现实中破灭的过程，对整个社会进行揭露。卡门、于连、吕贝卡-夏波、毕巧林、罗廷……等人的精神和精力简直就是海萍和海藻的前世。
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时必然的。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法国、19世纪末的德国、美国、俄国的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上高速发展，大量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一方面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人们被撕裂成生活在完全隔离的两个世界中，互相不了解、互相不理解的两个群体。富裕群体花天酒地、荒唐淫欲；贫困群体越来越感到无助和绝望；人们的价值观被物欲所引导，传统的温情、互助越来越淡泊或边缘化。而被认为是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心甘情愿地成为富裕阶层的附庸。
这时，狄更斯、福楼拜、萨克雷、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罗曼罗兰、威尔特、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无数灿烂至今的文艺巨星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要么写出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悲惨世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穷人的困苦无助，要么写镀金时代、欧耶尼葛朗台、红与黑……揭露富人的贪婪和无耻和小资们的堕落。
这批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无论对当时和以后的平民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权势阶层、富裕阶层都有巨大影响，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标杆，一个明确、清晰的价值取向，为此后西方社会主义意识的产生和中产阶级化创造了条件。假如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整个文人群体完全被富裕群体所俘获，没有这样一批作家出现，难以想象会出现后来的社会进步。
稍加注意就会意识到，中国实际处于早期资本主义很接近的形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财富被迅速创造出来的同时，贫富分化的速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群同样被撕裂成两个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对任何事情形成共识的状况。由于中国基本没有对农民工给予任何福利保障，最低工资制和薪水保障水平要远低于现代西方甚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接近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因此，中国的社会状况恰好很接近19世纪的西方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正是一个该大量涌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期。
然而，悲哀的是，中国这十几年来竟然一篇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没出现。余秋雨沉浸在无病呻吟中，二月河注意的是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张艺谋、冯小刚的作品越来越靠无背景的社会、虚构的冲突、华丽的画面、夸张的表演来表现无聊和无厘头。“武打”这样一个本来描写侠客反抗暴政的题材，被用来宣扬抽象价值的工具。就算 “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也基本脱离现实，大量农村电视剧里那成堆的年轻人就根本不存在，遍布 “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才是农村的社会现实。城市生活剧老板、官员、社会名流形象占据大部分舞台，少数描写城市平民生活的作品要么是在表现脱离了真实社会背景的所谓“人性”，要么是借机控诉改革前社会制度的闹剧。就算有些批判官场腐败的作品，也基本采用说教形式，细节基本不真实，连现实主义都说不上。
《正道》、《潜伏》、《亮剑》等历史题材更接近浪漫主义作品，顶多起到让中国人还意识到他们曾经没那么堕落，作用无非是麻痹一下心灵。
比较好的作品大概只有李亦中的《狗小的自行车》和赵本山演的《落叶归根》。这两部作品揭示了中国人在精神上被撕裂成两块的现实。缺点是作品直接描写了最底层，很难在以小资为主体的文学欣赏圈子内得到共鸣。
没有一个作家能面对现实，全部为资本和权力所俘获，这让贫道在几年前就感到悲哀。为什么会是这样？道理很简单，想想前几年很多人就说的中国的“上层阶级”是“官、商、学”铁三角或者“官、产、学、媒”构成。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文人阶层已经完全被资本和权力所俘获，他们要么在“改革”中从资本盛宴中分得一杯羹而成为物质上的既得利益者，要么被在“改革”中被“全球共识”和“普世价值”所俘获，从而成为失去人性的物欲追逐者。如果不是这样情况，怎么可能在十几年市场化后几乎找不到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社会的作者？
《蜗居》这样的作品，40后，50后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旦已经成为“作家”，早就被酱缸所毒化。80后和90后功力还不足。只能是六六这样60后或70后的作者才能写出来。
《蜗居》的价值在于中国总算有了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品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重现了“多余的人”和“堕落的人”人物性格特征。虽然该剧还有很多让人遗憾的部分，但作品描写的人具备十分强烈的典型性，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致而准确。就连后几集狗尾续貂的官场剧情也显示了时代特征。
当官做什么最愚蠢？批判一部一定成为文学史上会有地位的作品最愚蠢。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先生就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他的这几句话，最后会被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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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蜗居》2：当同情、感恩、善良属于奢侈品
[邋遢道人] 发表时间： 2009-12-14 11:38:44
与《红与黑》中于连和《名利场》中的蓓吉相比，出场时的海藻思想要简单得多，经历简单、思想单纯。前几集观众甚至不会意识到她会成为全剧最重要的主人公。假如于连和蓓吉因为从小就浸泡在强烈的追求个人奋斗的欲望中，终因世事乖舛而命运不济，那么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生活目标也就是能有个稳定的职业，一个爱自己的丈夫，一个不大的安乐窝，几身把折打到底的二流名牌就满足的海藻，似乎应该一世快乐。但是，海藻最终自然而然的，心甘情愿的，水到渠成的沦落为权贵的生孩子机器。
是海藻还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能力缺陷使她命运也这么不济吗？很多人可能认为她选择留在上海有问题——如果待在老家可能就没这个悲剧。电视剧中海萍、苏淳似乎有这样的感慨。不过这个理由很难成立。首先，就算上海是富人的天堂，高消费的地方，而且上海人“冷漠”（疯僧判断杨元元死的原因）但还是有很多穷人在过生活呀。没有穷人哪里有富人呢？没有职员房地产老板靠什么发财呢？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没打算买房子，生活要求很现实，完全可以在上海生活。
海藻因为性格特征而最后堕落的原因剧中写得很清楚：她因为有同情心，有感恩思想，她同情姐姐，对姐姐对自己的帮助感恩，因此要在姐姐困难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同情心、感恩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最赞美的个性特点。但是今天不行，表现同情与感恩在今天属于“慷慨”范畴。虽然“人把慷慨，当做一种赞美，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今天的“人之所以慷慨，是因为他拥有的比挥霍的多”（宋思明给海藻分析她为什么帮助姐姐时的台词）。也就是说，富有同情心和感恩思想可以，但千万别做什么。能够慷慨地表现同情心和报恩的只有那些“拥有的比挥霍的多”的人。对于海藻这样的人，如果执意要表达自己的同情心，就是过度“挥霍”，结局就是掉到权贵或老板的窠臼中。
《蜗居》的情节主线就是描写了一个很普通的，无非有点同情心和感恩情结的女孩，如何因为“顽固”地“挥霍”自己的同情心和感恩，而一步步，一次次地被逼到去堕落，最终沦为一个被人玩弄了还痴心不改的可怜虫。
贫道的分析是抽出故事的逻辑给出的，原作则是用人的行为、语言和细节展现的。贫道一评贴出后，一个网友举出其他作家揭露得更深刻。贫道认为，作品好坏不在于“说了什么道理”，“说得更深刻”、而在于“展现了什么生活”。也许确实有一些作家对下层人的苦难揭露得更深刻，但至今还没见到有人用“现实主义”来评价，说明这些作品属于古典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蜗居》之所以被贫道说成现实主义作品，就在于这个逻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观众不知不觉处在其中体验到的。《蜗居》甚至能让不少观众自己都觉得海藻这样一步步走是应该的，是不得已的正确选择——不这样怎么办呢？确实，无论海藻第一次向宋思明借钱，到第二次借钱，到成为宋思明二奶所遇见的那些困难，哪一次离开宋思明，他们几个小人物能够解决呢？都不能。作品很清楚而自然地给出小人物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混，遇见点波折后会怎么样。他们对向日资公司讨还应得的奖金一筹莫展，宋思明一个小指点就让海萍大获全胜。这其实就是现实。
海藻另一个性格缺陷是单纯，单纯得像一个“梦游娃娃”，这在当今社会是危险的。宋思明天天经历各种花天酒地的场所，阅历女孩无数，但这些地方要么是风月女子，要么是会算计的，或会放得开的。对于一个心思很重，时时事事算计得点滴不漏的官员，自然会知道挂上这样的女孩的风险。因为即使海藻这样单纯的人，在彻底做二奶后，还会缠着他，从要求偶尔见面，到一周见6次面。因此，梦游娃娃就成为捕捉目标。放浪和想得开不危险，因为那是这些女孩自愿的。可单纯就危险。电视剧开始就把海藻描写的傻乎乎的，直至最后也还是傻乎乎的，是很有匠心的。
一个思想单纯，随遇而安，富有同情心和有恩必报的女大学生性格特征，成为一种危险的性格特征，还能比这更古怪吗？
《蜗居》好就好在细节真实自然，甚至带点海派文学“甜腻腻”的味道，勾引小资读者和观众内心那些浅薄，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对海藻甚至宋思明产生好感。一些网友甚至说《蜗居》很反动，宣扬西化，同情贪官。其实，只要没有嗜痂之癖，即使曾经在观看过程中有点同情宋思明，过后读书会自责自己这么没判断力，并不会从此爱上宋思明的。贫道认为该剧最后几集是有意狗尾续貂，海藻最后结局、宋思明的死以及官场戏部分明显是生硬拼接的。至于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大家心知肚明就可以了。
说实话，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把偌大中华的思想文化一统天下，搞得个人主义深入人心，人人都成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杨朱信徒，做点好事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算贫道自己，也远没以前干净。小资信奉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是很正常的，“过把瘾就死”的人并不少。看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对小人物即使堕落也同情是正常的。看《红与黑》同情羡慕于连的读者多得是。但不妨碍《红与黑》揭露社会毒害青年的文学价值。
贫道觉得，大概是我们很少读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读《家》《春》《秋》《骆驼祥子》就没有读《雷雨》受感动。我们习惯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
《蜗居》很多细节表现出群体的麻木，让观众也跟着麻木。比如海萍因为要业余时间赚点外快，对公司天天加班很生气。但是，她无论给谁说这件事，无论是同事还是丈夫，无论海藻还是小贝，都不觉得单位加班是无理的，都说“那个单位不加班呀”。贫道家里领导看到这一段，也觉得加班正常呀。无报酬加班就是剥削，本来是违法的事情，但没人觉得这侵害了劳动者权益。无论剧中人还是观众倒是海萍很可笑，很小心眼。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不仅反映在作品人物身上，也让小资读者跟着进去做了一次傻瓜。每个人读奥博洛莫夫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同情他，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魅力。
一些网友批判剧中没有明确给出爱和憎。对呀，不能给出爱憎的，这是要你体验的。你自己在生活中遇见这些事情是麻木的赞同还是有明确的爱憎？多数人麻木的还是有爱憎？很难讲的。贫道感觉是，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像在网上那么爱憎分明。在网上你见到“老板”一词就觉得面目狰狞，但也许你有的朋友就是老板，而你从来没觉得他们有哪些不得当的地方。麻烦的是你自己，不是电视剧《蜗居》。
汶川地震让中国人“慷慨”了一回，早已沉浸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里，几乎人人投机钻营干点阴暗勾当的中国人总算找到一个表白自己还没完全堕落的机会，于是，中国人无私、高尚了有那么一俩月，此后一切照旧。因为现实如此，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拥有的比挥霍的多”。汶川地震时期的中国人不真实，平常的中国人才真实。
《蜗居》所以是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是让剧中剧外的人都一起表演出真实的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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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蜗居》3：浸泡成只有个面孔表里如一的宋思明
[邋遢道人] 发表时间： 2009-12-14 13:42:40
贫道很多朋友做官，自己也做过官。很多刚做官的人体会是做官很累，要有两个面孔：对朋友和家人一个面孔，你要变成真实的自己；到官场另一个面孔，你必须扮成一个成熟、智慧、能办各种事，能说得体话的人。每天不停地转换面孔很难受。做官时间长的人，多数就剩下一个面孔、一个心灵、一种思维。官员在官场面孔只有一个，但人本身可是林林总总，价值观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能力也不同。可是，任何人在官场上都必须一个面孔，都必须假扮一个官员所需要的价值观、性格特征和能力，时间长了，就异化为另一个人。这种人面孔一样，但内心完全没有了真诚，而是充满了卑鄙和龌龊，工于算计。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的是典型形象，就这一点来说，《蜗居》塑造的很成功。《蜗居》塑造了一个“经受了考验”的典型干部，无论面对官员，面对老板，面对老婆孩子，面对海萍一家，都只有一个面孔：成熟、智慧、能办各种事、能说得体话。但内心肮脏。
有些观众认为该剧把宋思明塑造成了个正面形象；工作上精明能干，成熟睿智，而且对海藻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因此是个坏作品。贫道倒是觉这正是作品成功的一面：一个年轻女观众在生活中，也能被宋思明这个典型人物所蒙骗的。因为作品塑造的太典型了，官员们真戏假唱，假戏真唱的水平太高了，以至于坐在电视机前都能上当。
宋思明与海藻的交往真是出于爱情吗？剧中通过海藻自己，海藻的老板的疑虑以及宋思明自问的话，都表现一个意思：海藻是个比较平常的女孩，长相一般，思想简单。这样的女孩为什么会打动宋思明呢？而且让他时时想念呢？是宋思明下意识里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在想到海藻时平时那些智慧、算计都抛在脑后，变成一个真实的男人才这样做的？贫道一点也看不出来。贫道看出来的是，正是宋思明完全变成一个把算计一切的习惯浸透到骨髓里的官员，连下意识都与面孔一致的官员，才去选择海藻的。在二评中说过，宋思明是个非常精明的官员，也是个非常精明的男人。很多人听到宋思明这段对海藻说的话，不见得知道宋在表达什么意思：
“现在的社会太现实太残酷了，没有人再认为亲情是重要的了。但我告诉你，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人这一辈子，有许多困扰是无法解决的，比方说生老病死，比方说众叛亲离，比方说勾心斗角，比方说不再相爱。所有的这一切，都比房子啊，钞票啊要严重得多。一个人可以背金钱的债，却不能背感情的债。背金钱的债你有还清的希望，而背了感情的债也许到死都会愧疚。”
宋思明是在打消海藻借钱顾虑时说的这段话。这段话清楚显示宋思明很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事情能用钱摆平，有些事情摆不平，钱再多也没用。一个现职官员要讨个二奶，拿钱就能办到，这一点宋思明很清楚。但什么事情办不到？假如这个二奶野心太大，或者会闹得非要自己离婚不可，或者贪得无厌甚至非要给做官才行，这都不是钱能摆平的。宋思明见过无数官员因此栽跟头的事例，以他的精明程度，虽然在日常见到比海藻漂亮得多，有韵味的多的女孩，做到了下意识地拒绝。而见到海藻这样基本漂亮、思想单纯的梦游女孩，就下意识地作为选择对象。贫道看来，正是他能做到这两个下意识，才说明这个人真是被官场文化浸泡透了。以至于宋思明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见到那么多可以到手的漂亮女孩都没心动，倒是见到海藻就心动了。这不是一个男人的特征，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员的特征。
有人会说证明宋思明真心爱海藻，甚至有离婚与海藻结婚的潜意识，因为宋思明在春节带海藻去见朋友，明摆着会让自己老婆知道。这是没有注意一个细节：这场聚会是检查部门设的圈套。也就是说，宋思明自己被算计了。
另一个被很多人感动的情节是宋思明在最后知道海藻出事情后立刻驱车去医院并因此死亡。但这说明什么呢？宋思明这么见多识广、心高气傲的人在已经知道事情被监察部门盯上而且大破绽已经出来后，对自己的结局是很清楚的，这时他无论做什么都对他本人没什么损害了，甚至选择自杀都可能。同时，贫道始终有最后几集属于硬拼接的感觉。
作品里的宋思明是典型还在于他确实很能做事——无论做坏事还是做好事。确实，90年代以来，一个男人要想有点成就，做什么最能展现自己才华呢？一个是做老板，一个是做官。能干而且有点野心的男人都去做这两件事了。钱场、官场向个黑洞，把各种本来可能做点为人民办好事的人都给吸走了。于是，大量本来很优秀的人最终被改造成恶棍，他们做坏事的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若非如此，中国能在短短十几年，基尼系数从0.25攀升到0.48成为世界典型分配不公的国家，从人人愿意做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到一个个都乌眼鸡似地一心为自己，道德败坏到如此程度而且群体麻木吗？作品中的宋思明越精明能干，这个社会越悲哀衰败；作品中的宋思明越是肮脏地表里如一，越让人害怕。
单纯的女孩子们再见到宋思明这样的官员，最好想想贫道这篇帖子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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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蜗居》4：多余的人
[邋遢道人] 发表时间： 2009-12-22
《多余的人》本来是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男人，爱上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的故事。俄罗斯这个时期很多作家，如契科夫等，写了很多这类人物。如《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写的都是小人物，小职员、小官吏、小自由职业者……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小资”。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半径也就是直接接触的那些人。生活中斤斤计较，看似精明，实际很麻木，奴性十足。既对底层人的痛苦毫不关心，又对政治毫无兴趣。
现在中国人中，往上剔除权贵、老板和与权贵粘的上的精英，下面不算农民和城镇蓝领，中间一大批人属于所谓“小资”。这批人现在多得很，尤其世纪初大学扩招后，每年上千万的小资从学校出来，农村出来的进城市，小城市出来的进大城市，做公司职员、做教员、做小生意……再低一点的站柜台、做推销员。
这批人有理想，理想就是做中产阶级。
他们不缺少知识和信息，早就知道所谓中产阶级的构成确实主要是白领和小业主，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都是如此。于是，中产阶级的标志：一套房子、一辆车子就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标志。这一点，无论海萍和苏淳还是海藻和小贝，对此都是很明确的，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早晚有一天要成为中产阶级。
他们也不缺少追求的动力，因为他们从上学时候整个社会给出的价值观就是个人主义是伟大的，集体主义是落后的；向前看就要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跟着感觉走就能“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个人奋斗，知识改变命运等等充满了他们的脑海。他们与下层人，无论是农民和农民工，还是城市的所谓小市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不仅鄙视这些人的习惯，而且无法也不愿意与他们在思想上沟通。虽然他们同小市民一样会为几滴油几度电斤斤计较，但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脱俗”，属于精神贵族。他们在没有直接感受的时候，不厌恶权贵、老板和精英，因为这些人就是奋斗的成功者。他们在精神上是权贵、老板和精英们的附庸。
他们的追求是坚决的，经常会不知不觉地抛弃以前认为还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事业、爱情、夫妻之间的理解等。从一个女人变成女色。
说实话，《蜗居》中这些小人物的追求是很正常、很正当的。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他们不该得到的。但《蜗居》通过海萍、海藻、苏淳、小贝的命运让人得出结局：他们实际上是无法用他们的个人奋斗或知识改变命运来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些目标对他们来讲实际是遥不可及。虽然该剧最后一部分生硬地对前面的剧情做了修正（海萍有可能通过办外语学校发财，苏淳有可能通过办电子商务网站成功），但全剧基本反映这样一个生活真实：现在蜗居或蚁居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中的这几千万小资们最终是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他们的前途就是成为新的城市贫民——一群希望不断破灭，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蜗居或蚁居者。
他们的全部悲哀在于他们生在中国，或者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除了发达国家和少数因东西对抗被西方培育的小国外，其他国家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可能性。
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种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全国大多数人处在相同的“生存方式”中。这种生存方式的特点是：占用世界80%的物质资源和80%的先进生产力，用暴力的、强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维护一种剥夺世界80%人的现代化可能空间的体系。当今的中产阶级更接近雅典城和罗马城里的公民，没有几倍与公民人数的奴隶和殖民地人，就没有标志公民身份的生活享用。只有整个 “公民”都可能在同一个生存方式中生活，为同一个生存方式奋斗时，才会产生中产阶级。一个一部分人的财富主要通过剥夺本国另一群人才获取的国家，不会出现中产阶级，也不会存在真正意义的“票决民主”。
中产阶级不是那么好出来的。西德兼并东德后，为了让东德老百姓中产阶级化，西德对东德进行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在短短10年中，东德人均补贴达到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多万元。40万元，买辆车买套房子应该差不多了。但是至今东德大部分人也没中产阶级化。
中国13亿人，比全部G8人加起来还多一倍。中国中产阶级化？那要再给一个地球才行。这是大背景，真正的大背景。即使中国没有把房地产市场搞成赌场，把老百姓住的房子搞成赌具，让海萍实现住房梦想的愿望能够实现，也脱离不了这个大背景，中国中产阶级化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精英们没告诉大家真实是怎么回事，而是描绘了一个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快了，财富这块饼做得足够大，起码离负责拿刀分饼子人最近的小资们能分得大一些。同时他们还不断给这些人打气，说他们应该追求物欲，让他们认为大房子、名牌服装、漂亮女人本来就是任何人最高目标。既给了他们希望，又鼓起了他们的斗志，于是这批人一辈子就在希望和努力中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他们希望最多，失败最多，痛苦最多。
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把作品人物对着这批小资呢？正是因为他们的希望最多，失败最多，痛苦最多，甚至比下岗工人、农民工还多。下岗职工被告知他们属于改革阵痛必须付出的代价，农民工被告知他们是国家高速发展的必须牺牲的部分，本来就该倒霉，真倒霉也就算了。怕就怕被鼓起了希望，又噼里啪啦打回去。小资们这次看了《蜗居》很有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此前赵本山的《落叶归根》和电影《狗小的自行车》等反映底层人生活的，没多少人响应。因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主人公一般都是这些小资。包括30年代的《家》《春》《秋》《娜拉》死呀什么的。小资是老资的粉丝，小资喊痛，这个社会就不安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912/120939.html
评《蜗居》5：关于权贵和老板
[邋遢道人] 发表时间： 2009-12-22
《蜗居》里有几个官员和老板，可惜没有学术精英。其中描写比较细的是两个，一个是市政府跟着某市长的秘书宋思明，一个是房地产老板，大江置业董事长陈寺福。其他人若隐若现，描写得不很细致。
《蜗居》的背景是上海，市政府跟着市长的秘书应该至少是个处长或政府副秘书长。宋思明作为一个官员，描写得很真实。虽然多数官员并没有宋思明那么精明能干，但就一个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描绘来讲是真实的。官员们日常除了文案和市里会议外，主要就是与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打交道。与他们一起吃饭，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你见过一个政府干部与普通人一起吃饭、聊天的吗？宋思明确实到钉子户老太太家过一趟，空聊了几句，既谈不上交流，也谈不上解决问题。官员日常工作主要对象是老板们，考虑如何在不引起普通百姓过分反感情况下为他们排忧解难。
很多网友说宋思明这个人的形象写得太好，贫道想不通。一个共产党干部，天天与老板和精英们泡在一起，有什么让人觉得可爱的？有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认为在“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情况下，没什么了不得了。
宋思明看起来工作一帆风顺，有权利也有钱，家庭也很和谐，为什么最终非要搞个大贪污项目呢？恐怕只有也去当一个阶段官才会有体会。如果你的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么几千元钱，每天工作对象都是些腰缠亿元，挥金如土的老板，而且他们见你还都点头哈腰，发财的事情几乎全依仗你的协助，你是不是会心理不平衡？肯定不平衡。你会觉得凭什么我这么穷？如果你每天工作的对象是下岗工人，是被欠薪的农民工，是因为住房、医疗、教育发愁的市民，是否会有另一样的心境？恐怕会有。人都是环境决定的，人的异化都与环境有关。
如果说早年，也就是五十年代主要警惕的是干部队伍里滋生的官僚主义，那无非是干部失去传统联系群众的作风。但当时没有老板，不联系群众无非是在干部圈子里听回报而不调查研究。现在的情况已经于那个时期有根本区别，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搞出GDP政绩，就只能与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打交道，让他们投资，为他们投资创造条件。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农民工，普通工人和下岗工人打交道，经济建设无从谈起。因此，今天的官员只与老板交朋友，不与老百姓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官僚主义”给出的，而是体制规定的。做官就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不能“站在群众立场上说话”。只要从上到下的官僚体系都认定一个道理：经济发展和增长是老板带动的，官员们的行为特征就不出格，就很正常。
而且解释起来这还顺理成章：因为发展经济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活动。既然资本中大量存在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你就不能不与资本家一起设计资源配置，而且你不给他们点甜头，他们就跑到别的城市去配置资源了。资本主义，就是承认资本是财富创造源泉的主义！
如果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那么现在就根本不同了，因为资本家就和党的干部膘在一起了。天天一个酒桌上吃饭，一个办公室谈工作，阶级斗争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有人觉得宋思明太精明能干，看问题太透彻了，这有点美化官员。这是不了解官场的缘故。宋思明确实不像“典型”的官员。典型的官员不需要具备这些特质。典型的官员目标是混更大的官，这些处理事务井井有条的能力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能力在处理“关系”。宋思明是一个“典型”的吏。一个不以升官为主要目标，以满足实际控制欲为目标的官吏的典型。这类人确实很能干，处理政务能力比市长、书记要能干、恰当得多。市长经常换，政府办公厅的秘书长和众多跟着各位市长的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不经常换。一个傻瓜，或者是一个“生手”做政务官，没有这些官吏是很难工作的。而有了他们，你几乎可以天天听他们安排就可以应付。贫道90年代初下派一个市做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体会是如果贫道除了必须出面的场合出面外，做什么决定按照跟着贫道的政府办公室蔡建敏副主任的意见就不会出大错——小蔡跟了三个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政府实际就控制在这些吏的手里。
广电总局的司长说《蜗居》里有黄段子。其实官员们在饭桌上主要交流的就是这些黄段子，比这黄的多得是。包括女干部一样能说。这个司长一定也会不少。
记得前年看凤凰台一个关于房地产的节目，里面一个所谓专家说房地产是很有学问的行业，要很多智慧。贫道当时就觉得很可笑。可以说，《蜗居》里大江置业董事长陈寺福就是房地产商的典型形象：头脑简单，心狠手辣，只认关系疏于操作。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最不需要头脑精明，善于管理的老板的。房地产商只要具备一个能力：能从政府和银行套出土地和贷款。除此之外，什么能力都没有，就可以变成一个身家数十亿的老板。甚至越傻越成功。他们不要说与开发、设计、制造、销售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老板相比，就连一个开饭馆的老板相比，也不需要更多的能力。因此，什么王石、潘石屹……等，都可能是很蹩脚的经营者——即使他们成功也有可能是。至于那个成天放炮的任志强，基本就是个京城混混。掌握着雄厚的国有资源，房地产做得很不怎么样。看着像个大房地产老板，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华远集团的房地产规模别说在全国，就在北京也算不上什么。如果不是靠上市救了命，能混多长时间都难讲的。任志强也就是靠认识了几个经济界精英，成为他们在行业内的应声虫而已。所以，当贫道看到《蜗居》里的陈寺福时觉得很亲切，很真实——除了贪婪，只剩下做些下三滥事的能力。网友们见到房地产商，只用想想陈寺福就够了。
最后一篇将前5评做个汇总总结。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912/120998.html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40&articleId=1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