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就是直白地播放生活
来源：长江日报》第10版：长江评论 作者：康国卿（江西南昌 大学教师） 2009年12月05日
东方卫视播出的电视剧《蜗居》终于在昨晚迎来了大结局，故事的结尾自然是“政治正确”：东窗事发的宋思明选择自杀，海藻也因宋思明妻子的一推导致流产并摘除子宫。但裹挟着官场腐败、包二奶、房地产界的官商勾结、拆迁钉子户、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白领房奴等等当下热门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电视剧情，依然备受争议，公众直言“太过现实”。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蜗居》，不是因为其中的 “台词太色情”，也不是因为“毫无保留地揭露了房地产行业的利益输送链条”，而是因为它如明镜般反映的残酷现实让人内心挣扎和不安。有媒体把《蜗居》的关注群分成了理性派、客观派、正义派、反对派以及消极派。五种派别五种意见，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价值认知的反映。
有评论说“每个人在《蜗居》中都可以找到自己不同的位置”。不过事实是，郭海萍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表。她不是代表我们的社会身份，而是代表我们头脑中本身存有的双重价值观。体现在郭海萍身上的“奋斗的艰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经质的发作”，何尝不是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之下精神虚无的我们不时有意识或无意识进行的“良心拷问”，只不过不同的人“三省吾身”的几率有多有少而已。
不过问题是，以娱乐大众为主旨的电视此刻无意间客串起“协调社会、教育公众”这一角色时，电视媒介本身具有的“高度参与性”让节目意欲传达的价值在公众的图解下有“跑偏”的可能，确非创作方所预料。
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睡醒了以后无路可走。上世纪80年代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曾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一部《蜗居》在刺痛我们的神经之后，同样期盼“一个对生活反思的机会”，不管是不是“铁屋中的呐喊”，这是我所乐意看到的“《蜗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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