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作家的几次“突围”
来源：南国早报 作者：钟乐 2007年01月09日
上世纪初期：乡愁与乡恋
华人作家成为一个群体大约已有百年左右。在上世纪初期、中期的海外华人作家行列中，曾涌现过林语堂、梁实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和赵舒侠、林海音、洛天、痖弦、徐讦等知名作家。此外，作家郁达夫、诗人艾青、文史兼长的一代宗师简又文都曾作为海外华人作家，贡献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家大多因那一时代特有的动荡和战乱漂流异域，心中的故土情结强烈，乡愁与乡恋成为他们笔下永恒的主题。
从他们开始，中西文化元素和创作手法的交融，成为海外华人作家作品最大的特色，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便是用西方故事的结构，描写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而赵舒侠的《西窗一夜雨》则以典型中国人的心境，渲染出一幅塞纳河畔的悲剧画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开始用外文创作，如林语堂的英语小说和艾青的大量法语诗歌，都得到所在国读者的好评。然而，这些外文作品的中国情结十分浓重，甚至比他们本人同时期的中文作品更浓重。可以说，从这一代人开始，海外作家“为异域写中华，为中华写异域”的角色形象，便已深深刻画在华人文学史的书页上。
在有名的女作家中，说到“旅居海外”，张爱玲必然是最著名的那一个。23岁即开始蜚声文坛的才女张爱玲，于1955年，也就是35岁的时候，离港赴美，直到1995年以75岁高龄在洛杉矶公寓里寂寞离世，一共在国外生活了40年。这40年中，尽管也曾经有获奖学金、任驻校作家等无限风光，但更多的还是异乡颠沛流离的无奈和冷清。可以说，她的创作黄金时期，从踏入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那毕竟不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祖国与彼国，地理上相差十万八千里，心理上也有天堑一样的距离。第一代海外女作家，像失去了土壤的大树，努力挣扎，也逃不过枯萎的宿命。
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尝试本土化
上世纪60~70年代是海外华人创作的又一个高潮，白先勇的34部短篇小说大多数创作于美国，诗人余光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同样出炉于海外。这一时期许多作者的远渡重洋，同样系于中国政局的变迁动荡，如成名于越南的作家陈大哲先后流寓中国台湾、美国；在战后海外华文创作中有着承前启后、重要地位的女作家陈若曦，足迹更遍及中国台湾、加拿大和美国。这一时期“乡愁与乡恋”主题仍是创作主流，融汇中西、尤其是借鉴西方小说、诗歌结构手法也仍然是许多作家的不二法门，如聂华苓《桑青与桃红》、陈若曦《最后夜戏》等。但一些作家已开始正视融合于所在国的现实，出现了海外文学本土化的先兆，另一些人则逐步摆脱单纯描摹个人身世命运的窠臼，开始用更现实、更犀利的笔锋，审视自己所钟爱的中华故土。正如陈若曦所言，海外华人作家已开始尝试“突围”了。
80年代是海外华文创作的低潮，虽然一些著名人物，如梁羽生、卫斯理等纷纷定居海外，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来自于出洋前的创作。这一时期老一代作家纷纷步入暮年，而新一代人物却星光黯淡。海外华人后裔逐渐与当地人同化，台港等地区经济发展，出国定居者渐少，祖国大陆移民迫于生计不得不远离文学，种种原因迫使海外华人作家群体暂时走入沉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兴起
90年代以后，随着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兴起，海外华文创作重新趋于活跃。这一代的海外华文小说创作更趋生活化、故事化，出现了如阎真的《白雪红尘》、张翎的《上海小姐》等以积极心态看待海外生活的作品，以及苏晓等兼具乡愁文学特性和时代感的离散文学等。一方面，一批原先活跃于本土的作家（如查建英、钟晓阳等）重操旧业，另一方面，一些新生代作家张纯如、严歌苓、虹影等开始涌现，一度沉寂的海外华人文坛再度热闹起来。
除了苏晓等特例，这一代海外华人作家大多熟谙当地语言，生活也更加当地化，其创作中更多糅入了异域的语言特点、表达方式。与前相比，使用当地语言创作的作家也更多，如哈金、程抱一、裘小龙、陈达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虹影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目前的状态就是国外住一段时间，国内住一段时间。她觉得，人在异域他乡，每一次用汉语创作，都有回家乡的感觉。虹影自认是一个不会受时空影响的作家，尽管有很多作品是在国外创作的，但写作没有国内国外之分，因为在哪儿写作都是面对一张桌子、一台电脑而已。与虹影相比，稍早一些的严歌苓在国外的时间更多一点，作品中关于国外生活的影子也更浓厚一点，但无论如何，早期在上海的生活，还是她创作的最深厚的源泉。事实上，他们最先得到的肯定，往往都是在国外，然后才在国内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
新一代作家：期待再次“突围”
不可否认，百年来海外华人作家在汉语文坛中的影响呈波浪形下降趋势，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二战后、尤其近20年来海外移民本土化趋势渐快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乡愁与乡恋，几乎是百年海外华文创作共同的主题，但随着波澜壮阔大时代逐渐为全球一体化的安定所取代，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愁与恋，也无可奈何地丧失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此外，由于地域的隔阂，一些海外优秀作品不为国人所知，而《北京人在纽约》、《娶个澳大利亚女人做太太》、《悲情多伦多》等艺术价值平常却符合国人猎奇心理的作品反倒在国内走俏，也无形中加深了国内文坛对海外华人作家的某些误解。
第三代海外作家崛起，也与网络的关系密不可分。六六的《安娜与王贵》曾在前年轰动一时，一年后，六六的讲述婆媳关系的故事《双面胶》在网络上又大红大紫。在新加坡，六六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她说自己很喜欢那个国家，比较安宁和柔和，拥有更多的私人时间和空间，可以思考和自由抒发情感。在加拿大的定柔，小说的头几章都是贴在海外的校园BBS上的。留学生们身处异地的思乡，使得网络很轻易地成为精神的归属地，成为海外作家聚集的大本营。
但作为在非汉语圈中挣扎的海外作家，他们即使能熟练使用外语创作，也很难真正成为“本土作家”，而脱离了母语本体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被剪断了从母体汲取创作源泉的脐带，很容易陷入文学缺氧状态。可喜的是，国内和海外文坛的交流互动渐趋频繁，了解也愈益加深，也许，来自母体的关注和理解，将给海外华人作家带来急需的“氧与水”，成为他们成功“突围”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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