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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03-15-2015 08:50

“铁腕能吏”仇和的是与非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接受组织调查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5-03-15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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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和简历

  仇和,男,1957年1月生,汉族,江苏滨海人。1977年8月入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1978.03-1982.01 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01-1984.1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1984.05副处级)

  1984.11-1986.0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其间:1985.01-1985.08省委整党办派驻淮阴市委任整党联络员;1985.09-1986.01在省委党校学习)

  1986.04-1990.0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其间:1988.06-1990.08下派任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09-1992.12 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

  1992.12-1996.07 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其间:1995.04-1995.12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培训)

  1996.07-1996.09 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09-1996.12 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

  1996.12-2000.12 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12-2001.08 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08-2002.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

  2002.01-2006.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01-2007.12 江苏省副省长

  2007.12-2011.11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2011.11- 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2.2-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云南行政学院院长

  (简历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www.ccdi.gov.cn/yw/201503/t20150315_53333.html

卡拉 03-15-2015 08:54
来源:新浪新闻
作者: 梁超

开篇语

  “盛会不打虎”的铁律,在今年接二连三的被打破。

  2015年3月15日,总理记者会结束17分钟后,中纪委再度出手,短短26个字,“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时间风头无二。

  与其他落马老虎不同,仇和落马的突然堪称“秒杀”。

  身为云南省全国人代表的仇和,不仅出现在今天见报的云南日报头版上,人大会议闭幕之后,他还坐车回到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仅3个小时后,他在北京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2015年3月3日,仇和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建团大会2015年3月3日,仇和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建团大会

  仇和身上有其独特的标签,个性官员、明星官员、铁腕能吏,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在其发迹的宿迁、仕途终结地昆明,仇和被中纪委“秒杀”的消息,让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立。在昆明,有官员称其落马是“应该”;在宿迁,更多的声音是“惋惜”和“惊叹”。

  对于仇和落马的原因,在“打虎”新闻上屡有建树的财新传媒刊文称,仇和牵扯到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

  新浪网从多个消息渠道获悉,仇和落马疑与昆明大搞拆迁有关。一名与其关系密切、从宿迁跟随至昆明的浙江籍商人,据传此前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此外,新浪网还从有关渠道获悉,这名浙江籍商人本次并未能出席全国两会,他给江苏代表团的理由是“请假”。

  被媒体称为“反腐斗士”、92岁的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向新浪网表示,他此前一直在向中纪委和有关部门举报仇和,“白恩培的亲密战友就是仇和”。

  杨维骏称,在仇和主政内,春城昆明在短短时间内变化为“拆城”,600万昆明市民面临拆迁,“完全不符合昆明和云南的实际,云南90%以上是山地半山地,怎么能适应这种城镇化?”

  在杨维骏看来,仇和一路走来,就是宣扬“以不民主来推进民主,以人治来推进法治。”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仇和,1957年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农村。1978年他考上江苏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这成为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当时稀缺的大学生,他进入省农科院工作,两年升为副处级。

  1996年,仇和作为江苏省派出的深造人员,从美国学成归来,并在39岁的时候担任宿迁市副市长兼下属的沭阳县县委书记。

  在沭阳,仇和开始了他从政的第一步。

  为了募集建设款项,他强制集资,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沭阳一位官员回忆,“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在这种背景下,三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

  此外,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栏目,让犯轻微盗窃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

  2000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8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

  任内,仇和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领导免职。

  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公立医院、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纷纷变成民营,甚至教师也被下达“招商引资”的任务。

  据媒体报道,仇和曾说过一句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这些引发了当地的激烈争议。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当年央视《焦点访谈》还曾对此关注报道过。

  在宿迁市委书记任内,仇和还曾发出过《限桌令》,限制市内居民的婚宴不能超过8桌,党员更只可摆5桌,否则,就会被罚款。而且,他还表示“欢迎举报”,并有党员就因为违规而被罚款。这也曾引发了“行政干预私生活”的讨论。

  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发表《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迅速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从宿迁移植到昆明的仇和新政

  2007年底,仇和由江苏省副省长空降昆明,任市委书记,随即开始强力推行一系列新政,试图改变昆明城市“温吞”的个性。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

  “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

  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除了整治官场,仇和还在努力改变着昆明的城市面貌。

  在仇和就任前,滇池已经治理多年无效。仇和上任后,引入“河长制”治理滇池污染,“上至29位昆明市级领导,下至滇池流域12个乡镇长,都有具体的责任和相应的考核目标⋯⋯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制"。”仇和在市级四套班子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上阐述了这一制度构想。

争议最大的昆明螺蛳湾商贸城项目

  仇和新政中,引发争议最多的是强力拆迁。

  早在仇和主政沭阳期间,当地民间就有这样的段子: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在昆明,整治滇池、螺蛳湾市场搬迁、昆明市内汽车站外迁、城中村改造等一系列拆迁,都曾导致满城风雨。而仇和任内,也因土地、拆迁问题,多次发生利益冲突和群体事件。

  此次仇和落马,财新传媒刊文表示,是其牵扯到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

  网上关于仇和强力拆迁争议最大的便是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

  该商贸城是将昆明市的大型商业区螺蛳湾整体拆除,并向外搬迁建立新市场。由于老螺蛳湾人气很旺,且有上万个经营商户,因此外界对此一直有批评之声。

  《时代周报》2011年9月在一篇名为《浙商320亿昆明项目悬疑 新螺蛳湾的空壳道场》的报道中称,2011年3月16日,昆明今年以来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27块需整体竞买地块,被一家公司在10分钟内,以挂牌起价64.87亿元独家竞拍囊获。

  该报道称,移植义乌小商品市场,是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主政宿迁时的经验。仇和在宿迁市委书记任上,就引入浙商建设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其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号称“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总投资约320亿元,据称“由25位浙江商人联袂投资”,一期工程建设规模将达300万平方米,超过闻名世界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这家浙商公司,早就成了昆明最大的地产商和地主。”栖居昆明的资深媒体人尹鸿伟当时曾这样戏谑地说。

  据媒体报道,早在2008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就在一个论坛上对“仇和招商模式”表示了担忧,批评昆明片面追求GDP的做法,是较早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姚洋曾表示,政府在短期时间内要求螺蛳湾商户拆迁搬离,对本地中小企业和商户不公平。

  果不其然,2009年11月21日,老螺蛳湾批发市场由于拆迁引发上千户商户上街堵路。根据当时媒体报道,有商户表示,“如此大的市场拆迁,绝大多数商户都不知道政府的听证会,每个商户的租赁及其他投入超过50万。但是政府没有任何补偿”。

九旬副省级老干部举报:仇和和白恩培是战友

  92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一直在举报仇和。

  杨维骏在电话中告诉新浪网,仇和履新昆明之初,他找到仇和,“请你安排半天时间,我跟你谈三个问题。他问我哪三个问题?我说第一,如何治理滇池;第二,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因为我认为白恩培建设那个现代新昆明,是错误的、瞎折腾;第三个是如何根本转变昆明市政府的职能。”

  杨维骏说,“他说好,我说我带着四个专家来跟你谈。”结果最后就没了音信。

  在仇和主持下,昆明一直在全力推行全区域的城镇化大圈地、大造城的大城市化跨越式发展的运动。要把原昆明主城的郊区和所属各个县的郊区,全部快速城镇化,原郊区农民全改变为市民,郊区原耕地全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杨维骏说此举是要把城郊全部毁掉,“太可怕了。云南全境90%都是山区半山区,平原只有6%。他搞全域城镇化,就把云南的好田好地全部毁掉了。我觉得他完全是打错特错,我就开始反对他了。”

  “还有他把那个老螺蛳湾拆掉,搬到新的老螺蛳湾,也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道理的。我通过上访、写信给他,他不理不答。”杨维骏说,仇和当时搞城中村改造,超过当时的9倍,要把昆明医学院宿舍楼、幼儿园等一些房子全部拆掉。老百姓到处告状,没人理。

  “城中村搞的,就是要什么发展,但是好多人都没房子、没地了。那个全域城镇化,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占用耕地,搞得几百人要拆迁,就是个大拆城。”杨维骏认为,这种“全域城镇化”和“跨越发展”,带来的是GDP政绩辉煌,但是却让成千上万老百姓耕地被强征、房屋被强拆,失地、失业。

  2011年年底,在昆明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随后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此后,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对外一直保持低调,媒体报道中也不再见到他的“个性话语”。

  今年两会期间,在13日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谈及“地方政府欠钱”时,仇和发言称:“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

  两天后,全程参加完两会的仇和突然落马。

  两会已结束,他已无法回滇。

  (新浪网 梁超 报道)

  注:部分内容引用自媒体公开报道

http://news.sina.com.cn/c/zg/ztx/2015-03-15/2007778.html

卡拉 03-15-2015 09:08
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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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出席今年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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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在基层调研

原标题:仇和落马此前被称为“最具争议市委书记”

法制晚报讯(记者 王选辉) 今天中午,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仅仅在12天前,即今年“两会”开幕当天(3月3日)中纪委宣布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接受组织调查。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称“这打破了盛会不打虎的惯例”。

今年58岁的仇和在任职云南省省委副书记前,曾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而在争议的漩涡中、在媒体的关注下他却一路升迁。

今天下午,一位曾经采访过仇和的媒体人告诉《法制晚报》记者,春节前还曾与仇和通过电话。电话里,仇和说,“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

仇和参加了今年全国两会的全部过程,而在闭幕的时刻,被中纪委宣布接受调查。这可能是仇和没有预料到的“惊喜”吧。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

而因为仇和,这个叫“宿迁”的城市迅速被人知晓,但是多数是“负面新闻”。

仇和从1996年起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在沭阳进行了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1年8月仇和任宿迁市委书记。

《南方周末》曾报道,在仇和任职的时间段里,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在宿迁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至今褒贬不一。

2005年,江苏省宿迁市出台了一份颇具争议的文件《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该文件规定:不论党员干部,还是城乡居民,婚丧嫁娶时,宴请都不得超过一定标准。而这个标准之严格在我国尚没有先例,处理之严肃更是全国罕见。

仇和,这个在中国颇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以自己施政的刚性和推行新规定的态度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就是仇和施政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

分管环保、安监副省长期间

出现太湖蓝藻危机、如东海难


在2006年1月20日闭幕的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仇和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4月19日,江苏省长副省长分工被明确,仇和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在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而2007年5、6月间发生的太湖蓝藻危机,则给仇和提供了一次施展拳脚的机遇。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仇和提到,太湖蓝藻危机实际上为环保部门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创造了极好的契机,水污染问题虽然是个老大难问题,但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这次老大终于重视了”。

7月7日下午,在三百多位省、市、县、乡四级主要负责同志的见证下,苏、锡、常、镇、宁五市的市长与仇和分别签订了《“十一五”太湖水污染治理目标责任书》。

有人清楚记得,在谈及全省花两到三年时间关闭小化工厂时,仇和放下讲稿,要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提前完成关闭任务,他当场将各市化工企业的总数、计划关闭的企业数量及其占总数的比重等数据一一背出,并且其间毫无停顿,令听者面面相觑。

在仇和当副省长期间,江苏在安全生产领域出现了不少问题。2007年4月15日的“如东海难”,仇和指挥搜救,但亦有19人死亡;2007年11月14日,无锡市区某工地发生建筑安全事故,6人死亡;2007年11月27日,盐城响水一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由于抢险措施不当,造成8名抢险人员死亡。

主政昆明

野蛮拆迁饱受诟病


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自2007年12月至今,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

2008年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一声令下,七村开拆。昆明人并没有见过这么大阵势。2008年,2月28日,昆明开拆336个城中村。这与仇和当年在宿迁,铁脸拆屋的情形有些相似,又不尽相同。

一位官员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由于在短期内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政委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群体事件。

2011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随后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昨天仇和还参加了云南团的审议,今天全国两会闭幕,仇和想不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闭幕”了。

(部分综合媒体公开报道)

执行统筹朱顺忠文/记者王选辉

卡拉 03-15-2015 09:10
来源: 钱江晚报
2015-03-15 14:29:32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12月3日,刚刚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发表离任感言时如此表述自己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的心境。

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再到云南省委副书记,其经历一直广受关注。

一位网友在“仇和升迁感言”中写道:“一直很关心仇和现象,对他的认识也是一波三折。最早看到的是其‘霸道’的执政风格,当时认为,如果有太多这样的官员,中国就无从谈民主法制了。但后来发现,他给执政地带来的变化和发展是惊人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关键是老百姓对他拥戴的呼声也很高……”那么,一个真实的仇和究竟什么样?他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铁腕治吏”,整顿昆明官场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当时仇和没再追究。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

这些事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多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

直到临别,仇和才在“告别演说”中,对昆明官员首次露出温情:“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较多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向台下鞠躬。沉默几秒钟后,台下的掌声响起,有的官员眼里含满泪水。一位处级干部说:“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是意外,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释怀。”

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复杂

除了“治吏”,仇和第二项得到昆明各界一致肯定的工作,是滇池水系综合治理。仇和的第一句话是“滇池死,昆明亡;滇池清,昆明兴”,第二句话是“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轰轰烈烈的“河长制”就此出台,仇和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市长任宝象河的“河长”,其他30多条河,也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局长们分任“河长”。如今,滇池水质明显好转。

和治水相比,治堵则曲折得多。仇和来了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2008年10月,二环全面开工。昆明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因二环施工陷入令人绝望的拥堵中。当二环修通后,交通拥堵大大缓解,所有怨气顿时消散,仇和赢得公信力和美誉度。

但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仇和决定修地铁,并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二环经验”证明了“长痛不如短痛”是对的,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对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

到昆明不久,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一声令下,1年,还是1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统统上街种树去。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

眼下,所有昆明人都在担心,仇和做得最好的整顿官员、治理滇池两件事,会不会随着他的离任出现倒退和反弹。2011年12月4日一早,仇和那篇充满了对昆明依依之情和殷切希望的“告别演说”,登上了昆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绝大部分媒体都把最大的赞美、最深的不舍送给了仇和。但个别媒体也登出不乏反思的报道,认为“昆明今后应注重休养生息”等。这两类报纸,都有很多市民购买、阅读。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普通市民,问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仇和这样的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

在江苏,十年“叛逆式”改革

1996年12月,宿迁市成立不久,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

沭阳百姓对仇和的政绩评价最高的,是修通了县里通往各个村庄的公路;对他的争议记得最清的,是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后来,路修好了,仇和专门包了几辆大车,把那些想告状的百姓都拉着在路上跑,让他们看看路修得怎么样,他们也就没了脾气。路修好后,沭阳的经济自然上去了。

“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是仇和上任以来一直强调的。他用加任务的方式改变了官员的“铁饭碗”思想,又用惩罚、曝光等方式改变了老百姓的懒散思想。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

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全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2001年起,宿迁全市开始强力推行改革,公立医院、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纷纷变成民营。这就意味着,这些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再吃“财政饭”了。

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面对压力,仇和放缓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

对于仇和迎难而上的大胆尝试和改革,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曾明确写道“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宿迁市人民医院改制后,私人资金注入,更新硬件设备,宿迁的医疗水平整体提升。不过,现在,宿迁正在建设新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原先仇和“叛逆式”的改革正在逐步恢复正统。

http://news.163.com/15/0315/14/AKOMBGBC0001124J.html

卡拉 03-15-2015 09:1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立
2004 年2月5日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

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圆脸大耳、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手心温暖,笑容亲切。

但他第二天往主席台上一坐时,面沉如铁,目光如鹰隼,台下噤若寒蝉。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模糊的评价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己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哦,你就在这长大的。”几年前的一幕,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

“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治民之术

“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卡拉 03-15-2015 09:49
来源:搜狐--点击今日
2015.3.15 第16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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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5日,两会总理记者会结束20多分钟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纪委“干掉”的第三位省部级官员。而他的身影,在前一天(3月14日)还出现在云南代表团的草案审议环节中。一天之内,由人大代表到被调查的官员,这个明星官员的政坛生涯从此划上休止符。

仕途生涯横跨两大反腐重灾区

  梳理仇和的履历不难发现,他的仕途生涯主要在江苏省和云南省。近20年的仕途生涯中,他曾先后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等职。

  而江苏和云南这两大省,皆是这两年的反腐重灾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省部级以上落马官员共71位(加上仇和),其中,江苏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就有3位,其中不乏明星官员;云南的官场“地震”也较为剧烈。截至目前加上仇和,已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处理:原副省长沈培平,原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还不包括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

 两地政坛官员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高压的反腐态势下,曾横跨两地政坛并大动作频频的明星官员仇和,“出事”的概率相应加大。

“任性”的明星官员

  仇和一路走来,给官场留下了许多东西。2008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仇和担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时,两种极端评价集于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对此他从未做过回应。

  后来在昆明,仇和始终延续着他的执政风格,争议声不断。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城市面貌改变、公务员效率提高、民众观念更新、城区河流变清、滇池水质好转、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这些情况在许多昆明市市民里得到了共识。这让人联想到李春城,其在成都主政13年间,成都市政建设发展迅速:两次大规模旧城改造,启动城乡统筹,将成都南扩、东进等。此外,彭州石化也开工建设。两个都很能干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搞拆迁。李春城因在成都搞拆迁被附上“李拆城”的绰号,而仇和在任宿迁、昆明期间同样因拆迁问题饱受诟病。李春城在正面形象背后却有着公权私用,贪污腐化的另一面,那么仇和呢?

  由于在短期内仇和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他便走向了“土地财政”。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卖出的土地,甚至盖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会突然加收土地出让金,而企业把这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又不断出现买卖纠纷。”

  仇和在任“一把手”时的权力有多大,有一个例子或可说明问题。仇和到任昆明市委书记后,他在富民县调研后与当地官员聚餐时,看到满桌的菜后随口说了一句“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没想到的是,仇和餐桌上的一句即兴之言,在当地掀起了一场“餐桌革新”。富民县领导立刻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发出当年第一号文件,成立领导小组具体落实仇和的“最高指示”。

  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仇和落马的“先兆”

 仇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让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

  主政昆明后,仇和主导了对昆明著名的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搬迁,他引进了原先在宿迁执行复制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再度以中豪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开发,并强力拆除昆明市内所有批发市场让商户入驻新螺蛳湾,把原有的利益者抛到一边,引发了大量矛盾。这也成为外界普遍揣测的导致其落马的“导火索”。

  2011年12月,年近55岁的仇和离开了昆明市委书记岗位,在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后,他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般来说如果由省会城市市委书记高升至省委副书记,将会有一个重量级兼职,但仇和的履新并未遵循这一惯例。当时就有学者表示“仇和此次升迁,明显褒贬之意皆有。首先是上级对仇和在昆明期间工作的肯定,将继续发挥其才干;其次却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间的争议太大,上级需要平衡一些地方关系。”

  而仇和身处的云南官场,这一年多来也颇不太平,继“四川系”、“石油系”和“政法系”等腐败案被大规模曝光之后,云南官场亦成为受周永康腐败案影响的“震中地区”。除去年被调查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之外,2014年12月29日,云南省统计局原局长姚堂文被宣布调查;今年1月7日,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亦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调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交通厅原厅长杨光成等人最初亦因涉及白恩培案件而被调查或起诉。

  一系列案件显示,云南反腐已经涉及国土资源、交通、住建、社保、税务、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其中以矿产和土地为主要寻租平台引发的腐败成为最大突破口。仇和落马是否深度牵扯到上述领域腐败,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的公布。

没有规律,就是中纪委的规律

  翻阅15日当天的《云南日报》发现,头版新闻《凝聚推动云南改革发展强大动力》一文中,还报道了仇和14日下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消息。这是公开报道中仇和落马前的最后一次露面。

  有媒体报道称,中央纪委应该是直接在北京两会现场将仇和带走调查。此前纪委也有从两会拿人的先例,但只是在省级两会上。2014年辽宁省两会即将闭幕时,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东阳就被中纪委专案组从两会现场直接带走,并对其宣布双规决定。今年1月,原河北省人大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在该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于会场被带离“两规”。而此次从全国两会现场带走省部级官员,无疑让中纪委的反腐进程又多了一个“史无前例”,而这种举动所带来的震撼效果也可想而知。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办案特别讲究“时机”,对涉案官员采取行动,多在这些“按部就班”的会议上。此时,被调查对象的行踪、动向都尽在掌握中。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老虎”们被带离时的会议一般规格较高、与会领导多。这种情况下,他们请假缺席的可能性低,且容易因身处其间的“优越感”而麻痹大意。有时根据办案需要,纪委还要为调查对象“私人定制”高级别会议。

 笃信政治潜规则规则的人曾坚信反腐会考虑到“政治影响”。但此次两会期间,中纪委却马不停歇,频频上演“打虎记”,打破了有些人曾一度认为的所谓中央“盛会不打虎”铁律。14名军老虎被调查、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被查,加上此番仇和落马,把公众对反腐的预期再次推向了高潮。

http://news.sohu.com/s2015/dianji-1621/index.shtml

卡拉 03-15-2015 09:56
来源: 红网
作者:张立
2015-03-16 00:21

全国两会已经到了最后一天。3月15日12时55分,中央纪委网站通报,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3月15日澎湃新闻网)

此前一直有争议的仇和落马了,就在全国两会刚刚落幕之后的两个小时。这个一路有争议,一路有“惊喜”的仇和,在创造了成绩的同时,也因“仇和速度”、人治大于法治等执政风格倍受争议。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定性,更是将他的政治生命划上了不可逆转的句号。

有媒体说,仇和是个“任性”的干部。其实,应该两面分析。一方面,仇和以他的铁腕式风格,在推行吏治变革,推行严格的管理,从会议迟到进行严格问责,到公布同僚手机、座机等联系方式,再到推行勤廉公示制度,从这些方面来看,这种铁腕治吏,确实有利于干部作风的转变,督促干部们强化责任意识,确实方便了群众办事,甚或从某种程度上拉近了群众和干部的距离。这种铁腕式风格,不应仇和的落马而否定。

但另一方面,所谓的“仇和速度”、人治大于法治,以及隐藏在背后和台面下的暗箱操作,着实把仇和拉进了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深渊中,不可自拔。那些大拆大建背后、官员轮岗背后,是否有不得而知的违法违纪情况,有待今后纪检、司法等部门一一向公众澄清。

对于任何一名干部,即便是做出了点成绩,有开拓精神,有敬业精神、一时亲民爱民,但一旦涉嫌违法违纪问题,则功不抵过,任何人都不是“铁帽子王”。所以,对于仇和的落马,感叹之余,更应该为仇和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扼腕。要怪,仇和只能怪自己不能做到慎独慎权慎始慎终。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更要为中央铁腕反腐而点赞。

就在仇和落马前的半个月左右,河北省原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紧随其后落马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仇和也在两会刚刚结束后“落马”。这些“老虎”被打,打破了“盛会不打虎”的传统铁律,打破了反腐是否可以歇一歇的心存侥幸与观望。

当反腐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常态化后,制度反腐势将使吏治更加规范,权力任性的空间将会不断收紧。不管是功勋卓著的,还是身处一线的,不管是新吏还是老官,不管是八面玲珑的官员,还是有争议的官员,只要存在违法违纪行为,都不能全身而退。

仇和落马,令人叹息。在吏治方面,已经再树起一面镜子,一个反面典型。做官可以有个性,可以有探索,但不能太任性。不能坏了制度对官员约束的框架,信马由缰,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以表面的个性掩盖权力的任性。为官的种种假象,终难逃脱对违法违纪官员惩处的法眼。

文/张立

http://www.jfdaily.com/pl/zxpl/201503/t20150316_1324729.html

卡拉 03-15-2015 10:01
来源: 每经网
作者:杜冉乐

核心提示: 从仇和的从政履历来看,早在2011年底,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这一要职,同时高升为云南省委副书记,直到如今突然“落马”。多位昆明业内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仇和落马是迟早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

近日,昆明市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对旧城改造作出更具操作性的规定

每经记者 杜冉乐 发自成都

3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从公开报道来看,仇和从最初任职的江苏,一直到后来调任云南,也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地方大员,外界对其褒贬不一。

从仇和的从政履历来看,早在2011年底,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这一要职,同时高升为云南省委副书记,直到如今突然“落马”。

多位昆明业内的知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仇和落马是迟早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

曾力推382个“城改”项目

记者注意到,在仇和调任昆明“一把手”期间,也就是2007年底至2011年底,其曾力推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也曾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所引起的社会争议也尤为敏感。

2011年7月底,昆明市政府对外发布了《昆明城中村改造三年计划白皮书(2011-2013年)》,这一文件试图对过去几年的昆明城中村改造进行总结和有所新的推进。

上述文件显示,根据昆明市规划局2007年底的统计数据,在2007年主城建成区249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城中村336个。不过,随着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发展,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一些原来不是城中村的村庄,也逐渐被城市所包围。彼时,计划改造的城中村共有382个。

昆明当地媒体此前报道称,为了完成城中村改造目标,仇和曾要求每个区至少完成2个。

不过,云南八谦律师集团撰文指出,昆明市动辄数百亩甚至近千亩的“城中村”项目开发盘量要求,决定了开发商在“城中村”改造项目上将必然面对比普通房地产开发项目更为漫长的开发周期以及更多的资金投入量。

卖地与房价乱局

一位昆明地产资深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他见证了昆明城中村改造的乱象丛生,仇和上任之后想快点出政绩,当时昆明像一个“村城”,这成了仇和昆明施政的一大抓手。

“第一,一个项目一个规划执行条件,造成未来推向市场的产品分类繁芜,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无法回避。第二,不顾经济规律,强行推动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透支昆明的未来。”前述昆明地产资深人士分析说。

与此相随的的是,昆明卖地陷入“癫狂”。据《中国青年报》此前报道显示,2008年昆明上调了基准地价,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当时昆明定下了被业内称为“五四三二一”的政策,即一环以内土地底价500万元一亩,一环至二环间400万元一亩,以此类推。但这一基准地价执行一年左右,就被一轮轮推高到了“十九八七六”。

对于上述说法,前述昆明地产资深人士也予以证实,他说2012年昆明土地出让金达到300亿左右,在全国排名第九,但财政仍然吃紧。昆明房价也呈现“火箭式”上涨,在2009年均价才4000元/平方米,到2012年已涨到8000元/平方米。

尤其是2012年以来,随着昆明房价快速上涨,但宏观经济大环境却遭遇恶化,楼市进入严厉调控期以及拆迁难度加大,庞大的城中村改造让不少房企陷入一场噩梦。

2013年初,记者在昆明调查当地城中村改造时,前述昆明地产资深人士曾透露,“仇和书记改任省委副书记之后,缺乏执政力量的推进。现在进入土地拍卖市场的,只有不到100个,其余都被叫停了。”

“城改”投资主体大洗牌

去年8月份,媒体曝出吾思基金深陷资本黑洞,且与该基金相关联,背后牵出的项目融资主体却是来自昆明一个旧城改造项目的云南本土开发商佳泰地产。

据了解,佳泰地产为二级资质的区域房企,注册资本2000万元,上述融资项目就是“宝华寺城中村及棚户区改造”项目一级土地开发,总占用地面积1634亩。

一般而言,房企向基金子公司等专项资管计划募资,因为其市场策略相对激进,融资成本自然高于银行借款,甚至高于地产信托,一旦融资方资金回笼受限,专项资管计划必然会面临兑付危机。

去年7月,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被调查之后,继任者高劲松在10月密集调研当地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对其采取“急刹车”,并向25家房企急催40亿元土地款。

“仇和主政时,大量招商引资,土地供应量很大。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以及城中村改造的政治任务,所以很多项目都存在着拖欠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前述昆明地产资深人士透露。

高劲松曾公开指出,对于未审批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原则上不再审批;对于批而未动的,要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原则上暂不推进;对于已经动工的,要集中精力,破解难题,加快推进,克期完工等。

近日,昆明市政府下发《昆明市城市更新改造管理办法》,这是当地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对旧城改造做出更具有操作性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最显著变化是“分类推进”取代“大力推进”,同时对旧城改造投资主体提出了明确的资金实力要求,实力不足者,实施退出机制。

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在昆明业内人士看来,意味着不少资金实力弱小的开发商将会退出昆明城中村改造之列。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3-15/903125.html

卡拉 03-15-2015 10:06
来源:“金台2号”公众号
作者:林亦辰

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

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神态自若。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秦枫,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仇和的突然落马,大致是让人很意外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参加云南代表团的审议,人大刚闭幕,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中纪委就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财新的记者甚至在第一时间爆了个独家:“今日上午10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还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如此看来,仇和是在代表团驻地被中纪委直接带走。

意料之外,把仇和过去的事重新翻出来,是每家媒体都会有的神经反映。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仇和的落马意味着什么?为何会在两会一结束,就被中纪委带走?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仇和当年的一句话,曾被许多媒体引用,或是称赞其为“实干家”,或是贬低其为“酷吏”。无论如何,“最具争议市委书记”,是仇和怎么也摘不去的头衔。作为这句话的印证,无论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运动成了仇和的一个标志。

不可否认,这种行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日压缩至2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有人如此描述“昆明速度”所带来的好处。

然而,速度终究是速度,它是建立在对后面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前透支基础上的。大拆大建的逻辑,无非是政府征地、拍卖,房地产商盖楼、卖楼,资金回笼后进行新一轮的拆和建。然而,任由拆建轮流抬高房价,政府腰包是鼓了,地产商的利润是高了,但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粗放的,且不说破坏历史文脉,单说地是有限的,人们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回看一下习近平今年下团的讲话就知道,经济要速度,但更要质量。仇和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增长方式的代表。选择在这个时刻带走仇和,其宣示的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对大拆大建、造城运动的否定。

当然,否定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并不需要让其成为“阶下囚”那么严重。事实上,更加关键的是,这种大拆大建,内部存在太多的权钱交易。依然是财新的记者,放出消息,“仇和被查一事,牵扯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这或许才是仇和真正落马的原因。从刘源回应徐才厚落马,是习近平亲自督办,到王岐山放出狠话,“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有反必腐已经是最大的共识。

不过,意义不止如此。

前两者,不少落马老虎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仇和的落马,更大的意义还是对独断专行的否定,对人治的纠偏。“仇和手一挥,拆到东河堆,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地名),拆到的不要跳,没拆到的不要笑,只是仇和没看到。”有人曾这样调侃。仇和不仅是大拆大建逻辑的代表,更是独断的标杆。“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应该说,这种干劲是每一个干部都需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得按照法律来。即使是特事特办,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用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有权,不能任性。因此,仇和落马透露出的第三个信号,便是对法治坚定不移的推进。

还有一点,应该算是附带品。干部的竞争性选拔,实际上正源于仇和的推动,尤其是他在宿迁搞的“公推直选”。这一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已经谈过,习近平对此是反对的。委任制、选任制和聘任制,这三种用人方式,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提过,单独用哪一种,都会造成干部用人出问题。因此,仇和的落马,也是对一昧使用竞争性选拔选任干部的否定。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不仅仅是在关心仇和,而是在关心江苏,毕竟,那个地方才是仇和政治的起点。是否会牵涉,目前还不得而知。不妨静等叶子落下。

卡拉 03-15-2015 10:09
来源:腾讯新闻-- 时政新闻
作者: 张晓强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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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3日,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离开宿迁赴南京

3月15日中午,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中纪委网站宣布: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仇和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日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这次将直接留在北京接受调查。

仇和无疑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明星官员。其仕途之路起步于宿迁,最发达的江苏省里最不发达的地区,止于北京,政治氛围最浓的时段里的最后一天。

争议中的仇和宿迁改革

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期间,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仇和时期的宿迁“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2003年7月12日至2003年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仇和继任者的宿迁改革

2002年的仇和,44岁,作为宿迁市委书记任上的“一年级新生”,他下达政令,“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仇和离任后,这种“霸道”的招商之举,并未就此终结。

“没有变化,主调不变,主旋律不变,一呼百应,一以贯之。”继任者张新实,2006年走马上任后,第一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这位长仇和6岁的官员,接过“仇和式招商的熊熊火把”,并“加了一把薪”。

“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这是张新实对宿迁官员们的要求。

3月是宿迁官方定下的招商月。与此同时,宿迁官方面对前来投资的商人总会表示出12分的热情和诚意。

这一点,苏州商人吴永康最有感触。2006年,他果断地在宿迁下属的泗阳县投资3000万元,兴办苏北最大的服饰企业。此前的六七年里,他已经在宿迁投资200万建了一座工厂,“正是那次投资后,政府给我太多的帮助和后续服务,让我坚定在这里继续投资的信心。”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在宿迁投资的很多外地商人,都有相似的感受,“仇书记离开后,我们并未感到有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受到政府的支持。”浙江籍客商、泗洪县金盛购物广场董事长鲁鹏飞说,“宿迁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当年宿迁“一卖到底”的激进改革中,医改最受争议。

1999年起,当时宿迁市卫生资产4.95亿元,人均卫生资产处于江苏省最后一位。宿迁开始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全市134家医院由公办变成私营133家。

对此,反对者斥之为“卖光式医改”,支持者却认为此举取得制度性创新。

改革后,一些村民发现,原来铁板一块的医药费,现在居然可以讨价还价了。“跟在菜场买菜似的。” 宿豫区蔡集镇的张书菊说,“上次我得了阑尾炎,先到一家医院看,人家张口就要手术费3000块,我们觉得贵,后来又找了王官集镇医院,最后800块钱就做了手术,还包括全部住院费。”

“总体上说,医药费没有便宜多少。”这是宿迁大部分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点,被一些人视为宿迁医改失败的表现。

但继任者张新实却坚持认为,仇和时代的医疗改革基本是成功的。他曾对媒体说,医改前,宿迁财政收入名列全江苏省众城市之末,典型的“吃饭财政”,公办医院难以为继。改革后最大的好处就是盘活了一批医疗资产,让市场作主。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宿迁卫生总资产已达23.61亿元,其中社会医疗的资产达到16.37亿元,占宿迁医疗卫生资产的百分比上升到67.34%。

张新实同时也坦言,“看病贵”尚未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宿迁的医改“无法触及药品市场和设备市场,定价权不在宿迁,单纯指望医院降低收费并不现实。”

在宿迁,当年与医改一样遭到激烈争议的还有出售幼儿园、学校的做法。

改革伊始便遭到巨大阻力。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泗洪县,那里的幼儿园老师,集体到宿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媒体曾报道说,“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但是,改革并未就此停息。

据《新世界周刊》报道,目前,宿迁90%左右的幼儿园是民办的,“他们的收费并不比公办的高,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作为教育局长,孙其松认为,幼儿园更多的向民资开放是大势所趋,必须把宿迁有限的财政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九年义务教育当中。

原先宿迁义务教育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现在调整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办学责任,使各级教育经费教师工资的发放都得到统筹管理。

2008年2月25日,孙其松应邀前往昆明,作了一次关于宿迁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报告。昆明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红苹在报告会后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宿迁的做法非常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宿迁的经验对我们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借鉴性。”

而现任的宿迁市当政者并没有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仇和当初的医改、招商激进措施和出售幼儿园、学校的措施,但是依然在强调招商,只不过是强调,坚持全员招商与专业招商双轨并行,强化经济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类招商主体作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强化“三位一体”(产业招商、专业招商、园区招商)招商,提高招商引资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腾讯新闻综合《新世纪周刊》、《南方周末》、宿迁市政府网站等报道 撰稿:张晓强)

卡拉 03-15-2015 10:17
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 王选辉

  法制晚报讯(记者 王选辉) 今天中午,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仅仅在12天前,即今年“两会”开幕当天(3月3日)中纪委宣布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接受组织调查。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称“这打破了盛会不打虎的惯例”。

  今年58岁的仇和在任职云南省省委副书记前,曾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而在争议的漩涡中、在媒体的关注下他却一路升迁。

  今天下午,一位曾经采访过仇和的媒体人告诉《法制晚报》记者,春节前还曾与仇和通过电话。电话里,仇和说,“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

  仇和参加了今年全国两会的全部过程,而在闭幕的时刻,被中纪委宣布接受调查。这可能是仇和没有预料到的“惊喜”吧。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

  而因为仇和,这个叫“宿迁”的城市迅速被人知晓,但是多数是“负面新闻”。

  仇和从1996年起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在沭阳进行了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1年8月仇和任宿迁市委书记。

  《南方周末》曾报道,在仇和任职的时间段里,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在宿迁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至今褒贬不一。

  2005年,江苏省宿迁市出台了一份颇具争议的文件《关于制止大操大办 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该文件规定:不论党员干部,还是城乡居民,婚丧嫁娶时,宴请都不得超过一定标准。而这个标准之严格在我国尚没有先例,处理之严肃更是全国罕见。

  仇和,这个在中国颇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以自己施政的刚性和推行新规定的态度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关于制止大操大办 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就是仇和施政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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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环保、安监等领域

  分管环保、安监副省长期间

  出现太湖蓝藻危机、如东海难


  在2006年1月20日闭幕的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仇和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4月19日,江苏省长副省长分工被明确,仇和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在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而2007年5、6月间发生的太湖蓝藻危机,则给仇和提供了一次施展拳脚的机遇。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仇和提到,太湖蓝藻危机实际上为环保部门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创造了极好的契机,水污染问题虽然是个老大难问题,但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这次老大终于重视了”。

  7月7日下午,在三百多位省、市、县、乡四级主要负责同志的见证下,苏、锡、常、镇、宁五市的市长与仇和分别签订了《“十一五”太湖水污染治理目标责任书》。

  有人清楚记得,在谈及全省花两到三年时间关闭小化工厂时,仇和放下讲稿,要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提前完成关闭任务,他当场将各市化工企业的总数、计划关闭的企业数量及其占总数的比重等数据一一背出,并且其间毫无停顿,令听者面面相觑。

  在仇和当副省长期间,江苏在安全生产领域出现了不少问题。2007年4月15日的“如东海难”,仇和指挥搜救,但亦有19人死亡;2007年11月14日,无锡市区某工地发生建筑安全事故,6人死亡;2007年11月27日,盐城响水一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由于抢险措施不当,造成8名抢险人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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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主政昆明

  野蛮拆迁饱受诟病

  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自2007年12月至今,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

  2008年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一声令下,七村开拆。昆明人并没有见过这么大阵势。2008年,2月28日,昆明开拆336个城中村。这与仇和当年在宿迁,铁脸拆屋的情形有些相似,又不尽相同。

  一位官员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由于在短期内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政委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群体事件。

  2011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随后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昨天仇和还参加了云南团的审议,今天全国两会闭幕,仇和想不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闭幕”了。

  (部分综合媒体公开报道)


卡拉 03-15-2015 10:3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卢梦君 潘则福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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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CFP 图      

       “盛会不打虎”吗?中央纪委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官员,不存在这样的规则。

       全国两会已经到了最后一天。3月15日12时55分,中央纪委网站通报,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全国两会第一天,3月3日,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被通报落马。

       全国两会进行过半,3月11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仇和,当下正在北京参加两会。

       3月15日的云南日报头版还刊发报道称,14日下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和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等。李纪恒、陈豪、武冬立、仇和、李江、杨应楠、王树芬、晏友琼、王田海、张桂柏、郑玉歆、白保兴等代表参加审议。

       对仇和落马,一名云南省省级退休官员用“应该”二字做出置评。

       云南省政府一名离休厅级官员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作为“空降”官员,仇和铁腕的工作方式对云南官场的冲击不小。

       这名官员回忆,仇和主政昆明之初,重压之下昆明不少公务员都想方设法调往省级机关。

       出任省委副书记后,仇和在某些时刻,仍以“官场异类”示人。

       “我们部门送给他的文件,一般第二天就会有批示。我在省级机关干了20多年,这个效率基本没见过。”上述云南离休厅级官员对澎湃新闻说。

       事实上,仇和的身上始终贴着鲜明的“个性明星官员”标签。伴随着争议,他一路升迁。

       1957年1月,仇和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父母都是农民。

       《人物》杂志曾报道称,仇和家里原本有8个孩子,因为穷,死了两个。在他5岁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而仇和自己能上学也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上学机会才换来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草房改为瓦房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次年3月,仇和考入南京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工作。

       1990年9月,仇和被任命为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副处长,两年后出任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

       1995年4月,仇和获得了赴美培训的宝贵机会,作为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的一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8个月时间。

       在此期间,仇和读到一本书,书名为《政府的革命》,这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荐给美国官员读的,书的副标题叫“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

       回国后,次年7月,仇和即出任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宿迁市,辖四县一区(即泗阳县、泗洪县、沭阳县、宿豫县、宿城区)。

       1996年9月,仇和被任命为宿迁市副市长,12月获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开始了其最具争议的十年。

       仇和曾在很多场合推荐《政府的革命》一书。

       他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仇和速度”随之产生。

       《人物》杂志这样描述“仇和速度”——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

       由于仇和推动大规模拆迁,一时间,“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仇和则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2001年8月,仇和出任宿迁市委书记。

       在主政宿迁期间,仇和继续推动了大量备受争议的政治举措。

       例如2001年起,宿迁市强力推进医改,将所有医疗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2003年初起,仇和在宿迁推行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制度改革,成为江苏这一制度的发源地;2004年7月,宿迁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群众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

       在大量的争议声中,仇和获得了江苏省级层面的支持。

       2003年,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通过决议:允许和扶持宿迁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2006年1月,仇和在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当选副省长。

       2006年4月19日,江苏省长副省长分工被明确,仇和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2007年12月,一纸调令,仇和飞赴西南,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在昆明,仇和不改“本色”。

       2008年1月28日,仇和在昆明亮相。“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

       仇和一上任便抓吏治。

       在2008年2月20日举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时任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因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

       两天后在呈贡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呈贡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庆昆宣读了干部处理决定: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

       此事曾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从2008年到2011年,建设昆明的宣传口号从“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到“全域城乡一体化”,再到“全域城镇化”,从中可以窥见仇和治理昆明的思路。

       然而,由于在短期内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

       《时代周报》曾报道,自仇和担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政委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

       上述报道称,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例如云南省国资委下辖的云南饭店希望拆旧建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拆掉以后就不再同意建了,原址变成了一块空地;滇池边的环湖东路,原先说好由云南城投公司垫资37亿元建设,回报是公司可以开发沿途约3800亩的土地,但路修好后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赔偿公司的支出,土地开发的问题另外再谈。

       2013年9月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城市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上,“重炮开火”批评昆明城建。

       秦光荣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城市的人文之湖滇池受到严重污染;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

       2011年12月,年近55岁的仇和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当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原先担任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田欣接任昆明市委书记一职。

       在去年底举行的云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仇和曾反思说:“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

       据人民网报道,在去年12月21日至22日云南省委常委会年度民主生活会上,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反思:“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仇和曾经工作过的江苏,还是正在工作的云南,都有不少“老虎”落马。

       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曾搭班主政南京的原市委书记杨卫泽、原市长季建业均在十八大后被通报落马。

       而接任昆明市委书记的张田欣,在2014年7月因违纪行为被断崖式降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原副省长沈培平都已在去年落马。

仇和简历

       仇和,男,汉族,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县人,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
       1978.02—1982.01,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01—1984.1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1984.05副处级,其间:1982.07—1983.08下派常熟市碧溪、浒浦公社锻炼);
       1984.11—1986.04,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1985.01—1985.08江苏省委整党办派驻淮阴市委整党联络员);
       1985.09—1986.01,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首期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6.04—1990.09,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副书记兼院团委书记、院工会副主席(1987.07助理研究员,其间:1988.06—1990.08下派江苏省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09—1992.12,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副处长、农村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2.12—1996.07,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其间:1995.04—1995.12,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
       1996.07—1996.09,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09—1996.12,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
       1996.12—2000.12,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沭阳县委书记;
       2000.12—2001.01,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01.01—2001.02,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1.02—2001.08,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1.08—2002.01,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
       2002.01—2006.01,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2005.06—2005.09,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2006.01—2006.04,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04—2007.12,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12—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昆明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1.11—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2011.12.03 不再担任昆明市委书记职务);
       2012.2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云南行政学院院长;
       2014.7 不再担任云南行政学院院长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384

伍胥之 03-15-2015 15:36
仇和多年来就是个争议人物。

能吏?酷吏?

他是贪官不?



卡拉 03-15-2015 18:24
来源:万维读者网---天下论坛
作者:黎阳
2008.3.8.

“铁腕治吏”还可以说是“青天”,但“铁腕治民横行无忌”那就只能说是“霸天”了。

仇和2007年12月23日走马上任就任昆明市委书记到今天共75天,其“铁腕”本色已经淋漓尽致:“铁腕”公布官员电话号码、“铁腕”“勒令辞职”“磕睡副局长”……如果“铁腕”公开一切大小官员的私人财产,那至少在反腐这一点上还称得上“铁腕治吏”。然而碰到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仇大人的“铁腕”就不“铁”了,而是一个“鹞子翻身”,“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广州日报》3月7日一篇“仇和在昆明推行宿迁式拆迁与医改”一语道破仇和的“铁腕”下一步要向谁下手:

——拆:一声令下,七城中村开拆——2008年2月28日,昆明开始开拆336个城中村。

——卖:七成医院变民营——2008年3月3日,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规定“到2012年,民营医疗机构资产占全市医疗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0%以上”。

——商:全国拉网式驻点招商——昆明已经从各部委办局抽调了100多人培训,并组成35个招商分局,分赴全国各地展开拉网式驻点招商。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昆明市招商引资任务将是2007年的两倍。

……

别的且不论,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属于“公益事业”,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由分说说卖就卖,“卖”的结果就是“私有化”,“私有化”的结果就是对“利润”的最大限度的追逐,“公益性”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淡化甚至抛弃。有人把“卖光式”比喻为政府在“甩包袱”,把公共服务作为“包袱”甩给市场的同时,当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当然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推给了市场——这难道不是把“铁腕”伸到了老百姓头上?先前所谓“铁腕治吏”其实是“敲山震虎”、“杀鸡吓猴”、“打骡子惊马”的“下马威”,意在震住大家,不准任何人有任何不同意见,对自己服服贴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靠“私有化”搞“公益”等于靠狐狸看鸡圈——凭什么不准别人有不同意见?

拆、卖、招商这三大块涉及了多少方面?多少家庭?多少预算?多大工程量?仇和走马上任75天便下手,究竟经过了什么样的调查研究?什么样的可行性研究?什么样的项目论证?什么样的组织协调?有什么样的法律根据?

——仇和从12月23日上任到2月28日开拆“城中村”一共间隔67天。67天就大规模动工上马,好不威风。然而,拆迁户的安置、补偿、赔偿是怎么安排的?拆了以后的地方干什么用?给谁用?有什么根据?有规划吗?有计划吗?有方方面面的科学论证吗?有预选吗?有周密的组织安排协调吗?如何保证没有“强制拆迁”?如何保证没有“官商勾结”?……所有这一切如果踏踏实实地按照“科学发展”的路子来,67天够用吗?

——仇和四年之内要卖光70%的学校医院,这个70%的比例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70%而不是60%,也不是80%?为什么是四年而不是五年或两年?所有这些的根据是什么?是谁论证出来的?怎么论证出来的?涉及整个当地社会的千家万户的公众利益的事,为什么不经过公众一个人不声不响就决定了?(卖光了宿迁的学校医院又卖昆明的学校医院,不愧是“仇卖光”)擅自处理这么多国有资产,根据的是哪条党纪国法?

——搞投资、上项目都自有其客观规律,上不上、投不投要看具体条件,要看具体环境,不能脑袋一热就乱上项目,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项目,必须因地制宜。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国“拉网式招商”,甚至把招商引资数额当成“硬指标”硬往下压,这本身就是不管客观条件的蛮干——如果投资是冲你仇和来的,你到哪投资到哪,那将来你仇和离开昆明是不是投资也要跟着走?如果投资是冲昆明的环境来的,那不管有没有你的招徕,该来的总会来,除非你的投资环境太恶劣把投资赶走。如果是可来可不来、因为你开出的价码特别优惠才来,那就是说,你是靠挖别人的墙角发迹——等于逼别人也学你不顾一切牺牲原则留住投资——这就叫“恶性竞争”。下三滥的婊子拉客才只认钱不认别的,拉住哪个算哪个。而仇和招商比下三滥的婊子拉客还贱,还不顾一切。人们记得,1998年仇和所管的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2002年仇和在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国家干部有国家干部编制的岗位责任制。如果用不着那么多干部,可以精简机构,可以减少人员编织,但仇和凭什么擅自变更现有干部的岗位责任,任意把官员变成“官商”?谁给他的权力?根据是什么?

规定“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引资者,按实际引资额的3%给予奖励,引资5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引资者按5%奖励;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按7%奖励。”——这“3%、5%、7%的奖励”钱从哪里来?是占用国家预算,还是从投资人的投资里扣?如果是占用国家预算,根据是什么?哪条国家财会制度允许这样使用纳税人的钱?是挤占教育卫生预算,还是挪用扶贫基金?如此不惜一切“招商引资”,只讲招商结果不讲任何限制,那怎么能保证招商官员为了如此重奖而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牺牲一切来满足投资者的任何不合理要求?如果这笔奖金是从投资人的投资里扣出来的——投资一亿,便要扣下7%即7百万送入私人腰包——请问哪个投资人心甘情愿?要人家同意,就得有代价:税收、环保、劳工福利……这难道不是变相地把公众利益转变成私人利益吗?

仇和要求下属“要批文件晚上回办公室批”——这是根据劳动法的哪一条?除非紧急情况,除非特殊需要,除非是高级领导,国家的规定是八小时工作制。无缘无故减少工作时间不允许,无缘无故强迫别人加班同样不允许。你要下属超时工作,第一要给出理由来,第二要给出根据来。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根据,无端要求下属超时工作,这叫破坏法制,知法犯法。

所有这一切都是仇和一个人说了算,从萌芽到出笼一共不过75天。涉及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有资产、这么多老百姓生死存亡的事,仇和一个人说卖就卖,说拆就拆,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

仇和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果真如此吗?卖光公益事业,化公为私,“公”都没了,只剩下“私”了,这还叫为“公”?仇和到昆明才两个多月就弄出那么一大堆方案计划,分明是先入为主,蓄谋已久,人没到昆明之前就已经策划好了一切,根本不要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深思熟虑后的科学论证。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与其说是“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不如说是仇大人在“倒计时”,规定自己今后哪年内必须升到哪级,为了“按部就班”按期升官,必须在一两个任期内拿出足以下一步高升所需要的“政绩”——否则为什么如此不顾一切客观规律、一切实际情况,象“周扒皮”那样赶着上上下下没日没夜地拼命?当真想把事情干好,头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搞好昆明的事,先调查研究弄清楚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是只能靠招商解决。即便想招商,作为政府首要任务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投资大环境,“种好梧桐树,引的凤凰来”,而不是到处撒大网抓“凤凰”。但这就不能“立竿见影”,不能在仇大人计划好的时间内出下一步升官所必要的“政绩”,所以才会如此迫不及待,不管三七二十一疯狂蛮干——也就是说,逼昆明全市从上到下都为自己的升官加倍、拼命、做牺牲——这叫“为公才改革”?

仇和动不动就是:“不争论,做了再说”——如果跑到大街上看见哪个姑娘漂亮,哪个人腰包鼓,上去就硬拽人家,然后说:“不争论,跟我走,到地方再说”,行得通行不同?人家会是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中谁如此,谁不是拐卖人口的人贩子就是杀人绑票劫道的。把生活中明显犯罪的事搬到官场上,不叫飞扬跋扈叫什么?如果当了官就可以“不争论,做了再说”,那可不可以“不争论,毙了再说”?可不可以“不争论,把全国耕地毁了搞房地产再说”?可不可以“不争论,炸掉三峡大坝再说”?可不可以“不争论,扔了原子弹再说”?“文化大革命”算不算“不争论,做了再说”?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算不算“不争论,做了再说”?既然“精英”们现在还这样干,可见当年搞“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并非毛泽东——“精英”们整天骂毛泽东“专制独裁”,现在看看,究竟是谁“专制”?是谁“独裁”?

如此专横,这还叫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吗?分明是“仇霸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边把这样的“霸天”捧为“明星书记”,一边喋喋不休“民主”、“法制”,讽刺不讽刺?

提拔、重用这样的“霸天”,允许他们称霸一方为所欲为,实际就是在为中国“封建割据”、“诸侯分裂”、“军阀混战”创造条件。——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们说一不二,无法无天,等同于独立王国,这难道不是分裂中国?有人难道真要“不争论,分裂了中国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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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03-17-2015 07:55
来源:多维新闻网
作者:王新
2015-03-17

“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曾经被《人物》杂志如此描述的能吏“仇和”,终于还是在官场仕途的快车道中令人意外地跑偏。2015年3月1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记者会结束后不到20分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一纸公告,让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成为中共两会后的落马第一人。这不啻于平淡无趣的两会后的平地惊雷,引爆了媒体和舆论圈。

作为曾经的明星官员,关于仇和的报道已经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初入仕途的仇和,一定也满怀政治理想和抱负,欲在官场一展自己的才华,但是最终,他却在反腐风暴中落马。仇和为何被查?是官商勾结涉嫌贪腐,还是与白恩培结党营私被白案波及,抑或是受不健康的云南官场生态影响不能洁身自好?仇和这颗政坛明星的陨落,是他的个人之殇,还是中共的制度之殇?我们在为这样一位官员也难逃贪腐怪圈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希望有能多的能吏可以坚持正道,善始善终。

落马毁誉掺半

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一纸公告,宣告了仇和这位政坛明星仕途生涯的结束。外界多称仇和仕途从江苏省宿迁市开始,其实,在相关地域民众的眼中,仇和的出名是和沭阳县绑在一起的。地处苏北的沭阳曾是江苏最贫穷落后的县之一。前任县委书记大多是踌躇满志而来,偃旗息鼓而去。但是仇和破除了这个魔咒。1996年宿迁市建市,沭阳县并入该辖区。当年年9月,仇和任宿迁市副市长。三个月后,他主动要求担任沭阳县书记。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上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

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让仇和在宿迁尤其是沭阳县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手段一度成为媒体爆炒的话题,仇和的名字在互联网上点击率极高。11年来,仇和身上有其独特的标签:个性官员、明星官员、铁腕能吏,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在其发迹的江苏宿迁、仕途终结地云南昆明,仇和被中纪委“秒杀”的消息,让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立。在昆明,有官员称其落马是“应该”;在宿迁,更多的声音是“惋惜”和“惊叹”。

对此有声称,同一个官员,为何在江苏为政10年风生水起造福一方,得到了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提拔,并且得到了官场同僚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就算有争议也几乎都在于他的执政方式是否太过野蛮粗暴急功近利,几乎没有人认为仇和会涉及贪腐。但是在云南仇和却成了官场和民间痛恨的酷吏贪官、被老干部锲而不舍的举报对象,被民众聚集抗议,并最终被官方定性为“违纪违法”?是仇和携功自傲并最终走偏,还是他在云南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中不能洁身自爱自甘堕落?能吏仇和殇逝之谜令外界费解。但是显然,大家都认为绊倒求和的绳子应该在云南。

官商勾结涉嫌贪腐?

求和落马后,有媒体曝光江苏沭阳籍神秘富商——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的商业版图,几乎是跟着仇和的仕途在扩展的时候,暗示仇和可能涉贪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在“打虎”新闻上屡有曝料的财新传媒刊文称,仇和牵扯到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

2003年前后,祖籍沭阳县的浙江商人刘卫高在宿迁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在当地开办了公司并结识了仇和。2005年8月1日上午的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奠基仪式上,仇和带着宿迁市委市政府的班子悉数出席,刘卫高的头衔也从之前的浙江芬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变成了江苏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由此,刘卫高在宿迁开始被人称为“刘半城”,寓意在宿迁这个新兴地级市中,有一半的城建工程都是由他完成的。之后刘卫高在宿迁的一连串业绩堪称闪亮:克拉嗨谷、运河文化城、运河金陵酒店等一大批投资达数十亿元的重大项目陆续落成。

2007年年底,仇和调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据称,仇和要在昆明复制一个“宿迁模式”,他的老朋友们纷纷被请到昆明。刘卫高的江苏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也成了昆明市的重点招商引资对象。在宿迁的成功及与仇和的前期结缘,使刘卫高在昆明备受重视。据说,在当地考察时,市里每每派出副市长级别的官员接待和陪同。

2008年5月,刘卫高在昆明成立注册资金高达5亿元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被普遍认为是绊倒求和的“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中,云南中豪对外声称总投资350亿元。刘卫高准备在仇和主政的昆明再次复制“义乌小商品市场”。按照昆明高层的意图,这个新建的小商品市场一定要“上规模”,一期的建筑面积就要达到300万平方米。该项目开工时,在仪式上,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再次带领昆明市诸多官员出席。

但是在外界称为“新螺蛳湾”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暴力拆迁事件——在建设中多次爆发拆迁人员与当地村民的暴力冲突;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这一问题在仇和治下,根本就没有被其视为问题;上万数量的原商户动迁问题——很多补偿和安置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但这些并不是仇和违法违纪被查的主要原因,知情人士表示,其被查主要原因是在城中村尤其螺蛳湾项目中存在官商勾结,部分江浙商人难逃干系。另有知情人表示,新螺蛳湾项目绿化当中,很多价值不菲的观赏树木均是远路从江苏运抵昆明,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有待权威机关调查。

白恩培的亲密战友?

在仇和的云南仕途生涯中,被媒体称为“反腐斗士”、92岁的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长期在举报仇和,尤其是云南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后,杨维骏更指“白恩培的亲密战友就是仇和”。2014年8月,因为“严重违纪违法”,白恩培已经被官方公布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其2011年8月被调任人大前,白恩培和仇和有近四年的工作交集,白是仇的直接上司。

有评论称,白恩培主政云南十余年,但是最初云南经济却是逐年下滑,2000年和2001年更是连续两年增幅全国倒数第一。白恩培也曾努力想让这个落后的边疆民族省份加快发展。仇和刚到云南时,白恩培正大力推广“大云南”策略,这曾遭到杨维骏的极力反对。杨维骏也最担心仇和到来之后继续这一方针。杨维骏的担心不久就得到了应验,“仇和来昆明,与白恩培关系不错,白恩培决策,仇和更多的是执行者。”

相比白恩培的“大云南”计划,仇和推行的政策更进一步,首先发起了昆明历史上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先后启动了8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是否在仇和到云南后,白恩培想要借助“仇和新政”给自己的政绩填上光彩的一笔,从而让两人暗中结成了某种不可告人的同盟?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根据杨维骏提供的资料,白恩培离任云南省委书记之前,按照白的部署,省委书记之职原定由仇和接任,省长则从其他地方选任。这一方案遭到省委很多老领导的坚决反对,因为支持人数少,最终未能如愿。“2007年,仇和来昆明,提出全域城镇化。2010年省委书记换届,白恩培希望仇和接替他,(上面征求意见时,)我没有支持仇和。仇和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但被逐渐边缘化。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出事后,仇和又开始活动起来。”

仇和落马同日下午,一位曾经采访过仇和的媒体人透露,春节前(2015年)还曾与仇和通过电话。电话里,仇和说,“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这个话题,引发了外界对于仇和官场伯乐——李源潮的议论。如今,惊喜变成了惊诧,仇和是否在官场有结党营私的污点?有待时间的验证。

官场生态的牺牲品?

对于仇和的落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发表评论称,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改革的“绿林时代”终结了。文章称,什么是“绿林”?就是无视法律,不要规矩,杀人放火受招安。这种改革初期粗放的治理思路,在某个阶段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但这个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

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你赋予它更多的自由,带来的可能是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很可能带来的是尾大不掉的恶瘤。文章认为,这个现象在仇和等官员身上,也是如影随形。任性的权力让他们变成了“改革先锋”,也堕落成了偏执的权力盲从者。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约束权力的任性,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顺畅运行迫在眉睫。

仇和曾被号称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之一。自他从政以来,不管是在江苏还是在云南,仇和多次施行和发布一系列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政治举措和命令,这让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仇和是酷吏,有人称他如青天,有人说仇和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仇和“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并引起媒体对“仇和现象”的讨论。

在官场起步地沭阳,仇和做了四件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据当时媒体报道,全县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而在仇和主政三年后,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内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200余公里,是三年前的几十倍。大兴土木,必然财政紧张。如此倍增的修路计划,底气来自之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那个决策: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当时的一篇媒体评论认为,仇和的做法,即便真的是想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推动中国农村基层负重难行的落后现状,但他的行为模式仍然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工作规律。

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后,仇和在某些时刻,仍以“官场异类”示人。在2009年12月28日召开的昆明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发表了这样的感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有评论称,从仇和的“八无”感言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胆英雄气息,但是仇氏“新政”并没有脱出“一把手”的长官意志。他是用传统的人治手段推行自己的理念,以至于在查官员是否在岗时查到下属如实回答“我在尿尿”。

在经济改革上,仇和显然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随者。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谢新松说,仇和博览群书,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就看了7个版本,《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在宿迁任职期间,仇和曾在很多场合推荐《政府的革命》一书。他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2006年,当仇和升迁江苏省副省长时,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就发表议论说,仇和的升迁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但是“中国可要比宿迁市大得多”。

早在11年前,就曾有大陆知名网络作家马伯庸在大陆社交网站天涯论坛的关天茶舍板块开贴,对“仇和现象”进行评论。这篇题为《假如仇和是个贪官……》的帖子发布于2004年2月12日,文章指出,仇和在施政过程中,不论是官僚们的反对还是老百姓的抗议,都不能阻挡他的决策,这种“自恃位高权重,独断专行”与慕绥新、马向东在沈阳的作风如出一辙。

马伯庸表示,从“仇和现象”中还能得到了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仇和并不是神,他也能犯错,也能腐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与群议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会因为缺乏足够理性的决策导致灾难。”在帖子的最后引用了《走向共和》的语句:“国家的富强与长治久安,并非是几名明君清官就可以解决,重要的是制度。成者,制度之功;败者,制度之罪”。

(王新 撰写)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3-17/59641741.html

卡拉 03-17-2015 07:58
来源:多维新闻
2015-03-16 22:51:06

在中共十八大后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云南省副省长仇和意外获得了不亚于徐才厚去世新闻的关注度。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近日透露,在先前落马的白恩培离任云南省委书记之职成为定局后,照其部署,省委书记之职由仇和接任,省长则从其他地方选任。然而这一方案遭到包括杨维骏在内的很多老领导的坚决反对,因为支持人数少,白恩培与仇和最终未能如愿。年过六旬的杨维骏正是白恩培落马的举报者之一,被认为以一己之力拉下云南省一把手。同时,杨维骏还是白恩培的继任者秦光荣的反对者之一。

白恩培仇和一脉相承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以帮助失地农民维权、先后举报两名云南省委书记闻名,其中一任省委书记白恩培已于去年被中纪委调查。杨维骏对仇和为政措施,多持批评立场。杨维骏表示,“2007年,仇和来昆明,提出全域城镇化。2010年省委书记换届,白恩培希望仇和接替他,(上面征求意见时,)我没有支持仇和。仇和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但被逐渐边缘化。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出事后,仇和又开始活动起来。”

杨维骏还透露,仇和来昆明,与白恩培关系不错,白恩培决策,仇和更多的是执行者。那时白恩培提出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第一要务,接着又好又快。到了云南,就变成: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这个方针公开与中央唱反调,中央是好字优先。云南没有人敢公开提出异议。

杨维骏称,2010年省委书记换届,白恩培希望仇和接替他。这一方案遭到省委很多老领导的坚决反对,因为支持人数少,最终未能如愿。(上面征求意见时,)我没有支持白恩培、仇和。我支持了秦光荣他们,秦主政云南后,政府继续争夺老百姓的土地,我又与他分道扬镳。

58岁的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史上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从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在仇和20余年的仕途当中,伴随其左右的从政轨迹,无不与“拆建修”三字相关。

当时,云南省委书记是白恩培,其大力推广的发展策略是“大云南”。这曾遭到杨维骏的极力反对。杨维骏也最担心仇和到来之后继续这一方针。杨维骏的担心不久就得到了应验,相比白恩培的“大云南”计划,仇和推行的政策更进一步,被称为“全域城镇化”。

仇和主政昆明期间,最为知名的项目是螺蛳湾。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昆明市的城市改造需要,在昆明市青年路路边摆摊的大批个体工商户搬迁到螺蛳湾。以此为基础,螺蛳湾成为昆明乃至云南最大的百货批发商业中心。

知情人士表示,其被查主要原因是在城中村尤其螺蛳湾项目中存在官商勾结,部分江浙商人难逃干系。另有知情人表示,新螺蛳湾项目绿化当中,很多价值不菲的观赏树木均是远路从江苏运抵昆明,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有待权威机关调查。

举报不断中“一路惊喜”的仇和

仇和25岁时从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本科毕业,然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两年后,他便成为副处级的院团委书记。不仅在那个年代,就是在现在,27岁跻身副处级别,已经是仕途颇顺了。1996年,本隶属于淮阴市的宿迁县,被撤县组建地级市。在农科院和科委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仇和,终于有机会真正从政一方了。他被从科委直接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

同年,仇和成为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不久后,兼任了辖区内沭阳县的县委书记。正是在沭阳,仇和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出去。在沭阳,仇和做了四件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后面的两件事,仇和在那个年代走在全国前列,也成为其最大的政绩,和可资宣传的成果。

道路在当时落后的沭阳来讲是瓶颈性问题,据当时媒体报道,全县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而在仇和主政三年后,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内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200余公里,是三年前的几十倍。县穷,必然财政紧张。如此倍增的修路计划,底气则来自之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那个决策: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

当时的一篇媒体评论认为,仇和的做法,即便真的是想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推动中国农村基层负重难行的落后现状,但他的行为模式仍然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工作规律。据一位当年在沭阳采访过的媒体记者回忆,这一大胆的决策备受争议,同时沭阳各地摊派压力让很多百姓喘不过气。

至于种树,至今仍可寻到当年仇和广泛推广的杨树林的影子。起初,很多农民反对种树,理由是先解决口粮问题。但宿迁当地一位退休干部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际上,当年的种树计划,为之后沭阳木材工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据沭阳县官方的描述,仇和时代,林木发展成为整个沭阳经济的抓手。出身植物保护专业的仇和,彼时,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了极致。以至多年后,其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在改造当地一处小商品市场之时,仍不远万里,从江苏调集观赏树木入滇。

修路和种树,如果遭到非议的话,还算有情可原。但引发大规模上访问题的是城镇化改造和工业园区的推广。在城镇化和工业园的发展之中,最大的问题是拆迁引发的矛盾。彼时当地顺口溜说:“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也主要因为拆迁和修路的事件,仇和被冠以了“最具争议”地方领导的称谓。但仇和曾自诩,每一次争议都伴随着仕途上的惊喜。

2006年,在宿迁十年之后,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转过年来,仇和意外地调任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之职。伴随着外界的争议,昆明当地官民商都对仇和报以热望。

“纳言善听”这四个字,是曾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的该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对仇和的最初评价。随同仇和前来的官员表示,仇书记最喜欢听取不同意见。抱着很大希望的杨维骏开始等待,但个把月后仍无音讯。当年的八月十五,仇和特意安排人给杨维骏送了两盒月饼,然而,如何听取上述三个问题意见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安排出来。最终,杨维骏得到的解释是,仇书记太忙。

(青苹 综编)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3-16/59641588.html

卡拉 03-17-2015 08:02
来源:多维新闻
作者:吴欢
2015-03-17

一份尘封近十年的新闻稿曾如此描述,2006年4月12日,仇和辞去宿迁市委书记职务,告别宿迁,前往南京专任江苏省副省长。三个月前的1月20日,仇和已在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该省副省长。有个性,敢露锋芒,官场潜规则挑战者,在官场中树敌颇多的仇和,获得了升迁。这似乎在改变当下只选没有棱角官员的任用惯例。仇和,中国媒体争相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称呼他。他的升迁似乎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若干年后,李克强话音刚落的同时是仇和被中纪委留宿北京的消息。对于这样曾经在地方州府叱咤风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官员,也许在外界看来令人惋惜。目前为止,人们尚未清晰地明了仇和落马所涉的违法违纪究竟为何,中纪委官网的短短26个字中究竟暗合着怎样的惊人内幕。只是曾经的无数传说今天重新被揭示时,人们发现原来所谓的明星官员在一个个消失。从争议政治明星薄熙来到仇和,中共治吏只是瞄准个性张扬、铁腕跋扈的所谓“能吏”吗?

仇和的末路虽无定论,但绝不至于高调惹祸

在官方报道中,薄熙来当年也曾名扬天下。主政大连期间,大量吸引外资,改善大连的自然环境、市容市貌和基础建设,创建大连足球节,大连美容美发节等,使大连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北其他城市,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2001年薄熙来调离之时,大连市民蜂拥而至为其送行,据说200米的路薄熙来走了1个小时。主政辽宁期间,一批省市级腐败官员落马。十七大后薄熙来再南下重庆大展拳脚,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成长了170%,达到27亿美元,从西部12省市的第6名跃升至第2名;“打黑唱红”更是引起山城内外轰动,横扫涉黑人员三千人,鼓动全民“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一时间“重庆模式”名噪一时。

然而,风光的外表下深藏的是另一番光景。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批评“个别干部搞形式主义,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我从不说不要城市建设,但要避免‘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的现象,如果城乡差距长期存在,就没有体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2012年薄熙来紧随妻子谷开来杀人案落马,曾经公检法矫造冤案,薄熙来本人说一不二甚至掌掴“家臣”王立军等重庆“独立王国”往事被一一曝光。

而仇和的经历似乎也是沿袭着类似的逻辑。“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 39年的仇和不顾“霸道铁腕”指责,在沭阳开始一系列强硬的治理措施,对沭阳县的面貌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发动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沭阳一跃而成为苏北交通最佳县市;鼓动农民“四旁(屋旁、路旁、沟旁、渠旁)”栽种“仇和林”,木材加工中心异军突起;小城镇化建设遍及乡野,工业园区据说更成为其骄傲。主政宿迁,他铁腕反腐肃贪,颁布“限桌令”,当地婚丧嫁娶的酒席,党员、干部、公务人员不超5桌,百姓不超8桌;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人民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大手笔变卖公立医院,使宿迁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等等。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新政”也随之出现在云贵高原。它是一整套有关城市的系列改革,包括了整顿吏治、滇池水系治理、城市绿化、强力拆迁改造城中村和超常规的招商引资等。但是,仇和的高调并未拯救他。江苏时期大拆大建无视人权,沭阳小城镇化改造竟无安置费强拆。倘若说,远调云南之前仅仅执政风格不当的话,那么主政昆明大搞城中村改造、城市绿化和招商引资,更被曝身后隐现浙江籍商人商业版图的扩张,便似乎已清晰触碰到违法违纪的边缘。

今天重新揭示历史,实际上在所谓的重庆模式、所谓的“仇和新政”是如何暗藏着一种“虚假繁荣”,个人权威魅力的背后是如何由争议堆垫起来的。正如早前的文章说,这些所谓的明星官员的确是借助政治铁腕树立个人不容置疑的权威,这的确有助于在一个亟需打破政坛死水一潭的时代脱颖而出。从某中程度上说,历史正是由有魄力的“少数人”所推动的。

有胡锦涛的前车之鉴存焉。勿论是九龙治水的权力弊病导致被架空,还是主观上缺乏魄力的个性使然,胡锦涛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终其在位十年少有建树、遗祸无数,便可见一个缺乏政治权威的领导人所造成的政治困境。贺国强执掌中纪委但腐败愈演愈烈,不得不由继任者王岐山来耗费时日清理“大老虎”。而周永康不仅胆大妄为坐大“独立王国”,还助长其与薄熙来密谋“干一件大事”的野心。根据最新的报道,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以戴罪之身病死榻上的徐才厚也胆敢阳奉阴违甚至公开操弄军权,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于无物……

从此角度上,胡锦涛无疑是一个可悲的反例。倘若胡当真能成为一世铁腕之君,即便是客观政治积弊如何经年累月,至少不会积重难返,一概法令规制形同虚设,迫使习近平动用非常之手段,破除权力分散、西山会等尾大不掉的朋党。

所以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从薄熙来到仇和,所谓的明星官员并非败在“独断专行”等,而败在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不择手段,甚至以个人权威谋取个人私利,当真视天下为一人一己之天下,

恰恰相反,今时今日的中国是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改革后渐渐沉淀和固化积弊的时代,非“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庸碌守成之辈所能打破利益固化之格局,非大刀阔斧顶得住高压之魄力之人难以猛药去沉疴。这如同黄河,在中上游的沟壑间纳百川而迤逦东向,湍流不息,而其间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难免泥沙俱下,而一旦抵至河南郑州市桃花峪进入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下游便犹如大门洞开,泥沙沉淀呈现开封“地上河”般洪泛之灾岌岌可危景象,积重难返,非激流人力无法鼓荡沉渣、消弭祸端。

在日前大陆热播的《平凡的世界》中,一名耿直率性的中共干部在顶住文革后期极左势力的阻挠,在1978年中共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开启改革开放大门时,雷厉风行甚至“独断专行”就地停职了一名考察迟到的农业局局长,并最终以自己敢作敢为最终战胜了并征服了保守势力,迈出将黄原地区百姓饭碗里的黑馍馍变成白馍馍夙愿的第一步。

便在稍早前落幕的两会期间,李相对庸政懒政大加挞伐,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为官不为纳入今年的执政“施工图”:“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炮火”并没有就此停歇。3月8日,李克强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揭批为官不为。3月15日,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次重申:既要惩治乱作为,也要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可见,平平安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也同样会撞上习近平整饬官场的枪口,否则只能祸患无穷。当然,正如早前多维新闻文章所言,今天之鼓励有魄力的个性官员并非推崇滥施淫威,个人权威的发挥也必须置于法纪之下,不能太任性。

(吴欢 撰写)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3-17/59641710.html

卡拉 03-17-2015 18:42
来源:万维读者网---天下论坛

仇和被组织调查,意义超过了普通的副省级干部,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一种改革思路的象征。

本世纪初以来,仇和被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塑造和包装为“改革明星”,因为仇和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所认可的思路。这种思路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并且成为导致腐败的原因。仇和的倒下,从侧面意味着今天必须认真反思这种思路了。

“仇和式改革”,表面上表现为利用政府权力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

仇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相信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他自称读过 十几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且媒体对此津津乐道。中国干部学习西方理论是必要的,但是仇和这一类干部,只是学了半瓶子醋,片面吸收了其中主张极端私有 化和市场化的部分,实际上是被洗脑了。笔者曾经当面听仇和说过:“中国传统文化讲亲情,讲道德,这不利于搞市场经济,要破掉,要改造”。可见,其已经到了 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不顾一切的地步。

仇和从宿迁开始,就获得“仇卖光”的称号。仇和在宿迁有一句名言“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什么都可以卖,这就是其理念的集中代表。

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高潮中,仇和任书记的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 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从 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全部完成改制。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仇和受到一些主张极端市场化、私有化的学者的追捧。 2006年,一些学者对宿迁“卖光式”医改提出批评,周其仁在没有去宿迁调研的情况下,就先写了洋洋洒洒的几千字长文,言辞激烈地为宿迁辩护。因为仇和是 这些学者在体制内找的代理人,他们有共同的理念,批评宿迁医改实际上是对极端私有化改革思路的批评,打破了几十年来他们营造的“市场神话”,因此必须进行 反击。

在“市场化”的掩盖之下,仇和真正做的事情是:让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这是“仇和式改革”的本质

仇和打着“市场化”的旗号,但实际上是用十分独断专行的手段推行市场化。 其实质是让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为资本扩张开路。有不少评价说,仇和有魄力、有能力,“对官员狠,对老百姓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仇和的魄力、能力,表 现在为资本扩张开路上,在对资本扩张有利的事情上,他确实是有魄力、有能力的。

“仇和式改革”的本质,就是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仇和到哪都刮起一股旋风,但仔细一看就发现这股“仇旋风”从来都是以资本家为“核心”团团转的:

——你投资我服务,你发展我开路,你有难我帮助,你受益我保护

——大力度精简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按照流程最短、效率最高、收费最少、标准最低的原则,该并的并,该撤的撤,该减的减

——把昆明打造成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最少、收费最少、耗时最少的城市。

与其说“仇和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不如说“仇和对资本家好,对官员苛刻”,难怪“一位私营地产公司董事长感慨地说:仇书记就是不一样啊!”

客观而言,仇和路线对地方上局部地区的暂时发展,见过成效。只要该地区以 领先全国的最积极、最铁腕、最激进、最廉价、最优惠的政策私有化,的确可以吸引大量资金。资金充裕了,的确会如输了血一样,容光焕发一阵子。只是,如果全 国都这么招商呢?各地都争先恐后地贱卖呢?你贱,我比你更贱,结果如何?没有更贱便无法吸引投资。这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在的客观事实。

为资本扩张开路的另一面,则是对老百姓极端的残酷压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暴力拆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暴力拆迁和公共服务私有化,都是有利于资本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却使老百姓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医疗、失去了教育。

——暴力拆迁。仇和倒台当天,记者吴 飞发表了题为《尘封十年:仇和施政调查报道首度曝光》,这是这位记者2006年在宿迁沭阳采访的文稿,一直无法发表,至今才重见天日。这篇报道详述了仇和 在宿迁动用警察,强制圈地的过程。一些不听从政府警告,继续上访的上访户,陆续被公安秘密带走,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打电话到110报警,但他们得到的回答 是不许报警,一些还判了刑。

让仇和名扬天下的就是那张掀起全国暴力拆迁的著名照片:一队浩浩荡荡的人 马在滚滚尘土中奔赴暴力拆迁现场,中间是敞着怀大步流星的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一边是提着警棍夹着判决书的公检法队伍,另一边是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和报 社记者队伍,后面是庞大的推土机和各种拆迁机器。准备在对拆迁户施行暴力专政后再实行舆论讨伐。

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所谓“仇和模式”。由此对中国改革蒙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这种模式,不仅在宿迁,在昆明也是一样。

——公共服务私有化。从2001年 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全部完成改制。公共服务私有化,为投资者赚取巨额利润开了方便之门, 据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课题组2006年的调研,宿迁公开鼓励民营资本办医院营利,医院的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所以说投资医院一般两年就能收回投资,这 是什么行业才有的利润率?都是民脂民膏,直接转化成民营老板的利润。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宿迁医改中存在腐败。但是,从仇和到云南之后,“昆明挂着宿迁牌号的车也多了起来”,以及《财新网》报道的仇和在土地出让中的腐败现象,不难推断出宿迁医改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利益输送。

那些支持仇和的学者,并非不知道这个过程中的专制、违法和腐败,但就是因 为仇和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认同的私有化理念,所以这些都不在话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一些人所主张的“市场化”,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仇和这个把政府权力 发挥到极致、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人,却被这些“市场派”学者奉为“好朋友”,真是咄咄怪事!

仇和并不是“为公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为私改革

还有一些善良的人,被仇和自我制造的“改革英雄”形象所蒙蔽,认为仇和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手段激烈了一点、心情急躁了一点,步子大了一点,“还是比碌碌无为强嘛”,仇和自己也把“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挂在嘴上,蒙蔽了很多人。就连他倒台之后,仍有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

人们真是太善良了。仇和真的是“为公改革”吗?绝对不是。这在他的医疗改革路线上表现得很明显。

一篇网帖比较了仇和和原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两个书记的不同做法。仇和大刀阔斧地卖医院、卖学校,民生福利撒手不管,结果是步步高升。而郭宝成在任期间,在全国率先举办了“全民免费医疗”,群众十分拥护,周围县市群众以嫁到神木、娶神木姑娘、加入神木户籍为荣。

仔细分析一下,仇和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实际上他大刀阔斧砍向的都是老百姓,而得到真金白银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简单的说,仇和的改革是“杀贫济富”。仇和表面上喊得震天响,但是在操作上十分乖巧,真正需要触动的利益集团、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他绕的远远的,碰也不去碰。甚至通过免费土地、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把真金白银送给投资者。

就拿仇和的医疗改革来说,真正需要被改革的东西,他一动都没动。一是医药 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回扣红包;二是大型医院营利创收动机,仇和虽然把医院卖掉了,但是无非是院长变成私人老板,继续当院长,继续营利创收。而“仇和医 改”受损害的是普通医务人员、普通群众,医院民营化之后,为了控制成本,普通医生护士的待遇下降了,但是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一点都没有下降。

而神木郭宝成的改革恰恰相反,受益的是老百姓,但是郭宝成却得罪了医药资 本集团,把药品流通环节的水分压出来,医药利益集团不干,医院的成本受到控制、监管更加严格,而且还得罪了同僚。所以郭宝成在55岁就被迫转岗。每天写诗 作画自娱。这才是“为公改革”,而仇和的改革是“为私改革”。

当时,人们还为郭宝成退休、仇和被提拔感到愤愤不平。现在看起来,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是公正的,党纪国法是公正的!

“仇和式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仇和式改革,实际上是多年来不少地方的做法。今天中国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民生危机等,都与地方政府的施政倾向过于照顾资本利益、而忽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有直接关系。

仇和无非是把这种“资本和权力结合起来剥夺平民”的改革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所以他才被一些媒体树立为改革的“明星”。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主张极端私有化自由化的学者,会成为仇和的好朋友,而且不惜一切、不顾事实地为他吹捧、唱赞歌。

其实,仇和式改革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最为典型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 拉美和80年代的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些是从西方学习回来的,只学了半瓶子醋的西方经济学,然后就嘴上喊着市场化、私有化,实际上是在市场化和 私有化的旗号下,干着用行政权力为资本开路的事情,把国有资产中饱私囊,制造了剧烈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最终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这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仇和被调查就是因为他的施政方向,但是这种“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的改革方式必然带来腐败。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

仇和落马正值“3.15”打假日。仇和是典型的假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的伪劣假冒产品,这是仇和与一般腐败官员的根本不同。

虽然仇和落马并不必然意味着“仇和式改革”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总能让人们再次反思这种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模式。所以,还是要欢迎仇和这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的。

别了,仇和!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042897

卡拉 03-17-2015 18:50
来源:新浪微博
作者:吴飞

仇和早年施政调查:发自沭阳的报告

  文/吴飞

  作者按:今天中午,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传出。2006年年初,笔者在仇和从宿迁市市委书记升任江苏省副省长时曾专门前往其发迹地沭阳县和宿迁市进行了长达两周的采访。采访回来后,笔者所在的报社表示仇和为副省级干部,发表关于仇负面报道有风险,故拒绝刊登,没稿费,甚至连出差费也没着落。稿子辗转多家媒体,终没能发出。掐着一算,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如今从废纸堆中翻出这片旧日稿件,很多事实历历在目,沭阳百姓的重托如在眼前。关于仇和改革,见仁见智,笔者没有再次回访沭阳,关于当地的现状,并无更多了解。此稿件,完全是原稿照旧,所以稿件中的日期,如无说明,均为2006年。关于仇和施政,笔者根据采访和调查尽力做客观平衡地记录,但十年前的调查未必全然完整正确。改革者背负着压力和使命,其时代背景和自身施政也有很多限制,如何在发展和法治之间寻找突围,笔者也在思考。发这篇旧稿不是要打死老虎,惟愿大家在评析仇和时,多一份材料依据。

  2006年4月12日,仇和辞去宿迁市委书记职务,告别宿迁,前往南京专任江苏省副省长。

  三个月前的1月20日,仇和已在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该省副省长。有个性,敢露锋芒,官场潜规则挑战者,在官场中树敌颇多的仇和,获得了升迁。这似乎在改变当下只选没有棱角官员的任用惯例。

  仇和,中国媒体争相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称呼他。他的升迁似乎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许多媒体惊呼:一个官员任用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最早提出“最富争议”这个称号来自一家南方媒体。他们对仇和的那个长篇采访是人们认识仇和的最重要的报道,也是记者沭阳采访很重要的指引,记者将在下面不断的提到。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这句话被仇和常常被引用。的确,他开始独当一面,也是从当“县令”开始的。这个“县令”就是沭阳县的县委书记。时间是1996年,当时仇和39岁。

  他在沭阳开始了一系列强硬的治理措施,对沭阳县的面貌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之后,仇和前往宿迁,担任宿迁市委书记,直到现在升任副省长。

  那么,仇和的施政效果怎么样?仇和离开沭阳已经五年,沭阳怎么样?在网络上下的一片争论中,除了南方这家媒体,很少见到来自沭阳当地的报道。为此,记者来到沭阳,对仇和在沭阳的施政,围绕其长期对外宣传的成绩,如修路、小城镇建设、种树、开发工业区等重要方面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调查。而鉴于仇和医改问题的复杂性,记者在本文并无涉及。

  行前,记者专门给仇和打了个电话,仇和回答记者说:“欢迎你来看看。”

  修路:钱从哪里来?

  仇和在沭阳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修路,媒体是这样报道的,1996 年之前,沭阳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所谓“汽车跳、沭阳到”。而仇和到后,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

  成绩很大,修路钱从哪里来?

  “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媒体的报道偏偏没有讲到农民每年将近三四百元的修路集资款。

  官墩乡所房村的祝大爷在方桌上排出一串缴费收据,告诉记者说,一个农民修路摊派会达到每年400元,少的年份也有300多元。

  “这几年,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长,但是负担很重,”祝大爷说,“我们乡下建房子基本上是黄登仁当县委书记的时候,那时候,村里建起了很多平房,淘汰了草房,但是仇和这几年,建设得很少。”

  桑墟镇条河村刘松田向记者介绍说,他的儿子刘勤山家,2000年上半年(夏季)的应交集资费用为469元,其中,刘已经交了361.60元,因为没有其他收入,实在没法在催缴税款期限前交清欠款。7月16日,乡党委副书记张某等人带领由镇村干部以及派出所联防队队员等组成的“小分队”,先打刘松田,后把赶来的刘勤山活活的打死。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据刘松田的有限了解,因为没有交出修路集资等项税费被打死的人就有6人,而根据当地的民间艺人传唱的沭阳传鼓,据说这个数目则是37个人。

  为了确认这个数字,回到北京后,记者专门再次这个在当地知名艺人打去电话,他说:“这个数目当然是准确的,这是我走村串寨了解到的情况,都可以说出名姓来的。”

  但记者试图联系桑墟镇确认此事,没有得到回复。

  儿子死后,儿媳妇也跑了,留下两个孩子。刘松田的老伴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依靠这个75岁的老头儿。

  记者在他们家见到的情况可谓惨不忍睹。10多平米屋子中,堆放着各种破旧不堪的家俱什物,再搁只脚也比较困难,进门处放着一张不知道用了几代人,积了上百年污渍的小方桌,脏兮兮的桌上放着几碗剩饭菜,右边是让人不敢坐下的破椅,正对门口的是十来袋粮食,方桌的左边放着一个锅盖凹凸不平的黑铁锅,再往后就是他的床,床边挂着总书记胡锦涛半身像的年历。

  他握着记者的手说:“我相信党中央,请你把我儿子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种杨树:把树种在粮田里

  在沭阳的乡间公路边,不难见到成片的杨树林,当地有人戏称做“仇和林”。

  在沭阳,仇和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举措,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栽种杨树,搞的“林经示范田”建设。他叫农民在“四旁(屋旁、路旁、沟旁、渠旁)”全部栽上杨树。

  如果说在屋旁、沟旁、渠旁种植还是有些道理的话,那么,按仇和的要求在公路两旁50米(有说100米)内不分荒地、良田,均以行距8米,间距6米的标准载种杨树,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但是沭阳境内随处可见的耕地里的杨树,南方那家媒体的报道却没有提起。

  对于这笔帐,当地的农民是这样计算的:原来的良田每年两季,可以收成2000元左右,现在种上杨树之后,每亩地每年收入不到400元。

  指着地里的杨树,村民告诉记者:“你现在看到的是冬天的情景,杨树没有树叶了,地上还能有一些阳光,所以田地上还有一些小麦在长。虽然这些小麦,也是不会有什么收成的;可如果到了夏天,树叶长出来,地上一点阳光也没有,你想想,还能够种什么作物?不可能。而杨树成长,如果是快,也得要将近十年才能成材。10年之后,树木成材了,每棵树能够买到200到300元每株的样子,每亩地14株,也就是4000来块钱,比起种粮食,十年收成该有多少差距?”

  那为什么还有人种杨树呢?

  原来,这个是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亲自派人来种的,种树前没有征得老百姓的同意,而老百姓若是去拔掉或者破坏就可能被抓起来。

  2月13日,记者在沭阳临安小区对面的新赤村,就看到耕地里有很多刚刚挖好的树坑。看着这些,三轮车师傅不断的叹气,“一言堂啊,”他说,“只要他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反对。”

  有的媒体说:正是这样的大范围种树,所以杨树却成了农民的最大的财产,使全市建起了2300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形成了。

  这几年,沭阳县的木材厂大量发展,是一个事实。比如,官墩乡所房村大小木材厂就有14家。但说杨树是农民的最大财产可未必。沭阳众兴木业有限公司的张师傅告诉记者,木材厂的木材并不来源于本地,“仇和林”基本上还没有成材,主要是河南,山东,安徽,以及苏南运来的木材,如果光是本地的木材,那么连三个月都不够用。

  那为什么木材生意,会一下子火起来?当地的师傅也是不太清楚,他们认为,沭阳的木业有很悠久的历史,现在沭阳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木材加工的中心,开始出现了规模经济的状态。也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对于木材加工业特别保护的结果,比如说,当地的交警就不允许检查超载的运木车辆,这是为了保护木材产业。

  “为什么要种植杨树?”

  宿迁市委宣传部张莉部长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在耕地里种杨树是要搞套种,这叫林经套种,在杨树底下种植其他的作物,一举多得。”

  记者表示,在沭阳采访的十多天里什么杨树底下也没有见。于是张部长派车送记者走一个多小时在一个示范基地里看到那有几个大棚。记者掀开棚子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随行的宣传部人员这样说:“这是冬天(所以里面是空的),春天你再来就好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沭阳的随后几天里,记者再也没有见到过别的杨树林下有那样的大棚。

  小城镇建设:到处都是“张金花”

  出发前,记者想着怎样才能找到张金花,一个贤官镇驻丘村的妇女,南方的这家媒体提到,她的房子被村干部无辜推倒了,她还在为她的房子奔走。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她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报纸描述的仇和推行的“小城镇建设”的一幕,正如这家媒体所言,这项工程是有争议和受到攻击的。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商铺,二楼家居。同时,要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

  报道发出后,网络上下许多的反对理由主要来源于学理: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问题似乎不仅仅在此。

  这个仇和执意上马,硬下指标,限时完成的工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至今鲜有人提起,那就是,政府拆毁砸烂老百姓的房子是没有任何的补偿和安置。这就是所谓的“自拆自建”。而且特别规定,如果在限期内,老百姓没有把房子建起来,政府就会把地基卖给别人了。

  这就是仇和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式,沭阳的小城镇建设都是这样展开的,全县乡镇的所有沿街房屋的限时拆走,否则推土机迎候。

  很多刚刚建起来的房子毁于一旦,很多富起来农民急剧返贫。老百姓盖所房子不容易,这一回又得从头再来。

  现在沭阳的乡镇到处都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两层瓷砖结构。而有的乡镇措施更加激烈,就连乡镇边的中心村落也要进行拆迁。

  2月9日,记者来到官墩乡墩北村。展现在记者面前的似乎是一片战争过后的残垣断壁,只见破砖烂瓦成堆,条石地基尚存,而房子早已不再,一片荒凉。

  原来,这是在1997年小城镇建设时,政府为了将村里的农民赶到大路两旁建房子,用推土机,铁锤等物把墩北村的房子全部砸成了这个样子。

  墩北村的周绍良告诉记者,9年前,政府将他们家的房子砸烂了,强制要他们家搬到街上大路边建房,但是他们家没有钱建房,而在大路边又没有地,所以根本无力建设新房。他们家6口人就挤在两间狗窝一般的草房里过了4、5年,几年前才建起了两间砖房,还是在原地,周说,用的是当年老房子的碎砖烂瓦,房子比以前差多了。

  “那现在你们原地建房,政府允许么?”周绍良说:“已经没有人管这个事了。我们也没有钱到街上去买地皮。所以只好建这样的房子,这个房子比原来的要差多了。但还是比住草房好。”

  周绍良告诉记者说,由于反对这样的拆迁,墩北村有4女3男7个人被抓去7天。等他们回来时,他们的房子再也找不着了,已经全部都被砸毁了。

  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抓走的马树芳老人,她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家的房子刚刚建起来不久,还是比较好的房子,所以他们不希望搬到街上去住,更何况,政府没有给与一分钱的支持,不支持也罢了,到街上建房子还要先交200元的建房管理费。交了管理费才被批准到街上买地皮建房子。可是,我们哪里来买地基的钱,更不用说建房子的钱了,原来房子的砖块全部被砸烂了,根本不能用。指着身后边矮矮的鸡窝,她说我们家一家人就在这间小房子里挤了好些年。她说,这还算好的,有好些人家就在外面搭建小窝棚,那就更加艰苦了。

  “有没有补偿?”

  “没有!”马树芳说。

  “负责拆迁的政府官员有没有被处罚?”

  “没有!”马树芬回答,“乡党委书记张某没有被处理,还调到别处当官了。”

  在敦北村在拆迁现场,记者看到了当年村组长的妻子,她告诉记者说,当年他们家拆房子很积极,上了沭阳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现在什么都没有,后来好不容易才再次建起房子。

  记者没有找到媒体报道的张金花,但记者明白,张金花无需寻找,因为处处都是张金花。

  南方的这家媒体的说,仇和当时的决策背景是基于这样的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而不久后,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所以结论是,老百姓最后还是赚了钱的。

  现在的房地价格到底如何了?

  乡镇的两层小楼基本上都是自家用的,当地人不好说价钱。但是,根据我们在湖东镇,华冲镇等地的随机调查,30来平方米大小门面房每年租金水平基本在3000块钱左右。而老百姓当年建这样的一个二层贴瓷砖的房子大概要花5到6万元,也就是说,如果想通过租金来收回建房的资本,大概需要20年。

  小城镇的经营情况如何?小业主们纷纷抱怨,现在的小城镇,由于门面的空前增加,很多生意比较相近,竞争非常激烈。比如一个小镇的门面将近一百多家,而其中一大半是小超市,华冲镇的一家药店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小镇上的小药店就有10多家。

  生意不好做,许多小业主感叹。

  至于城里的拆迁就更加复杂了,拆迁以后的地基往往被征用,真正的商业利益,常常不是单个的拆迁户获得,房产价格提高只会让他们买房更加困难而不是获得实利。

  当然,也有特例,沭阳在开始拆迁时,在部分市区也允许自拆自建。陪同记者采访这些自拆自建房子时,县委宣传部的新闻主任时洋对记者说:“这些房子老百姓赚了,后来就不允许(自拆自建)了。”

  工业园区:长满青草和充满污染

  仇和在宿迁大力里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他任上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工业园区的建设。这里本是沭阳人引以为荣的地方之一。路上遇到的沭阳人也向记者推荐说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沭阳的发展。

  2月10日,记者来到工业园区,看到的却是厂房十室九空,开工的厂子很少,很多厂子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完工,也没有人在管理,大楼内长满青草的建筑物随处可见。比如说,盈天服饰所在的那条路,可以说是工业园区中比较兴旺的一条,但是除了盈天服饰,其他的地方不是在建设小别墅,就是很难看到真正运转的厂子。许许多多的大厂房里空空荡荡,除了门卫,则很少再见到别的人影了。有的干脆就没有门卫。

  号称投资10亿元,职工12000的盈天服饰当天正在招人。记者以应聘的名义从那个现场负责人的口中得知盈天服饰实际上只有2000多人。

  令人注意的是盈天服饰门外的那张县政府立的牌子,“特大招商项目,重点保护单位。”上面写有沭阳县人民政府令:未经批准,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进入该企业检查。

  但是政府对这类企业的优惠服务和特别保护还不止这些,据当天来应聘的人说,由于职工不够,县里已经将招工的任务摊派到村里,由每个村组织劳动力来进厂干活。由于报酬低,工业园区的职工经常不满,当地人反映,每当有上级领导来参观视察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官员就来到村里发动大量的农民前来凑数。

  2月11日,记者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再次来到工业园,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大部分的厂房里长出了草,已经没有人看管了。

  许多市民,谈起工业园区也是惊叹不已,那里全部是一些空架子,摆样子的,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这些是不是空架子?”记者指着这些厂房问被仇和专门派来“陪”记者的沭阳县宣传部时洋,时面无表情,没有回答。

  而宿迁市委宣传部张莉部长则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现在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招商质量。”

  如果说空架子欺骗人,那某些带有污染的企业则是害人不轻的。

  沭阳县的化工工业园区设在扎下镇,这些化工企业很多是在政府的招商引资中引来的。

  据当地的村民反映,化工厂的水直接排到沂河中,沂河中的生物几乎灭迹,沂河的许多杨树都枯死了。化工厂都是在晚上开工,排放出来的化工气体过于强烈,当地的村民难以入睡,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村民曾经集体下跪,但是至今还是没有人处理。

  2月10日中午,记者来到扎下镇的化工工业园区,远远的就感到一股刺鼻的化工味道扑面而来。

  当记者在银山村九组村口刚刚向村民问起这些化工厂时,就引起了村民激烈的反应。村民质问记者:“你是谁?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

  记者掏出证件给他们检查一番后,他们才开始相信。原来,不久前,北京一家最著名的党报的记者骗走了他们的6万块钱。但是却没有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同时,为了防止上访,当地政府抓人很紧,他们也是非常的担心。

  村民吴志强说,这些工厂污染非常严重,当这些工厂都开始开工后,晚上村民被这些气味所熏,很难睡着,严重的污染使村里种得蔬菜都很难成活,而这些工厂污水排往沂河后,河水全部被染黑了,河中的鱼儿都死光了。甚至岸边的树木都死了近400棵。

  上访:多少荒唐与凄凉的故事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南方的那家媒体引用了一个在国家信访局任职的沭阳官员的话,却没有告诉我们现在的沭阳是什么情况了。

  在沭阳采访,记者每天都会收集到一大堆的诉讼,控诉材料,面对许许多多的倾诉,泪水,我现在把我收集到的一部分材料和听到的事情,写在这里。

  华冲镇河西村的窦连柱向记者介绍了他被拔屌毛的受辱经历。

  由于退伍军人补助问题多年来没有落实,他一直在进行上访。2000年7月13日,镇政府把他叫到镇政府招待所,叫他不要再上访了,同时让他赶紧把道路集资款上交了。窦说,他现在没有钱交,但是在他的问题没有落实之前还是要上访的。于是,镇委副书记陈某就对两个因为赌博被抓来的青年流氓说,“如果你们拔了窦的屌毛,就可以放你们走。”

  事发后,陈某赔了窦几万块钱。由于这件事,当地人把这个故事写成顺口溜,其中把陈某叫做“拔毛书记”,把窦叫做:“屌毛万元户”。

  窦连柱告诉记者,他曾为此事专门找到仇和书记,在仇和家想把他的材料交给仇,仇和说这是下班时间,他不接材料,有问题上班时间,拿到我的办公室来。当窦走到仇的县政府时,传达室不让进,因为传达室要求要么是仇的亲戚,要么得有仇的电话,而窦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见到上班的仇。

  也许,窦的遭遇可以称作是公民人格的巨大伤害和人类文明奇耻大辱,而沭城镇刘中华家、金三角和紫藤花园的业主们因为拆迁补偿不公的上访的代价则可能是生命。

  家住县工业路的刘中华告诉记者,1999年,沭阳县政府强行拆迁他们家19间住房和5间门面房,却未按规定进行补偿和安置,他们家因此上访反映,最后一家人被打击得家破人亡。他的弟弟刘中凯、刘中强被县公安局防拨暴大队殴打。刘中凯的双腿被打伤,刘中强右腿被打伤,现在都城了残疾人。而他的妹妹刘中英因写反映材料被判刑二年,据说后来被中央领导获知,给江苏省领导写信,所以刘中英到监狱10天后被放回。他的另一个妹妹刘中芹,2005年已经被南京农业大学录取,但是当年7月,她与母亲到北京上访,被带回后关进精神病医院,当着母亲李秀兰的面,刘中芹竟然被周副院长和袁主任活活推下医院楼摔死,任凭李秀兰怎么样下跪哀求也没用。

  “好好一个家,就这样完了,”刘中华说:“我们家外面现在有3班12人在我家轮流换班监视,我一定要求一个公道。”

  因为拆迁补偿过低,而且只补房,未补地,金三角地区和紫藤花园地区的居民不同意签拆迁补偿协议,政府因此抓走居民20多人。

  这几家拆迁户中的宓娟、吕兰英、胡玉宝没有听从政府的警告,继续上访,陆续被密密的带走了,连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打电话到110报警,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许报警。而今年还判刑了。

  判决书上写的罪名是“冲击国家信访机关”,但是在判决书中却没有看到任何来自被冲击的国家信访局的任何证据。

  宓娟被带走后,她75岁的妈妈孙同英求告无门,到处上访。

  她向记者述说道,她女儿在金三角自建的三层楼房350多平米,其中一层100多平米是门面房,里面有100万资产的建材公司,房子被强行拆迁后,补偿费只有9万2千元。

  孙同英说:“补偿款连住宅房都买不到,更不用说全家赖以生存的门面房了。”

  在沂河边上,对看着对岸自家地基上建起的高楼,孙同英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1997年,为了京沪高速公路修建,当时国务院、江苏省、宿迁市都出台有专门的文件,制定相应的征地补偿方案,要求各级政府不能截流任何农民的征地补偿,但是,直到今天,京沪高速公路沭阳段的农民还是没有拿到征地补偿,县政府的说明是已经把补偿款作为出资了。

  失地农民代表钱增建等人从1999年开始上访,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

  2006年2月9日晚,正在沭阳采访的记者接到一个电话,是白天认识的出租车师傅打来的,他说贤官镇万刘村民集体100名坐三轮车到县里讨说法,在扎下被400名被防暴队打伤,并抓走20余名。

  记者来到万刘村,愤怒的村民告诉记者,事情的起源仅仅是由于村主任把村民的树偷偷的卖掉了,村民多次上告无门,才准备集体向政府讨说法。

  但是贤官镇镇长否认了这样的说法,面对记者关于为什么这么小的事件都要动用防爆警察的提问,他回答说,当时村民的危险性很强,手里还拿着棒棒,情况已经控制不住,只有出动防暴警察。对此,记者再访万刘村,村民坚决否认:“我们没有任何武器。”

  在前往沭阳之前,曾在沭阳展开农会实验的学者高战告诉记者,仇和离开沭阳之后,他的做派成了一个当地官员的样板,现在官员的作风普遍比较不民主,更加强悍粗暴。

  在沭阳,记者辗转收集到2004-2005年间因拆迁非法拘留关押人员的不完全名单,这些人大多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拘留,时间从几天到几十天以至于判刑的都有:

  胡玉保,王忠兰,薛玉银,密娟,吕兰英,陆文生,张志明,杨洋,陈凤英,徐军,徐巧芳,左秀珍,胡文碧,叶兰英,李广友,张振兴,尚元国,尚元新,华桂林,朱景明,尚元奎,史以华,张春霞,张惠,魏武,孙其春,汪银生,张桂英,胡玉平,徐学花,钱文杰,凌志刚,凌培德妻子,尤新珍,薛安宁,韩道六,朱文强,蒋玉春,陈伯,赵锡刚,钟开勇,胡学书,陈永年,朱兴华,冯文亮,叶建刚,张二来,章以明,马玉兰,刘成进,徐效梅,韩美荣,董维民,张正育,刘玉花,冯加生,冯文永,刘登义,仲红梅,韩跃,。。。。。。

  为了核实这些信息,在沭阳的记者多次拨通仇和的电话,仇和均没有接,仅派了宣传部门的人联系我。有一次,记者在沭阳农村采访时,正遇到仇和在当地视察新农村建设,记者给他发了短信,他回短信表示“现在不方便”。

http://www.weibo.com/p/1001603820911944966022

卡拉 05-15-2015 05:02
来源:法制晚报
文并摄/深度记者王南
稿件统筹/朱顺忠
2015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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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和离任宿迁时曾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右手边的谢新松后追随其赴昆明任职。仇和“落马”三天后时任昆明副市长的谢新松也被查

  仇和,是过去20年里,在中国颇受关注的一位“明星官员”。主政江苏宿迁时,仇和曾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远赴云南后这位“能吏”依然争议不断。就在落马前他还自称“我是一路被举报,一路有惊喜”。

  2015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仇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仇和的代表资格终止。

  40天前的3月15日中午,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其官网宣布,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法制晚报》记者在江苏、云南采访时了解到,当地不少干部表示,“好大喜功”的仇和,很善于宣传、包装自己。也有干部称梳理仇和的政治生涯后不难发现,每当主政一方时,他都会为所欲为,很“任性”,争议也都随之而来。而当他担任副市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则会“沉寂”很多。

  白恩培曾视仇和为“接班人”

  贯穿昆明城南北的盘龙江,见证了仇和政治生涯的最后7年。

  2008年1月,刚刚履新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提出了“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滇池治理新方针。同年3月,在仇和主导下,昆明市委、市政府确立了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实行综合环境控制目标“河(段)长负责制”,仇和自任盘龙江首位“河长”。

  彼时,仇和不会想到,在盘龙江“河长”这个职务上,包括他在内的连续三任昆明市委书记被查。

  仇和主政昆明的4年里,围绕其带来的“宿迁模式”,争议从未停歇。大拆大建时,他被视为“野蛮的拆迁者”;整治吏治时,他又被看成是一个“酷吏”和不了解云南官场的“外乡人”。但仇和依然自信满满:“我是一路被举报,但一路有惊喜。”

  2015年4月上旬,云南昆明,已近九旬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向法晚记者谈及仇和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的施政,多持批评态度。

  他告诉法晚记者,仇和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后,逐渐“沉寂”,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被查后,其又开始“活动”起来。杨维骏透露,其从有关渠道了解,仇和被查前,曾找一些老领导“谈心”,但最终被老领导们告知“你在云南做了什么,我们不清楚”。

  谈及仇和“落马”,杨维骏直言,白恩培曾视仇和为省委书记的“接班人选”,但因各种因素未能如愿,均已“落马”的两人是“一丘之貉”。

  邻居称仇和被查后其母患病

  在去昆明之前,籍贯江苏的仇和已在宿迁为官十年。主政宿迁时,仇和就因为激烈的改革措施而备受关注。

  地处苏北的盐城市滨海县五汛镇某村,是仇和的老家。仇家院靠着村里的一条小河,门前的石狮子、高高的院墙,和周围的村民家房屋形成鲜明的对比。

  邻居仇海和(音)向法晚记者介绍,这个院由仇和的弟弟仇恒将在原有草屋的地基上修建。常住在此的,正是仇和的母亲和仇恒将。

  此前为政江苏时,仇和将母亲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待后来远赴云南,母亲就被仇恒将接回村子照顾。仇和被查后,其母患病住院。“可能儿子被查对老人的打击很大。”仇海和说。

  对村民们来说,仇和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是村里妇孺皆知的大官,但常年难得一见。

  仇海和等几位邻居告诉法晚记者,仇和以前在宿迁任职时,每年的清明节前后会回到村里扫墓,但几乎都是一个人回来,在村里待上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不过每次回来碰到邻居们也会打招呼。

  实际上,仇和在考上大学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在邻居们眼中,年轻时的仇和就显得与众不同。“不管是上学,还是在生产队,我们那时候一没事就到村里玩耍,他几乎不参加,都是在家里看书。”仇和的一位小伙伴说。

  如今,仇和在五汛镇的亲属,除了母亲、弟弟外,还有已经年近8旬的舅舅陈乃月。4月22日下午,仇和的舅妈抹起了眼泪:“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犯错误。”老人说,仇和当官期间,家里人没受到过什么特殊照顾,“没沾过啥光”。

  不过,仇和被查后,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仇和为官时,其岳母和弟弟都曾打着他的名号赚钱,比如仇和在沭阳推行栽种杨树时,上述两人曾倒卖树苗。对此,邻居们向法晚记者表示,没听说过仇恒将赚到大钱,只知道他搞过养殖,后来在外打工。

  当年所立石牌现今仍然在

  2004年,某知名媒体围绕着仇和及其“宿迁模式”所带来的争议进行了详细报道,这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报道,也让仇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官员”。

  对于仇和来说,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一个重要舞台。他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宿迁模式”,也正是从这里起步。

  1996年12月8日,仇和在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亲自陪同下,来到沭阳,担任沭阳县委书记。多位沭阳在职、退休干部向法晚记者表示,彼时沭阳是苏北最穷的一个县,“脏乱差”是对当时县情的准确描述。

  上述干部们告诉法晚记者,仇和一来到沭阳,就让大家“耳目一新”,甚至有些“难以适应”。无论是抓环境卫生整治还是反腐力度,都让沭阳人印象深刻。

  也正是在沭阳主政时期,仇和的施政措施开始引起巨大争议,教育、医疗民营化的改革,为修路扣除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搞小城镇建设时的大拆大建,大范围种植杨树,要求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机关公务员招商引资等等。

  “别看沭阳是个穷县,但官场关系复杂,如果当时他只是个县委书记,这些举措恐怕很难能进行下来。”当地干部向法晚记者表示,因为仇和来到沭阳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市委常委。

  如今,仇和留在沭阳的痕迹,除了一些他在任时修建过的公路、一些临近国道的二层房屋外,还有县城内的青少年广场,以及旁边环岛上竖立着的“沭阳精神”等几块巨大的石牌。

  搭载记者的出租车司机说,今年3月仇和被查后,大家都曾议论他建起的“沭阳精神”石牌是否会被拆除。不过,现在写有“团结一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的牌子依然还在。

  对宣传很配合曾调查批评者

  因为强势,也因为其改革措施曾获上级领导肯定,“能吏”仇和在宿迁官场的十年可谓一帆风顺。多位宿迁、沭阳干部在向法晚记者评价仇和主政时,都提到了“为所欲为”一词。

  亦有当地干部向法晚记者表示,仇和对待下级干部时是“酷吏”,但对能在他仕途上提供帮助的上级领导们则完全不同。“很善于包装、宣传自己。”多位当地干部向法晚记者透露,仇和在沭阳时,喜欢邀请一些明星来演出,每次他都会去观看。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沭阳县文学研究会会长章彦文,是仇和主政沭阳时期,当地为数不多的对仇和施政坚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之一。

  章彦文告诉法晚记者,有一年包括某著名女歌唱家在内的明星们被邀请至沭阳演出,仇和坐在第九排的习惯位置。每次演出时,按照惯例,最后一个节目都会由明星和当地官员同台表演。

  章彦文回忆,那天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时,沭阳县一个主要领导举手想上台和这位著名女歌唱家同台唱歌,但被女歌唱家直接在台上拒绝。后来演出结束,这名仇和“身边的”官员在与拒绝自己的女歌唱家握手时,仍显得过于谦恭,“有失身份”。

  当时经常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时事评论的章彦文随后就此事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被江苏省级的纪检监察刊物选用发表。章彦文回忆,文章发表没多久后,就有县里领导找到章彦文提醒他“下不为例”,因为仇和很恼火,觉得文章让沭阳丢了脸。

  章彦文还提到,当年仇和在沭阳时曾要求县电视台播出一档《沉重的忏悔》节目,让一些抢劫、偷盗者在电视上直接露面念忏悔书,也引发很大争议。后来,有中央媒体记者来沭阳调查采访此事并最终曝光。章彦文称,因为自己曾为采访提供过帮助,还被县里调查过,也与仇和有关。

  亦有宿迁干部向法晚记者表示,仇和在主政宿迁时,的确很重视媒体对自己的宣传报道。对于有关他自己、施政措施方面的正面报道,他几乎都会接受采访或让下属积极配合,而对于负面报道,则通常会采取各种措施打压。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那篇让仇和出名的《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报道出炉前,宿迁宣传部门陪同记者采访,以期减少负面内容的报道。 曾出书介绍政绩并作序言

  在沭阳主政时期,仇和主抓沭阳道路建设,短短几年时间里,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根据沭阳官方的表述,1996年之前,沭阳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所谓“汽车跳、沭阳到”。而仇和到任后,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

  这么显著的修路成绩,在当时沭阳县财政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是如何取得呢?

  此前媒体报道,根据仇和要求,当年沭阳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

  2015年4月24日,沭阳老干部活动中心,超过10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县委办局退休干部向法晚记者证实,当年修路时,他们的确每月都会被扣除部分工资。

  曾在沭阳县检察院工作的赵老先生告诉法晚记者,当时他每月的工资在900元不到,但仇和主政沭阳时期,他从未拿到过全额工资,每月都会按比例被扣掉一部分。“那时候工资水平都不高,扣掉一部分钱,对生活的影响不小。”赵老先生回忆。

  不过,上述方式,在仇和对自己的宣传中却换了个说法。

  在沭阳市档案馆,法晚记者找到了一本1999年10月由中共沭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出版的书,名为《走向辉煌-沭阳50年巨变》。这本书的目录显示,仇和是该书编委会主任,还专门为此书作了序。书中着重介绍了1996年—1999年仇和主政沭阳时期的政绩。

  对修路资金来源,该书并未提及扣除财政供养人员一定比例工资一事,而是表述为:“领导的艰苦奋斗……感动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小学教职员工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场捐款修路的热潮在全县人民群众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位参加该书编辑的人士向法晚记者透露,当时恰逢建国50周年,仇和希望能出一本书来回顾成就。此书出版后曾被送至县、市各机关赠阅,后来还获评江苏省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

  落马前后“左膀右臂”相继被查

  2007年12月28日,仇和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第五天,发表了著名的“八无”感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但实际远赴云南时,他也带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被称为“红顶商人”的刘卫高,在宿迁有着“刘半城”之称,其与仇和关系密切在宿迁已是公开秘密。

  仇和调任云南后,刘卫高也追随至昆明,并在仇和主政昆明期间,顺利拿到了多个地产开发项目。

  公开消息显示,今年2月份刘卫高接受调查。3月17日,中豪商业集团对外宣布,刘卫高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

  仇和带到云南的另一位得力干将,是他在沭阳时期的秘书谢新松。

  据宿迁当地干部透露,仇和离任宿迁前,火速提拔了30多个干部,其中就包括谢新松,后者在仇和任江苏省副省长的那个月升任为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委书记。3个月后,谢新松也赴昆明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随后升为市委秘书长。2011年1月,谢新松进入昆明市委常委班子,任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继续与仇和搭班。同年11月,仇和任云南省委副书记。2014年6月,谢新松任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

  昆明《春城晚报》2008年3月15日的一篇报道提到:“谢新松对仇和的执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强,是仇和在宿迁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仇和“落马”3天后,谢新松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干部称其对招商造假视而不见

  无论是在宿迁十年,还是后来主政昆明,招商引资也是仇和力推的一项举措。

  在主政一方时,仇和要求机关干部,甚至包括公检法部门,都要制定相应的招商引资任务,完不成则惩处。

  4月25日,沭阳当地检察院、公安机关退休干部向记者透露,当年仇和给他们制定的招商引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完不成怎么办?”面对记者的提问,一位沭阳公安机关退休干部直言:“造假呗,我就造过假,没别的办法,都是被逼的。”

  在宿迁采访时,也有机关干部直言,当年单位完不成仇和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只能通过上报虚假数据来应付差事。

  上述干部们表示,仇和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又如此看重招商引资,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数据中的“水分”,但几乎都是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大力宣传,因为数据的确好看。

  曾承认当副手时主动性不够

  多位江苏、云南干部向法晚记者表示,梳理仇和的政治生涯后不难发现,每当仇和主政一方时,都会“为所欲为”,争议也都随之而来。而当他担任副市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则会“沉寂”很多。

  在云南省委常委班子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上,仇和自己也曾说:“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他的确有自己的抱负,也干了些事。但他所希望的,是能够自己说了算。”2015年4月25日,宿迁市委一位退休老干部在向法晚记者谈到仇和时说,“只不过,现在他没有机会了”。

  稿件统筹/朱顺忠

  文并摄/深度记者王南

  发自江苏宿迁、云南昆明

http://news.sina.com.cn/c/2015-05-04/143331791205.shtml?cre=newspagepc&mod=f&loc=4&r=h&rfun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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