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 |
03-15-2015 09:49 |
来源:搜狐--点击今日 2015.3.15 第1621期
[attachment=76817] 导语:15日,两会总理记者会结束20多分钟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纪委“干掉”的第三位省部级官员。而他的身影,在前一天(3月14日)还出现在云南代表团的草案审议环节中。一天之内,由人大代表到被调查的官员,这个明星官员的政坛生涯从此划上休止符。
仕途生涯横跨两大反腐重灾区
梳理仇和的履历不难发现,他的仕途生涯主要在江苏省和云南省。近20年的仕途生涯中,他曾先后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等职。
而江苏和云南这两大省,皆是这两年的反腐重灾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省部级以上落马官员共71位(加上仇和),其中,江苏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就有3位,其中不乏明星官员;云南的官场“地震”也较为剧烈。截至目前加上仇和,已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处理:原副省长沈培平,原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还不包括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
两地政坛官员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高压的反腐态势下,曾横跨两地政坛并大动作频频的明星官员仇和,“出事”的概率相应加大。
“任性”的明星官员
仇和一路走来,给官场留下了许多东西。2008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仇和担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时,两种极端评价集于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对此他从未做过回应。
后来在昆明,仇和始终延续着他的执政风格,争议声不断。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城市面貌改变、公务员效率提高、民众观念更新、城区河流变清、滇池水质好转、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这些情况在许多昆明市市民里得到了共识。这让人联想到李春城,其在成都主政13年间,成都市政建设发展迅速:两次大规模旧城改造,启动城乡统筹,将成都南扩、东进等。此外,彭州石化也开工建设。两个都很能干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搞拆迁。李春城因在成都搞拆迁被附上“李拆城”的绰号,而仇和在任宿迁、昆明期间同样因拆迁问题饱受诟病。李春城在正面形象背后却有着公权私用,贪污腐化的另一面,那么仇和呢?
由于在短期内仇和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他便走向了“土地财政”。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卖出的土地,甚至盖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会突然加收土地出让金,而企业把这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又不断出现买卖纠纷。”
仇和在任“一把手”时的权力有多大,有一个例子或可说明问题。仇和到任昆明市委书记后,他在富民县调研后与当地官员聚餐时,看到满桌的菜后随口说了一句“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没想到的是,仇和餐桌上的一句即兴之言,在当地掀起了一场“餐桌革新”。富民县领导立刻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发出当年第一号文件,成立领导小组具体落实仇和的“最高指示”。
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仇和落马的“先兆”
仇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让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
主政昆明后,仇和主导了对昆明著名的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搬迁,他引进了原先在宿迁执行复制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再度以中豪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开发,并强力拆除昆明市内所有批发市场让商户入驻新螺蛳湾,把原有的利益者抛到一边,引发了大量矛盾。这也成为外界普遍揣测的导致其落马的“导火索”。
2011年12月,年近55岁的仇和离开了昆明市委书记岗位,在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后,他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般来说如果由省会城市市委书记高升至省委副书记,将会有一个重量级兼职,但仇和的履新并未遵循这一惯例。当时就有学者表示“仇和此次升迁,明显褒贬之意皆有。首先是上级对仇和在昆明期间工作的肯定,将继续发挥其才干;其次却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间的争议太大,上级需要平衡一些地方关系。”
而仇和身处的云南官场,这一年多来也颇不太平,继“四川系”、“石油系”和“政法系”等腐败案被大规模曝光之后,云南官场亦成为受周永康腐败案影响的“震中地区”。除去年被调查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之外,2014年12月29日,云南省统计局原局长姚堂文被宣布调查;今年1月7日,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亦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调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交通厅原厅长杨光成等人最初亦因涉及白恩培案件而被调查或起诉。
一系列案件显示,云南反腐已经涉及国土资源、交通、住建、社保、税务、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其中以矿产和土地为主要寻租平台引发的腐败成为最大突破口。仇和落马是否深度牵扯到上述领域腐败,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的公布。
没有规律,就是中纪委的规律
翻阅15日当天的《云南日报》发现,头版新闻《凝聚推动云南改革发展强大动力》一文中,还报道了仇和14日下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消息。这是公开报道中仇和落马前的最后一次露面。
有媒体报道称,中央纪委应该是直接在北京两会现场将仇和带走调查。此前纪委也有从两会拿人的先例,但只是在省级两会上。2014年辽宁省两会即将闭幕时,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东阳就被中纪委专案组从两会现场直接带走,并对其宣布双规决定。今年1月,原河北省人大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在该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于会场被带离“两规”。而此次从全国两会现场带走省部级官员,无疑让中纪委的反腐进程又多了一个“史无前例”,而这种举动所带来的震撼效果也可想而知。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办案特别讲究“时机”,对涉案官员采取行动,多在这些“按部就班”的会议上。此时,被调查对象的行踪、动向都尽在掌握中。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老虎”们被带离时的会议一般规格较高、与会领导多。这种情况下,他们请假缺席的可能性低,且容易因身处其间的“优越感”而麻痹大意。有时根据办案需要,纪委还要为调查对象“私人定制”高级别会议。
笃信政治潜规则规则的人曾坚信反腐会考虑到“政治影响”。但此次两会期间,中纪委却马不停歇,频频上演“打虎记”,打破了有些人曾一度认为的所谓中央“盛会不打虎”铁律。14名军老虎被调查、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被查,加上此番仇和落马,把公众对反腐的预期再次推向了高潮。
http://news.sohu.com/s2015/dianji-1621/index.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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