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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写作是什么?BY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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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3-10-21   

写作是什么?BY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写作是什么?

(一)
我最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答案非常明确,写作也许为了工作,写报告,写总结;或者是生活的一部分,写信,写日记;或者,只是娱乐,写帖子灌水……。
再加上几个字,这句话就变成——我写作是为了什么。
这样就把这个问题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很多,问的是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样终日坐在电脑前的目的。
我是怎样开始这一切的?好久以前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给自己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这个故事最终居然被印成了铅字!我的朋友们将这个故事视如宝贝,这让我受宠若惊。我太意外了,于是一再追问他们,他们给我的解释是:他们很久没有听这样的故事了。那是个很平常的故事,说的是我们家的事情,鸡零狗碎,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人家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印成铅字。不过这件事情的确给了我无边的快乐,这种快乐难以言传,如同一个拙劣的钓鱼爱好者一不留神钓到了一条大鱼,从此兴致更浓,更不计后果不自量力地将大量地时间虚度在池塘边。这时候,鱼是否能上钩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上一次的意外收获所激发的自信和被唤醒的某种梦想开始膨胀。我在心存感激之余,一直陶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自拔。我发现文字成了我的橡皮泥,或者是毛线团,我把它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团弄着,编织着,做成一件又一件无用的而且难看的东西压在我的磁盘里。

岁月真是个宝贝,在我失去了青春之后,它还给了我自由。但是,对于一个刚刚被释放出来的人,面对自由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知所措。自由的代价是最昂贵的,因为在自由的天地里自己做自己的主宰,自己拥有一切权利,又受制于自己的权利,如同选举一个统帅,看他是否称职,就要检点他的才干。而检点他人是容易的,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自由的代价对我来说就是检点自己,于是,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
既然是检点我自己,就不能回避我的出身。
我写作的最初兴趣是我父亲培养起来的,但最初也是被我父亲剥夺掉的。这很奇怪,我指的是他对我写作,或者说对文学的态度。用一个词来概括形容他,我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文学青年”。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在35岁的时候写过一本小说。那部小说写在方格稿纸上,那种稿纸的右侧留有一大片的空白,是专门给作者和编辑进行修改用的。在炎热的夏季里,我父亲光着膀子,一只手摇着扇子,用圆珠笔一笔一划地在稿纸上写啊写啊。用圆珠笔比用钢笔方便,不用时常停下来灌钢笔水,但圆珠笔留下的字迹不长久,多年之后便会黯淡下来。
没等字迹黯淡下来,我父亲就放弃了。那些已经写成的文稿就放在了最角落的抽屉的最底层。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连蒙带猜地偷看他写的小说了。他不让我动他的那摞稿纸,怕翻乱了。但后来是我自己失去了看它们的兴趣。太不好看了,说的是解放区的事情,怎么斗地主,怎么打游击,和我语文课本里的东西没多少区别。但我发现,这让他在一段很不如意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他沉醉其中,好象可以借此忘掉周围所有的一切。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写作的力量。
于是我不可救药想干他当年做过的事情。考大学的时候,我坚持要考中文系。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致坚决反对,我们在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不打我,也不骂我,只是和我彻夜长谈。那几天我们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谈话,为的是不让我妹妹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这比打我骂我还要命,因为你不能狠他们,他们真心为你好。他们坚持让我报考华东政法学院,说他们的部下转业之后就在那个大学里当领导,可以在录取的时候做到万无一失。第二志愿他们让我报考财经学院,去和我姐姐学一样的专业,因为她已经毕业了,分到了财政厅的计划处,成天吃香的喝辣的。
我哭,我闹,我不说话我不吃饭,我对他们说,不,我就要上中文系。
直到我们大家都精疲力尽,我们坐下来签署停战协议。我说,我的第一志愿必须要报中文系,第二志愿可以填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学校。他们说,不,第一志愿必须报他们说的政法学院,第二志愿可以报中文系。我冷笑,我说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说的政法学院是二类院校,不可能放在第一志愿。他们顿时傻了眼,又拿起那本厚厚的填报志愿指导材料猛翻,发现他们一开始就错了。我要报考的那所大学的中文系在全国是有名的,是重点大学。我一开始就占尽上风,除非他们放弃让我念重点大学而去上二类大学,否则我就有十足的把握实现我的理想,而我知道,他们当然希望我上重点大学。
我可怜的父亲母亲,睁着熬红了的双眼,和我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我们彼此都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父亲母亲,而我爱文学也不是犯罪。最后协议是这样达成的:在第一志愿里可以选择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我必须听他们的,填上经济管理系;第二个专业填上我心爱的中文系。如果我的分数上不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的话,那我活该倒霉,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按他们说的,去上政法学院或者财经学院。
我依然胜券在握,因为我知道我的数学考的不好,重点大学的第一个志愿不出意外的话绝对不会录取我。在“是否服从专业调整”那一栏里,我点头哈腰地填上了“服从!”
那一年我的考试分数是385分。远远超过最低录取线50分,上重点大学是稳操胜券了。那年我姐夫为了让我十拿九稳不出任何意外地考上大学,不知道费了多少工夫才争取到了招生这个肥差。他就在我父母让我报考的那个二类的财经学院当老师,平日里吊儿郎当,关键时候成了卧底为我堵枪眼的人。二类院校开始招生之前他和我姐专程回家探亲,然后把自己的胸脯拍的山响,把我和我爸我马签好的停战协议书连同我的准考证号码小心翼翼地装在口袋里,和我姐依依不舍地拥抱告别之后就踏上了招生的征途。他在那儿要被关半个多月,而我姐刚检查出怀孕了,整天在家里呕吐不止。就为了让我在学文学的梦想落空之后,他能在半空中接住我,让我也和我姐一样,成天陪着处长吃香的喝辣的……,我看着他从火车车窗里探出的身子越变越小,一种内疚和悲怆油然而生。
就在我和我姐送走我姐夫,回到家里,在传达室就收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胜利地上了重点大学的中文系。我爸我妈也忘了在这之前他们跟我挑灯夜战死打烂缠的过节,自豪地带着我走家串户,向全世界通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我每到一家就喝冰绿豆水,吃橘子冰棒。回到家里就开始上吐下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违抗父母之命该遭的报应。

然后就是我所受的教育。
四年大学里我由着性子看闲书,点灯熬油,从不出早操,也不上早晨的第一、二节课。学校的图书馆据说是花了9年的时间才盖成,里面有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检索系统。那套装置被描述得非常神奇,说是全自动的。但我第一次去借书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先必须在数不清的小抽屉里按照作者、书名以及类别大海捞针一样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书,填写好借书单之后,图书管理员再按照我们填写的内容,按几下按钮,书就从书库里通过一条长长的传送带传到我们手里。全自动原来是为了方便管理人员,有的学生查书目累得捧着一个个小抽屉坐在地上。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些按钮,只知道那套装置经常出故障,大多数时间还是人工操作。这个新图书馆是在我们入学的前一个学期才刚刚投入使用。据说开馆典礼的当天,就有即将毕业的学生愤愤不平地在图书馆门口贴了张告示,说这图书馆和日本鬼子有得一比,说抗战才打了八年,盖一个图书馆就要九年?!他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图书都被分散在偌大的校园的不同的角落里,他们说,他们找书的时间要比看书的时间长。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但我没有好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幸福。四年里我看的书有好莱坞影星的传记,这是比较高级的。我还看遍了所有能找到的美国的西德尼谢尔顿的畅销书。还有就是各种文学期刊,其中《小说选刊》是每期必看的。我的生活费除了吃饭就所剩无几,买书我就只买琼瑶的书,买不到的就蹭别人的看。经典名著我看得很少,数得过来的有《老人与海》,《马丁伊登》,肯定还有,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实在找不到书看了,我就反来复去地看我姐为庆祝我上大学送我的一整套的三毛的书。
各种关于文学的课程我都没有兴趣,只有文学评论和外国文艺理论两门除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凡是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一例外都是老头。当时我的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都是些掷地有声的人物,但在我入学的时候他们大多都老得走不动了。剩下的中年老师又因为动乱,荒废学业多年,教起课来无经打采,下了课总是匆匆离开教室回家为生计犯愁。他们教的无心,我学得也就无意。那些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的毕业留校的人讲的课是最好听的。这些人年轻气盛,口无遮拦,经常妙语连珠,而且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新锐的名词。有一次我们评论一篇题为〈〈继续操练〉〉的小说,那个教文学评论的老师自己坐在学生的位置上,让我们每个人上讲台去分析这篇小说,从小说我们谈到了新闻自由的问题,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操守问题……。若干年之后我也成为新闻战线上的一员,我才发现我们领导给我们上的业务培训课远不如那堂课给我的印象深刻。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春天,韩少功,张洁,铁凝,张承志都在春天的花园里怒放着,我们那时候还不太认识王朔,那还不是他的时代,我们那时候还很少谈起他,大概是因为和其他人相比,他的主题太轻了,和历史无关,和苦难无关。
当然,春天来了,冬天也就不远了。这是我们这些以文学作为专业的人,当时丝毫没有料想到的。
就这样,我把中文当作专业,学了四年。因为一开始就有了那样样的遭遇战,冷静下来之后,我爸我妈在每个星期一封的家信里从来不问我的学业,也从来不问我的考试成绩。我把发表在学校校报上的文章剪下来寄给他们看,他们不做任何评论。我父亲只在回信中告诉我,中国只有一个鲁迅和一个巴金,冰心也只有一个,言外之意是你再怎么折腾能超过这些人?他认为我是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他自己从这条绝路上迷途知返已是万幸,眼见着我大摇大摆还冠冕堂皇地走着,觉得我是活该,并且十分不屑。他在信里责问我:“看闲书学写文章还要专门花四年时间?!”他自己就和高玉宝一样,只有高小毕业的文化水平,不也潇洒走过一回么?
让我吃惊的是我母亲的转变。她在我走后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我在高考落榜之后,在苦闷之遇写的一篇小说,居然拿着我的那个作文本四处找人,想让人慧眼识珠帮我发表。这是在她去世之后我才知道的,那个小本子最后也不知道被她送到了哪个杂志的编辑手里。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迷惘孤单的小姑娘,成天被迫在阁楼里做习题,看着小小的窗外飘过的云朵和楼下厨房里飘出的饭香味儿,对人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厌倦。她有个哥哥,这个哥哥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总是沉默寡语,和谁都不对付,惟独喜欢自己的妹妹。于是两人总是找各种借口离开严厉的父母,去河里游泳。后来,后来哥哥淹死了,那个小姑娘就更孤单了……。我甚至没写清楚哥哥是干什么的,长的是什么样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他死了,而且还死得莫名其妙。所以当我知道我母亲为我做的这一切之后,我羞愧难当,而且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二)
我大学能够毕业纯属运气。四年里我没有学到一点关于文学的技巧,也不具备一个文学学士所应有的素养。我实践着我爸对我的预言,看闲书,谈恋爱,最基本的写作训练是三大本日记,记录的又全都是我的无病呻吟的爱情。看闲书谈恋爱累了我就去跳舞,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最美的时刻是夜晚,最迷人的地方是夜晚亮着昏暗的灯光的学生俱乐部。那里面每天都有不同的系不同的年级以不同的名义举办的舞会,无论什么主题的舞会,放的都是那几首曲子——〈〈打虎上山〉〉、〈〈三十里铺〉〉、〈〈芝麻开门〉〉,而且清一色都是电声乐,音量则开到最大。即使是跳迪斯科的舞曲,我都能跟人跳出华尔兹和快四慢四的舞步来……。
所有的舞会上,中文系的人都是最活跃的。我们仿佛有预感,这是最后的疯狂。中文系的学生那时侯分配是最好的,而我所在的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尤其如此,原因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最老实,所以每年从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有四分之三都分到了北京的各大部委,给各种领导当秘书。少数分配的不好的是在大学不遵守校规擅自谈恋爱的人,要么棒打鸳鸯被谴返回原籍,要么一同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全看两人的感情基础。真正做学问的是留校当老师的人,可他们也都不写小说,只做理论研究。要是碰上英语不好的话,多半就只能当辅导员直到评上讲师职称。
就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全国高校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闹了一场和后来的一次相比规模小得多的学潮。别的学校如何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我们学校是因为学生伙食引起的。一开始的时候是男学生站在宿舍楼的阳台上,用酒瓶子砸想去食堂吃饭的人。食堂有好几个,他们封锁了这个食堂之后就到其他的食堂去吃饭,等这个食堂的饭菜馊过好几天之后他们再跑到别的宿舍楼上去扔就瓶子,再封锁另外一个食堂。这场学潮给学校造成的最大的损失是做好了的饭没人吃,白白倒掉。我那些从农村千辛万苦考来的同学也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学校把国家定量补贴给我们的每人每月一斤鸡蛋贪污了。
这次学潮到后来就失去了控制。学校不知是理亏还是好多年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慌了手脚,一开始的几天里没有人出来解释和制止,这种沉默引发了学生们对许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并且以文学的方式开始宣泄到宿舍楼的墙上。那时候我才发现,除了一些看不懂的诗之外,贴出来的针砭事弊的好文章都不是出自中文系的学生之手,相反的,全是理工科的学生写的,从逻辑到修辞,都要比中文系的学生高出一头。
最后,在一个寒冷的深夜,还是理工科的学生牵头,把分散在两个院子里的学生组织了起来,步调一致组织严密地步行去省政府请愿。我的一个被称作校园诗人的同班同学,据说那天夜里一开始举着旗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但半途把旗子交给了旁边的人,借口上厕所溜回了学校。那天夜里校方突击到学生宿舍点名,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出去的人最少。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想出去,但走到校门口就被我们的化学家老校长给栏住了。当时恰好中文系的队伍走到了大门口,我们恰好就听到了老校长用半导体喇叭劝说学生回去。那老校长70多岁了,个头瘦小,我们谁都没有看到他的模样,只听见小喇叭里传出他语重心长的声音说:“同学们,你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么冷的天,你们出去我实在不放心啊。不就是鸡蛋的问题么?不瞒你们说,别说是你们吃不到鸡蛋,就连我也难得吃个鸡蛋啊,我吃的鸡蛋也和你们一样,是用粮票换来的……。”在我们身后还有别的系的学生,他们充耳不闻地继续往外走。深受感动回宿舍的,基本上都是中文系的学生。
这次学潮闹过之后,校方给予中文系高度评价。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我们毕业分配去向一落千丈的局面。写作,作为一种工具,对我来说都成了奢望。
那一年,海南建省,物价开始飞涨。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风花雪月浮光掠影的我的大学,走向了人间。
(三)
接下来的一切与文学和写作无关。
我的第一个职业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爸我妈苦口婆心都做到的事情,我自己乖乖地就替他们做到了。想当初我没听他们的话去上政法学院,但大学毕业之后我居然被分配进了法院。那是一幢灰色的四层建筑,外表看象个招待所,经常有农民扛着铺盖卷进进出出上访告状。楼内则象医院的门诊部,楼道的两边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里靠窗户背靠背摆着两张办公桌,桌子前面是套着土黄色布套的靠背椅。门框的上方,随随便便地挂着审判庭的牌子。
我工作的第一年,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是用拖把把楼道从东到西拖干净,外加从三楼到二楼的楼梯;拖完地板就要把三个办公室里的六把开水壶拿到水房去灌满。别小看了这些工作,这是来法院工作的大学生第一年必须要做的。没有明文规定,但约定俗成,直到第二年有新的大学毕业生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拖把和水壶。
干完了这些活我就开始看报纸。我的办公室里有另外两个比我早毕业两年的政法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往自己的杯子里抓上一小撮茶叶,然后用我提上来的开水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们给领导写讲话稿,写总结,写调研报告,这些我都没有学过。等他们写完改好了就交给我,由我拿到打字室,让打字员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打字员是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她们能把键盘上好几百个铅字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左手推字盘,右手握着一个把手,那个机械把手喀哒喀哒地把字盘上的涂了油墨的铅字一个一个抓起来,然后撞击到纸上。不一会儿,一篇文章就打出来了。
我的任务是把她们打出来的清样拿回去校对。那两个小姑娘有的时候边聊天边干活,打出来的字错字连篇,我一个一个改好之后,交给她们,再由她们打到蜡纸上,再交给我,我就用油墨一张一张推着印出来,然后用钉书机喀哒喀哒地装订起来,套进信封里,下发到各个基层法院。
那两个主笔写材料的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面前永远都是一堆稿纸。他们有的时候把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稿子交给我,让我为他们誊写一遍。可是几次过后我们主任就找我谈话,说我的字太难看了,象用鸡爪子扒拉出来的。那老主任留着花白的平头,写了一辈子的材料,右手的中指略微有些变形。材料必须要先经过院领导过目签字才能送去打印,在呈交之前他永远都是一副不满意的表情。我用鸡爪子扒拉出来的字,显然让他觉得脸上无光。有一天,他很郑重地送给我一本钢笔字帖,让我从头开始练字。
法院里的法官有一部分是转业军人,他们边学习边工作,挑着11个县市区的审判大梁;还有一部分是招干进来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分散在各个审判庭担任书记员;在我去之前,只有8个政法大学的毕业生,被作为珍贵的苗子着重培养。那是中国的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年代,法院里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当事人举证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在当时,所有的法官都还兼任着侦探的工作,为了一个小小的案子他们就要跋山涉水四处取证。很多年纪大的审判员承受不了巨大的工作量,居然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而我,则成了一个彻底的多余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幢大楼里不过梦游般地生活了3年,但这三年在当时看来如同漫长而乏味的一生,遥遥无期。其实我还可以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不打开水不拖地板了,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也不光是校对印刷那些看上去无穷无尽的材料了,偶尔领导外出调研的时候也带上我,吃香的喝辣的之后我也能写一些简单的调查报告。我后来发现了许多写材料的窍门,掌握了写材料应该遵循的程式,只是那些法律术语让我头痛不已。我象是刚刚走上流水线的新工人,已经把图纸熟记在心,面对叫不出名字的各种机器零件却不知从何下手。
至此,我对写作的初恋以失败,挫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卑而告一段落。和所有恋爱过的人一样,接下来的人生,我决定远离爱情。此后我从事过很多职业,不停地转换职业最初始的原因当然是生计所迫。既然是为了生计,就和理想全然无关。凡是和文字有关的我都失去了兴趣,比如报纸,书,杂志也只看《读者》。剩下来的时间我看电视,玩任天堂。后来出现了电脑,486的电脑花一万多块钱买回家,通宵达旦我只翻扑克牌。

写到这里我终于明白,对于某些人来说,写作如同情人,而没有写作的生活则是没有情人的婚姻。你不能说这两种生活方式哪一种更好些,因为无论写作还是不写作,都是活着的一种办法。婚姻能给人最大程度的安全感,虽然平淡却让人感到塌实。倘若真的抵御不了文学的诱惑,倘若真要把自己偶尔放入一个梦境当中,让生活变得不那么单调乏味,那么就去阅读吧。就象我的父亲,每个月去报刊亭买上一本发行量已经很小的《小说月报》,每天看它一小段。这是一种习惯,如同在婚姻当中习惯了的许多其他的东西。文学对他而言,已经不需要再去追求,但我知道他仍然心存觊觎,就象已婚的男人仍然要情不自禁地被一个漂亮的身影所吸引。当然,阅读也不是必须的,打发时光还有许多其他的办法。
而写作,显然就要复杂得多。谁都想让自己轻松一点,过简单的生活,不要有太多的奢求。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一辈子能善始善终就已经不容易了,又何必还要节外生枝地用写作,用文学来装点大同小异的生活?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抗拒得了诱惑,就象再美满的婚姻都免不了遭受来自不可预料的冲击。明知道一切都晚了,错过的不可能从头再来了,还是会有人奋不顾身地一头栽进去而不能自拔。据我所知,有许多人都回头是岸了。那个从游行的队伍里溜号的校园诗人,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因为他听说那里是放逐自己的最好的地方,但不久之后因为水土不服浑身起疹子,只好打道回府。他回国之后就深居简出,也想干点别的行当,但最终一事无成,幸好有一个心比海还宽大的太太,才没让他流离失所。象我父亲那样浅尝辄止立地成佛的人生才是完满的,因为他知道他要的是安宁。更多的人即使回头是岸了,也都伤痕累累。
我见过把写作当作情人,毫无保留不计后果地去爱的人。这个人从外表看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眼神总是投向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人间的争斗和折磨,没有喧嚣,甚至没有四季。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用文字装点和修饰着的世界。他对我说,所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完成不了的东西,在那个世界里都可以成就。他和文学,和写作私奔了。
人的欲望是难以琢磨的,也有将写作当成坐台小姐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在这样的关系里,钱是最大的前提。谈妥了这个,还有什么办不到,写不出来的么?
我说不出来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从小学时候的看图说话开始的?还是从阁楼里的那些白日梦开始的?或者就是在我推油墨的时候?我说不清楚,就象说不清楚我是为什么,是在什么时候爱上了一个人。更可怕的事情是你一再否认你爱这个人,但多年过去之后你才发现,这个人才是你唯一爱过的,而此时,你已经没有了爱的能力。
那又如何呢?不能占有的爱或许才是最自由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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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uzhu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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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7-08-28   
看了又看
不清楚我是为什么,是在什么时候爱上了一个人。更可怕的事情是你一再否认你爱这个人,但多年过去之后你才发现,这个人才是你唯一爱过的,而此时,你已经没有了爱的能力。

——岂止是人,生命是一头莽撞的小兽,急吼吼奔向前方。等到力气耗尽,才发现身上沾满不知何处的花粉落叶和苍耳。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huluzhu 离线
级别: 论坛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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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7-08-28   
茶包啊,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芳踪何处觅
贴出来的针砭事弊的好文章都不是出自中文系的学生之手,相反的,全是理工科的学生写的,从逻辑到修辞,都要比中文系的学生高出一头。

——我也发现了
[ 此贴被huluzhu在08-28-2007 00:44重新编辑 ]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冰花 离线
级别: 论坛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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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4-11-28   
Troublemaker:
能给读者带来同感的文章, 是好文章!谢谢你的好文!
"不能占有的爱或许才是最自由的".
也是永远美丽甚至是最完美的, 不是吗?
http://blog.sina.com.cn/m/binghuablog
二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

归卧故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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