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小就爱诗，1961年我从台湾到美国留学之前，还没真正写过一首诗。在美国的头几年因忙于学业，根本无暇顾及诗。直到取得学位开始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以后，才同台湾诗人白萩取得了联系，在他主编的《笠诗刊》上开辟了一个翻译专栏，大篇幅介绍当代英美诗，开始同台湾的诗坛建立起持久的关系来。
由于白萩希望我能利用地利，尽量多译介一些刚出版上市的带有泥巴味汗酸味人间味的诗集，我因此有了接触了解美国当代诗的机会。从艾略特(T.S. Eliot)到吟唱诗人马克温(Rod McKuen)，从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到垮掉的一代疲脱诗人(Beat Poets)佛灵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从意象诗到墙头诗，我一本本地买一本本地读一本本地译，后来又扩大到加拿大、拉丁美洲以及英国诗人的作品，还有英译的土耳其、希腊、波兰和俄国等地的诗。几年的功夫共译介了将近一千首诗，相信这些译诗对台湾诗坛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在这些诗人当中，马克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1966年出版的《史丹阳街及别的哀愁》及次年的《听听那温暖》使他成了广受欢迎的诗人、作曲家及演唱家。这两本诗集的销数超过了佛洛斯特和艾略特所有诗集销数的总和。他诗中的抒情、不装腔作势的自然语调与淡淡的哀愁，同离乡不久的我的心境相当吻合，我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把《史丹阳街及别的哀愁》大部分的诗译成中文，在《笠诗刊》上一次发表。我在译后记里说：“一个诗人的对象应该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诗人不再是先知或预言者，高高在上。他只是一个有人间臭味，是你又是我的平常人。罗德•马克温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寂寞与迷失代表了这时代大多数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寂寞与迷失。正如一个女孩子所说的：“我们能在他的诗里找到自己，他感觉到我们所感觉的。”①奇怪的是，美国主流诗坛并不接纳他，我接触到的美国诗人似乎也不把他当成诗人。
一边翻译一边吸收，渐渐地我自己也开始写起诗来。最初的几首诗在《笠诗刊》上发表后，听说还引起了一些诗人与读者的好奇，纷纷打听非马是谁，什么地方突然蹦出这么一个诗风新异的诗人来。
当时以《笠诗刊》为中心的台湾诗界与日本、韩国的诗界联合组织了一个《亚洲现代诗集》编辑委员会，每年轮流编辑并以三国语言再加上英语，出版一本《亚洲现代诗集》，我也担任了部分中文诗的英译工作。
可能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中译英比英译中的工作要辛苦得多。更使我惊异的是，一些在中文里像模像样甚至外表华丽的诗，一经翻译成英文，却破绽百出，有如翻译是一面照妖镜，把躲藏在诗里的毛病都显露无遗。这当然有可能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所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原诗缺乏一种普世的价值与广义的人性，用不同的文字翻译后很难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感动。
那时候聂华玲同安格尔(Paul Engle)还在艾荷华大学主持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都邀请两岸的作家前来参加。为了便于申请，白萩希望我能英译他的一些作品。那是我头一次尝试着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文，实在没什么把握，所以在初译以后，便请一位对文学有兴趣的美国同事一起斟酌讨论修改，之后也试着把书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回答是：喜欢这些诗作，只是美国市场对台湾诗人没太大兴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诗人则另当别论。多次碰壁之后，我把书稿寄给当时担任《六十年代》诗刊的主编诗人罗伯特•布赖(Robert Bly)，请他推介一个出版社。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在一张明信片上，布赖说：“我无法分辨这些诗的好坏，因为你使用的有些词汇，我们已经有几十年不用了！建议你找个美国诗人帮忙修改。”后来才发现我那位美国同事对当代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存有偏见与反感，他的阅读范围只限于古典文学，难怪他的词汇同当代接不上头。
在不是故国的地方写诗，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文化的差异之外，便是：用什么语言写？为谁写？写什么？这些问题当然是相互关连的。当时雄心勃勃的我，确有用英文写诗，进军美国诗坛的念头，但很快便体悟到，如果思维仍习用母语，那么最自然最有效的诗歌语言应该是自己的母语。用第二语言的英文写诗，无异隔靴搔痒。语言确定以后，自然而然地，华语读者成了我写作的对象。当时美国的中文报纸不多，刊载现代诗的副刊更少，而大陆的门户还没开放，因此台湾的读者成了我的主要对象，旁及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区。对这些读者来说，美国的题材虽然也许可能产生一点异国情调或新奇感，但不可避免地会有隔阂；写台湾的题材吧，对住在美国的我来说又缺乏现场感。在这种情况下，写国际性的题材成了较好的选择，深层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一向厌恶狭窄的地域观念，普遍的人性与真理对写诗的我更具有吸引力。相信这是有些评者认为我是当代台湾著名的诗人中，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原因吧。②③
由于用中文写作，我同美国诗坛几乎没什么接触与交往，但为了好玩，我还是试着把自己的一些诗译成英文，有几首还被选入了一些书名颇能满足虚荣心的选集如《杰出的当代诗》《诗神的旋律--最佳当代诗》等，后来才知道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虚荣出版物”（Vanity Publications）的玩意儿。无论如何，当时确给天真的我不少鼓舞，特别是有一本选集还用我的名字去做广告。
真正认真把自己的诗翻译成英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参加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以后的事。伊利诺州诗人协会是成立于1959年的“國家州際詩人協會聯盟”屬下的組織。协会每两月聚会一次，主要是批评讨论会员所提出的作品，并组织各种活动如到养老院及医院等场所去朗诵、举办成人及学生诗赛等。入会不久我便被推选为会长，任期两年。1995年我把自己的英译诗作整理成册出版，也许受《芝加哥论坛报》上一篇图文并茂两大版的访问报道的影响，反应相当热烈。一位诗评家甚至把我列为包括桑德堡(Carl Sandburg)及马斯特(Edgar Lee Masters)等名家在内的芝加哥历史上值得收藏的诗人之一。④当然这对只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的我来说未免太过奖了。不久我加入了成立于1937年的芝加哥诗人俱乐部，成为唯一的非白人成员。
随着网络的兴起与普及，我自己也制作了一个个人网站《非马艺术世界》，展示中英文诗选、评论、翻译、每月一诗以及散文等，同时也在网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网上刊物及论坛上张贴作品，有几首还被选为“当天的诗”或“当周的诗”，交流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甚至有来自以色列的诗人要求授权翻译我的几首诗；日本著名诗人木岛始也从网络上同我取得了联系，用我的诗为引子，作中、英、日三种语言的“四行连诗”，在日本结集出版；一些美国诗人团体及诗刊也来信邀请我担任诗赛的评审或詩評小組委員等等。这些都是网络带来的方便与可能。几年前，伊拉克战争引起了美国诗人们的反战运动，在网络上设立网站，让诗人张贴反战诗，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诗人的响应与支持，我曾义务担任了一段时期的华文编辑，我自己的一首关于越战纪念碑的诗也被选入《诗人反战诗选》，另一首关于战争的诗则被一个反战纪录片所引用。
除了陆续将我的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外，最近几年我也尝试着从事双语写作。无论是由中文或英文写成的初稿，我都立刻将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发现反复翻译的过程对修改工作很有帮助。当我对两种语言的版本都感到满意了，这首作品才算完成。在这里必须提一下，我的双语诗同一般的直接互译略有不同。由于是自己的诗，我拥有较多的自由，从事再创作。
两岸的评论家常不知该如何为我定位：台湾诗人？中国诗人？美国诗人？上面提到的那位以色列诗人也曾问过我究竟把自己当成中国诗人或美国诗人。我想为一位作家定位，最簡便的辦法是看他所使用的語言。前面说过，我认为詩的語言最好是詩人的母語。但如果把母語狹義地定義為「母親說的話」或「生母」語，那麼我也像大多數從小在方言中長大、無法「我手寫我口」的华人一樣，可說是一個沒有母語的人。而從十多歲在台灣學起，一直到現在仍在使用的國語或普通话，雖然還算親熱，最多只能算是「奶母」語。等而下之，被台湾一位教授戲稱為「屁股後面吃飯」的英語，思維結構與文化背景大異其趣，又是在成年定型後才開始認真學習，則只能勉強算是「養母」語或「後母」語了。但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运用，「奶母」語及「養母」語或「後母」語都有渐渐同「生母」語融合的迹象。说不定有一天我能提笔写作，而无需考虑到选用何种语言。
参考文献：
①美国现代诗集选译，Stanyan Street & Other Sorrows, Rod McKuen, 笠诗刊，38期，1970.8.15
②平地噴泉 — —談非馬的詩，古繼堂，笠詩刊139期，1987.6.15；
香港文學31期 ，1987.7.5
③人類情結及變奏﹕非馬詩的現代意識及手法，金欽俊，海內外潮人作家研討會，1991.11; 當代文學報，1992.2; 新大陸詩刊 29期 ，1995.8
④Collecting Chicago Poetry,Kenan Heise, AB BOOKMAN'S WEEKLY, April 19,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