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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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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

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上)疫情中迎来转机的十天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陈家基
2020-06-24 16:04

2009年,我第一次读到“丁龙”的故事。这位名叫“Dean Lung”的普通的中国人,在20世纪初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汉学系,其极具前瞻性的义举以及其与雇主卡朋蒂埃的传奇故事深深吸引着海内外的学者与广大华人,国内的各种媒体纷纷转载,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就会掀起一股“丁龙”热。

早在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者王海龙发现了“丁龙”的故事。1901年,Dean Lung在捐出自己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12000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时曾经给校长写了一封英文信,在Dean Lung的名字下面,他工工整整地用英文写下了“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后人将他的名字译为“丁龙”。但许多学者查遍了美国的各种档案仍无法找到他的真实身份。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宣布终止在美国寻找Dean Lung,寻找到这位华人真实身份的希望便寄托在他的祖国——中国。

尽管过去我对他的事迹一无所知,且常年生活在南非,远离故事的发生地,但我当得知他的故事后,便暗下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Dean Lung。

开启寻找丁龙之旅

2015至2016年间,我想方设法先后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Dean Lung的专家米亚,保罗,以及王海龙取得了联系,研读了他们提供的所有研究资料。

当时,我的发现仅限于两点:1)Dean Lung 的中文名字不是“丁龙”,他可能姓“龙”;2)他的籍贯不是山东而应该是广东。

2015年,我还发现在1901年10月13日的New York Tribune(《纽约论坛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Dean Lung。文章提到:“(Dean)is married and has three children”(“他结婚了,有三个小孩”)。

随后,我将这篇文章发给了王海龙和米亚等人,以及当时与我保持联系的对Dean Lung感兴趣的研究者。


1901年10月13日的《纽约论坛报》。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这个发现让我相信,Dean Lung离开美国后应该返回了家乡,并且很有可能他的后代仍在世间。

2019年,我将多年研究的线索整理成一页纸,附上Dean Lung的照片,请广东“龙”姓最大的聚居地——顺德的有关部门协助寻找他。顺德的有关部门反应很积极,立即发文请各街道乡镇协助寻找。但经过一段时间,仍一无所获。

那一年,中山大学的“Dean Lung专案组”成员陈晓平把历时三年的研究结果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其中两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第一,Dean Lung 的名字,根据1901年美国《中西日报》的报道,中文写作“進隆”;第二, 和Dean Lung同时代在卡朋蒂埃家做事的另外一名华人Mah Jim是新宁(广东省台山的旧称)人。



1901年美国《中西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华人进隆”。

此后,我一直希望与陈晓平建立联系、交流看法,共同努力寻找Dean Lung。然而多方努力未果。

2020年初,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在中国暴发,随后席卷了全世界。因为疫情,我留在了国内,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去完成十年来一直想去做的一件事——寻找Dean Lung。

3月下旬,我把多年来收集的资料重新认真梳理了一遍,确定了行动的方向。当时,我基本能确定的是:Dean Lung是五邑地区人,特别有可能是台山(新宁)人,但在姓名与籍贯的线索仍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寻找Dean Lung有一定的困难;而线索相对明确的是和Dean Lung同时代同雇主的Mah Jim(以及其儿子Mah Chong Dean),后者的寻找范围相对比较集中。不过,无论是Dean Lung 还是Mah Jim,要找出他们名字的正确发音,进而确定名和姓,必须依靠本地人。

于是,我与一个当年开平碉楼申遗工作的团队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两位土生土长的台山人,他们熟悉台山语言和历史文化。同时,我再次设法联系陈晓平,最终联系上了中山大学“Dean Lung专案组”的发起人武洹宇博士。

2020年3月28日,我与同在南非一个微信群的恩平市侨联干部岑峰桉取得联系,请他介绍我与台山侨联负责人认识,开始在台山寻找Dean Lung。经他介绍,我认识了江门和台山的侨史研究人员。

迎来转机的十天

4月5日,我与台山侨联林如宝主席通过微信取得了联系。我们当时主要讨论的是,如何查找线索相对比较明确的Mah Jim和他的儿子Mah Chong Dean。

得知台山马姓主要集中在白沙。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查询白沙马氏,从资料中知道了退休教师马卓荣是了解白沙马氏历史的热心人。随后,我在“寻找丁龙研究群”里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在取得联系后,我和马老师讨论的重点仍然是想方设法查找Mah Jim和Mah Chong Dean的线索。

那时,我将关于Dean Lung 故事的报道以及央视制作的节目《寻找丁龙》发给了林主席和马老师,他们都感到十分震撼,第一次知道了Dean Lung的故事,特别是他很有可能是台山人。

随后,台山侨联于4月13日在其公众号《台山侨联》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在哥大设立汉学系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人“Dean Lung”会不会是台山人》,文内转发了王海龙关于他的介绍《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文后附了我写的寻找线索。

当时,与共同寻找他的研究者讨论,我对Dean Lung的推断是,Dean是姓而不是名,那么这个Dean 在台山话中到底是姓什么?有可能是“甄”和“邓”两个姓。为此,我专门查询了甄姓和邓姓在台山的分布,并联系了位于美国三藩市的甄氏族人社团甄舜河堂。尽管台山侨联发布的寻找请求也获得海内外侨胞的热烈反应,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4月16日,武洹宇告诉我,他们认为Dean Lung与Mah Jim有可能是同乡,他们曾猜测Dean Lung可能叫马隆进。这个线索让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意识到,他也许应该叫马进隆。既然我们已经在马姓族人中查找Mah Jim和他的儿子Mah Chong Dean,为什么不同时在马姓族人中寻找“马进隆”呢?

我马上将这个想法告知了马老师,请他帮忙在白沙马氏族人中寻找马进隆。不久后,马老师回复说“有好信息”,他告诉我已经找到了Dean Lung!

一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一百多年来多少人接力寻找的Dean Lung,他的真面目终于浮出了水面。

当天,马老师正在与白沙侨刊的一名编委黄祥光讨论另外一位侨胞委托的事宜,当时他们有提及马进隆的名字,是马进隆后人委托查询。听到我说Dean Lung可能是马进隆,他们也十分兴奋,两边的信息马上进行了核对。

黄祥光说,千秋里的归国华侨马万昌的后人手里有一封几十年前的家信,提到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英文正是Mar Dean Lung。根据他们用台山话念出“进隆”的读音,简直就和Dean Lung一模一样。

兴奋之余,我希望能看到这份马万昌儿子写的家书的照片。黄祥光马上联系对方,传给了我。

4月16日,这个Dean Lung研究史上石破天惊的日子刚好是我71岁的生日。当天晚上,黄祥光,马老师和我都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林主席,他立刻带领侨联干部赶往千秋里村所在的白沙镇以及千秋里村,与黄祥光、马老师等人一同了解核实情况。

4月18日,他们一行人考察了马万昌故居,根据马万昌后人提供的线索,在村外山上顺利找到了马万昌夫妇的墓。墓碑上刻着:“千秋里萬昌翁馬府君之墓”。



马万昌夫妇的墓地。



千秋里萬昌翁馬府君之墓。

黄祥光发给我马万昌在美国的后人转来的两份关键证物:“丁龙”昔日的雇主,外号“将军”的卡朋蒂埃在1907年11月写给Dean Lung的信,信的结尾签字为H.W.C.,这正是卡朋蒂埃的缩写;另外一份是马万昌的儿子于1972年8月18日写给儿女的信,信中第一次讲述了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Mar Dean Lung)。马万昌的儿子于1972年8月18日写给儿女的信,信中第一次讲述了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Mar Dean Lung)。


马万昌的儿子于1972年8月18日写给儿女的信,信中第一次讲述了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Mar Dean Lung)。

根据卡朋蒂埃来信的内容分析,他和Dean Lung的通信不止一封,应该还有其它的信件。

4月20日,我专程到了台山白沙千秋里,与“寻龙小组”的成员汇合,前往马万昌的故居和他捐资修建的国瑞书室进行考察,并到他的墓地拜祭。

那天,台山侨联公众号发表文章首次披露了,在台山找到了Dean Lung,他姓马。

之后,我在“丁龙调查微信群”中提出了一些设想:在千秋里寻找马万昌的家谱;建议侨联联系有关部门查找马万昌儿子马维硕的档案,并对他的家书进行笔迹鉴定;对卡朋蒂埃给Dean Lung的书信进行笔迹对比;请有关部门对Dean Lung的照片以及其后人提供的马万昌老年时的画像进行人脸识别对照;请黄祥光继续和马万昌后人联系,寻找更多的书信与信封。

这些设想随后一一得以实现。4月26日,黄祥光得到了美国传来的卡朋蒂埃于1907年9月写给Dean Lung的另外一封信,还有一个信封。



卡朋蒂埃于1907年9月写给Dean Lung的一封信的信封。

在这个信封上,赫然写着收信人“Dean Lung”“進隆萬昌”。这样一来,一切都清楚了,千秋里的马万昌就是“進隆”,就是Dean Lung的可能性更大了。关于这些信件的仔细分析会在本文的下篇中展开。

前人找不到Dean Lung,有两大误区。第一是姓名。自上世纪的国民政府宣传Dean Lung的故事时开始,Dean Lung被译成“丁龙”,后经国学大师钱穆的渲染,“丁龙”似乎成了Dean Lung的标准中文名。而后,王海龙的研究与被大量转载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既成事实的译名。我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Dean是姓还是Lung是姓这个局限范围内打转而没有实质性进展。

正如Dean Lung马万昌的曾外孙黄畅泉所说:“你们用丁龙中文名去找进隆怎么可能找得到呢?我们看到都不知道是找进隆啦!”

其次是Dean Lung的籍贯。从钱穆开始,研究者把Dean Lung的籍贯说成是山东。结果电视台兴师动众到山东日照的丁姓地区寻找“丁龙“,一无所获。今年某电视台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赶到台山找寻Mah Jim和Mah Chong Dean,地点对了,可方向还是没有找准,也是功亏一篑。

庆幸的是,在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们越来越接近“丁龙”的历史真相了。

4月27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组采访了我。在采访中,记者问及是什么支撑着我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寻找“丁龙”时,我重复了2018年写信给一位美国华侨历史研究者时的一句话:“我们有责任去发掘真相,让国人认识到,中美之间既有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也有在Dean Lung这样的普通华人用毕生积蓄的血汗钱的基础上建立的哥大‘丁龙讲座’。”

风云际会,车轮飞滚。马万昌生前曾经希望他的儿女有机会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不久前他的曾孙女马嘉燕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Dean Lung的大幅画像前拍了合影。

(作者陈家基系南非华人学者)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7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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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下)关键线索:家书和信封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陈家基
2020-06-25 13:56

在寻找和确定Dean Lung的身份的过程中,由马万昌的后人提供的四份证物的照片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包括:

1) 1972年,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写给儿女的家书;
2)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3)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4) 1907年9月,美国Galway邮局寄给台山白沙千秋里Dean Lung(进隆万昌)的信封。

目前,我们得到了保留在马万昌后人手里的这些物证的照片,可以得出Dean Lung就是马万昌的结论。下面,分别就这几份物证展开叙述与讨论。

第一封信

最早指引我们将Dean Lung与马进隆以及马万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封写于48年前的家书。



1972年,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写给儿女的家书。

写信人名叫马维硕,是广东省台山市白沙镇千秋里村人,退休前一直在千秋里附近的达德小学教书。据马氏家谱记载,马万昌共育有二子四女,大儿子士勤,二儿子士筹(维硕)。其中维硕又育有二子五女,现在其后人大多居美国。

1972年8月18日,马维硕写了一封家信给在美国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儿媳妇,他提到自己的父亲马万昌,早年到美国谋生,取名马进隆,英文名Mar Dean Lung。马万昌在美国曾受雇于一位富人,信中说道:“美国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时,曾邀请各处大富翁共商大计,当其时你祖父作为富翁的近身随员资格,亦参加在席,而会议上发出劝捐筹款,你祖父捐出美金一万元。”这正是Dean Lung在美国受雇于卡本蒂埃而后捐款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故事。

这封信的部分截图公布后,有人对其真实性以及信中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我将这封信与国内保存的马维硕所写的其它文件进行了字迹比较,字迹显示为同一个人所写。可是,信中说马万昌在美国“取名马进隆”(Mar Dean Lung),但目前所知道的Dean Lung在美国的所有文件上使用的名字为什么都是Dean Lung呢?

这或许应从一段历史讲起。当年,一部分台山和五邑地区的华人是以“卖猪仔”的形式抵达美国的,因此他们有许多人用了虚假的名字。而马万昌是否因被“卖猪仔”到美国,目前没有确凿的资料佐证。

多年来,台山市侨联接待海外华人的后裔回乡寻根问祖时,常常会遇到这些华人的后裔提供先辈的姓名并非他们原来在家乡时的姓名,而是到美国后用的新姓名。这或许也是Dean Lung的真实身份难寻的缘由。

2009年,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系主任谭雅伦教授(Prof. Marlon K. Hom)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曾提到,“早年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入境时,美国移民局登记姓名的记录常常出错,有的以姓当名,有的以名为姓。这种情况反映出早期华人移民的一个令人深思反省的文化差异现象:这里既有美国移民官员对非英文语系国家的文化没有认识,对这类新移民的入境身份处理粗鲁,糊涂,也有华人移民不了解移民程序,对移民过程中自己的姓名混乱也不知道或不关心。更有可能是当年这些华裔新移民也有语言障碍,怕麻烦而将错就错。”

马万昌于1905年底离开了美国,以前的研究提到:他不知所终。其实,当时他返回了家乡,生儿育女。晚年时,他曾把自己在美国的故事告诉了维硕,后于1936年10月(根据马维硕的自传所提及)在家乡逝世。

几十年里,马维硕对父亲的那段经历三缄其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马万昌在家乡先后为两个儿子以及其兄弟盖了四所楼房,购买了田地与新宁铁路的股票,在香港投资,算是村里的有钱人。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马万昌投资的新宁铁路被毁,投资血本无归,香港的产业也被居心不良的同乡吞没,从此断了家庭经济来源,不得不变卖家中土地。到解放时,家产基本卖光,因此家庭成分被评为贫农。我猜想,马维硕为了表示“决意背叛原有阶级”(引自马维硕本人所写的材料),因此不愿意向儿女提起这段往事,以避免被当时的政治运动波及。

此外,马维硕的两个儿子很小就到香港打工(后来去了美国),如马维硕信中所说:“因为你们年少出外,所以为父未尝提及过此事”。

但是,马维硕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看一看”。因此,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往正常方向发展,马维硕向儿女们讲述了父亲马万昌的故事,并把保存下来的英文信转给了在美国的儿子。

遗憾的是,尽管马维硕在退休后移居美国,但儿子由于英文水平有限,孙子和孙女也忙于紧张的工作,一直没有陪同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


马维硕夫妇在移居美国前在祖居门前合影。

第二封信

2020年4月17日,马万昌的后人提供了一封署名为H.W.C.,写给Dean Lung的信。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这封信由于保存年代久,墨水已渗透到了背面。先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戈尔韦,1917年11月17日

亲爱的Dean Lung,

我收到了你9月26日的信。

我很高兴知道你收到了你的债券金。很抱歉,金额太小了,但很好,现在的价格要低差不多150美元。一大笔钱贬值了,许多曾经富有的人现在都变穷了。

我很高兴知道你母亲和家人都很好。新出生的男孩怎么样?霍勒斯·范·鲁阿雷鲁和她的儿子现在来拜访。我们刚刚上山,在美丽的“丁龙路”上,去看望威廉森太太。她很好。

克罗蒂埃夫人去了加利福尼亚。那里的事情非常糟糕,令人沮丧。那里的有钱人必须付他们(此处不清)现在到期应该要付的钱。朱安·罗伯特·格伦先生和姑娘们来了。我很高兴知道你想再次访问美国。我希望你能这样做。最后,这所房子整洁、温暖、舒适。水从山上流到井里,也流到公园边的饮用泉里。住在这里对穷人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我很好

我记得马(Mah)和吉姆(Jim)。

你的朋友。

H.W.C.


这封信寄自戈尔韦(Galway),正是丁龙原来的雇主卡本蒂埃(H.W.Carpentier)的家乡。H.W.C.是卡本蒂埃签名时常用的缩写。我得到信件照片后,立即与手头掌握的卡本蒂埃的书信字迹进行了对比,能证明这是卡本蒂埃的手迹。后来,长期从事Dean Lung与卡本蒂埃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专家米亚一看这信的照片就确定是卡本蒂埃的手迹。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日期。从照片上看,写信时间为1917年。4月22日,我在写给信的持有人,马万昌的曾孙女马嘉燕女士的邮件中提出了两点疑问:

首先,此信的内容与1907年9月17日的另一封H.W.C.写给Dean Lung的信在内容上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提到了寄去的钱(债券金),新修的水管引水到家,以及Dean Lung路。如果相隔十年还说同样的几件事情,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

其次,信中H.W.C.问Dean Lung,“新出生的男孩怎么样?”。马万昌只有两个儿子,1917年没有儿子出生。而根据家谱记载,马维硕(士筹)出生于生于光绪卅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历1907年5月11日)。时间正好对应得上此信的日期1907年11月。


马家家谱

马嘉燕及其表兄,马万昌的曾外孙黄畅泉后来回复我,他们在仔细看过原件后确认,信上写的确实是1907年,而非1917年。

阅读此信,我们似乎感觉得到,卡本蒂埃与Dean Lung已经超出了雇主与仆人的关系,他们是以平等的身份,以老朋友的口吻在叙旧。他们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而共同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全美最大最好的汉学系,他们憧憬着再次相聚在美国。

第三封信

在仔细研究了这封H.W.C.写给Dean Lung的信后,我根据信的内容推测,在这之前应该还有其它的来信,因此希望马嘉燕继续寻找。4月26日,通过联络人黄祥光,我得到了以下的这封同为H.W.C.写给Dean Lung的信件的照片: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这封信的字体明显与前面一封信不同。另外一处明显与H.W.C.以往的书信习惯不一致的地方是,这封信在日期那一行只写了“9月17日”,而没有写年份。

米亚看过此信的照片后,她认为:“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我一眼能认出,日期为11月份的信肯定是卡本蒂埃亲笔所写。但另外一封日期为9月的信件则不那么像他的笔迹,这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巴纳德档案馆所看到的一些信件的笔迹更相似。跟据我的研究,可能是卡本蒂埃口述,由寄宿在他家的女管家卡罗琳·克罗克尔代笔。卡本蒂埃在晚年,确实会口述,然后由这位女士替他书写。”

但无论如何,这是H.W.C.写给Dean Lung的另外一封信。我们看看信里都说了什么:

9月17日,戈尔韦

亲爱的Dean Lung,

我亲自驾驶着约翰逊先生新组建的骏马车队上山,三英里长的Dean Lung路是萨拉托加县最棒、最好的公路。我希望你能再来看看。而且天气很好。

你一定是在这之前收到了我8月4日的信,寄去了你的钱。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你的事情。你有多少土地,什么样的房屋?你总共有多少钱和财产像个富有的人?你要养活多少人?我关心这些东西。

除了现在重感冒以外,我还是很好,我希望很快能治好。天气又暖和又好。

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想我告诉过你,我们有很好很深的井,有蓄水池和风车,在学校房子后面的小山上,有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水管,还有地上的水管。非常方便!
克罗里奇先生已经放弃了他的商店,我也买下了他的房子和土地。我现在拥有的土地比我想要的或能照顾的还多。我们很孤独。

请再来看看我。

我希望你妈妈和大家都好。

你的朋友

H. W. C.


与11月17日的信的内容相似,卡本蒂埃和老朋友Dean Lung聊着家常。他很关心Dean Lung回乡后的生活,同时他也表达了对Dean Lung的母亲和家人的问候。

从信中还可以读到,尽管Dean Lung离开卡本蒂埃才不到两年,但离开了Dean Lung的陪伴和照顾,卡本蒂埃感到很孤独,因此才在这封信中对Dean Lung说“我希望你能再来看看。”他热切期待和老朋友再度相见。

但这封信究竟写于哪一年呢?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我还得到一个1907年9月发自戈尔韦(Galway)的信封的照片。

信封

4月26日,通过联络人黄祥光,我得到了上述H.W.C.签署的发给Dean Lung的信件的照片,同时还有一个1907年9月从Galway寄到千秋里,给“Dean Lung进隆万昌”的信封。

正是这个信封让我确信马万昌就是进隆,也就是Dean Lung本人。

信封以中英文写成。英文是Dean Lung, Bark Sha Post Office, Sun Ning, Canton, Ch(ina),中文是“广东新宁白沙旺(此字残缺)记信馆交千秋里村进隆万昌收”。

当Dean Lung,进隆和万昌这三个名字作为收信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信封上,便证明了一切。


这个信封“的邮戳因被虫蛀导致某些信息缺失,但它却保留了最重要的信息:此信发自Galway(戈尔韦),时间是1907年9月。

至于为何有两个落地戳,信为何寄到旺记信馆交进隆万昌收,而进隆万昌为什么是同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李柏达在《新闻调查》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李柏达认为:这封信有两个落地戳,一个(丁未九月十九日)是邮局收信日期,另一个(丁未九月廿日)是邮局送信日期;旺记信馆是当时兼办华侨私信的机构,在1913年出版的《万国寄信便览》中广东新宁白沙的信馆名录上,确有“旺记邮政局”;信封上的收信人“进隆万昌”是同一个人,因为写信有规矩,如果信寄给两个人,两个名字是并列写的。信封上的“进隆万昌”并非并列,由此判断是同一个而不是两个人。


这可能是Dean Lung提前所好的信封。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质疑就是,没有资料证明卡本蒂埃学过中文,也不知道他能够写中文。那么这个既有英文又有中文的信封出自谁之手?

一种可能性是继续留在卡本蒂埃家中工作的新宁人Mah Jim帮卡本蒂埃写的。这种可能性仅仅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

我将疑问告诉马嘉燕,她回复:这个信封很可能是Dean Lung写了,留给H.W.C.的。

Dean Lung在离开卡本蒂埃回国前,为了方便日后卡本蒂埃与自己通信来往,事前写好了一些留有家乡地址和姓名的信封交给卡本蒂埃。作为卡本蒂埃多年的贴身随从与管家,心思缜密而且体贴人的Dean Lung完全会这样做。

我把这个信封与已知的Dean Lung所写的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信的笔迹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左边为信封上的笔迹,右边为Dean Lung的捐款信。看看两个文件上面相同的文字或字母的相同之处,我相信读者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信封上Dean Lung的字迹。


Dean Lung所写的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信。


对比两封信件可见,Dean Lung的写法、大写字母S的写法、大写字母N的写法、ing的写法、大写C以及字母ton的写法基本一致。

那么,信封上面那些漂亮的中文字是否Dean Lung马万昌的笔迹呢?

按照卡本蒂埃对Dean Lung的描述,他并非一个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而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确有可能能够写出那样漂亮的中文字。后来,我向马万昌的后人询问是否有保留任何马万昌的手迹,至今为止,尚未得到答复。

而由于马万昌的后人大部分都移居海外,马万昌晚年时和马维硕一起居住的祖屋前几年遭受了入屋盗窃,许多物品被窃。加之祖屋久无人住,许多东西发霉了,前两年马万昌的曾外孙回国时曾经请千秋里的邻居帮忙清理扔掉了许多的书报纸张,很多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估计都被扔掉了。

另外,马维硕临出国定居前曾把一个保险柜交给曾外孙保管。然而,这个可能装有马万昌重要文件的保险柜几年前在没有人居住的曾外孙(后来移居美国)的家中被盗。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但是我们很感激马维硕在1972年的那封家书,书中写道:“今从内信夹来英文信一封,就是在64年前你的祖父马万昌和一位很富有的美国人剩下来的一封通信,我看不识此信所讲的事情,故特寄给旅外的儿女们看看,亦为我们家史中作参考的材料,也有所收益也”。

感谢他为我们保留了这些重要的证物,帮助我们更确认Dean Lung正是台山市白沙镇千秋里村的马万昌。


(作者陈家基系南非华人学者,文中英文书信的中文版皆为作者翻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9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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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07-14   
《新闻调查》 20190907 寻找丁龙(上)
来源:央视网2019年09月07日 23:10

http://tv.cctv.com/2019/09/07/VIDEqqxPUs54RaFBHXuv6TDa190907.shtml?spm=C53156045404.PEuoXLv6mPmE.0.0



《新闻调查》 20190914 寻找丁龙(下)

来源:央视网2019年09月14日 22:38

http://tv.cctv.com/2019/09/14/VIDETjM5udBmVG46EOK9ZOnI190914.shtml


《新闻调查》 20200516 寻找丁龙(三)

http://tv.cntv.cn/video/C10435/969eebe86375423f9c491b7d2a42b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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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07-14   
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王海龙


  丁龙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卑微的广东“猪仔”:丁龙。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1964年12月2日刊载丁龙故事的旧金山唐人街小报)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丁龙 — 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哥伦比亚东亚系大楼)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哥伦比亚大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善本书库)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

  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数十万册)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卡本蒂埃先生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通信)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不由得心潮起伏。

  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 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卡本蒂埃先生)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让美国人了解我的祖国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串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预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是中国人。

  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丁龙捐款信原件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

  丁龙

  “一个中国人”

  他像苏格拉底一样……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慈禧太后当年捐赠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年-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本卡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他的名字永留史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寻着丁龙。到如今,对丁龙有兴趣、找寻丁龙的再不是我一个人。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丁龙的晚年所终。

  有人猜测他在纽约上州高尔维镇的卡本蒂埃的庄园辞世,并埋葬在那里,因为那儿有一条以丁龙名字命名的“丁龙路”,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我们查遍了当时的公路局和地方志编辑机构,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美国的路名一般都由政府确立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有关这条路,却连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找到。我们访问了卡本蒂埃故乡的镇公所和地方志编辑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材料。

  当年的人大都去世,我们采访过90岁的老人,据她说,丁龙“发财回家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老人的观点。

  我们还查找了纽约市及纽约州1900年-1920年二十年间死亡人员的名单,也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那时美国已经有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但人去世而没有上报的情况亦有发生。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校长助理曾经到中国广东寻找丁龙的信息,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至今,无法确定丁龙是在美国去世还是回国了;至今,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发现丁龙的坟墓。

  但丁龙和卡本蒂埃捐款筹建的哥大汉学系并没有辜负他们。从建系伊始,这个汉学系就走在了世界汉学研究的最前列。一百多年来,哥大汉学系只有四位教授荣获“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学衔,正说明对这个学衔的要求之高。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学者胡适的导师之一。他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是惟一能看懂胡适论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哲学理论及原文的导师。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甚至有过虚席以待23年以后,才有人重获此殊荣的历史。

  哥大汉学系总是聘请独领一时风骚的各各国汉学专家,来激活哥大的汉学研究事业并传经送宝。

  1929年哥大汉学系首次聘任了一名中国学者王际真先生。他是一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其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汉学研究更与历史系、哲学系、政治学系、艺术与考古系、宗教系等学科合作,在更宏阔的背景上对汉学进行发掘探讨。在当代,有广大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夏志清教授,他在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小说研究上独执牛耳;在近代和晚清小说研究领域,新生代的汉学家王德威教授则异军突起,并成为东亚系建系以来第一位出任系主任的东方人,也是哥大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位执掌汉学研究事业的中国人。

  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循环。由丁龙起,汉学研究在哥大的重担又落到了炎黄子孙的肩上。一百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中国已不复是昔日的中国,美国当然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丁龙们的梦和含泪的期冀已有一部分早已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在汉学家肩上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美间互相理解的担子会稍轻。

  丁龙无须被人记住,人类的史册上将永远会有他大写的名字。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存在,就是他的业绩被发扬光大的一座巍峨的、恒久的丰碑。

  ●卑微的他,捐出了自己的终身积蓄1.2万美元;

  ●主人为了他的愿望,不断追加捐赠,至27.5万美元;

  ●慈禧太后为他的义举感动,捐赠5000册图书;

  ●世界上最棒的汉学系因此诞生;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丁龙的踪迹……

  ●有谁能告诉我他最后的消息?

https://new.qq.com/omn/20180708/20180708B0HX1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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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07-14   
陈晓平:董显光、钱穆等人为何虚构“丁龙”故事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陈晓平
2019-06-29 09:19

华侨Dean Lung与其雇主卡朋蒂埃于1901年捐款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之后50多年没有多少故事流传。1958年,前所未闻的“丁龙”故事被刻意制造出来,始作俑者乃是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董显光,历史学家钱穆随后进行了再创作并广泛传播,目前中文世界流传最广的卡朋蒂埃醉酒打人情节,则迟至1975年才出现。“丁龙”故事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过程,足证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具有广泛适用性。


哥大东亚系Dean Lung画像(李冰 摄)

抗战期间对Dean Lung故事的利用  

1901年6月,商业大亨卡朋蒂埃“将军”(曾任加州民兵少将)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捐款10万美元,不久Dean Lung捐出其积蓄1.2万美元,在哥大设立Dean Lung汉学讲座,以此为起点建设汉学系。“丁龙”故事的广泛传播要到1958年才开始,但在抗战期间,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哥大校友寿景伟、蒋梦麟,已对Dean Lung故事有所利用。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高度重视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为加深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昭示中国政府与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哥大校友、中美文化协会总干事寿景伟(寿毅成),联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组团赴美,筹备拍摄一部教育影片,以“推进两国之间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1942年1月27日,寿景伟写信给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处长汤姆逊(Charles A. Thomson),提交了初步拍摄计划,列举24项内容,其中第15项,即是“中国模范工人Dean Lung及其美国雇主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美国国务院档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40-1944)

寿景伟(1891-1959),浙江诸暨人,1926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等职,为孔祥熙手下干将,他们都是留美学生兄弟会“成志会”会员。1939年,孔祥熙创办中美文化协会并出任会长,寿景伟任总干事。寿景伟希望利用Dean Lung捐资创办哥大汉学系的事迹,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重要象征作广泛宣传,为抗战服务。这部影片最后有无拍成公映,我没有找到进一步记载。



寿景伟(寿毅成)

1943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出版英文回忆录《西潮》,有一小段谈到Dean Lung,1959年出中译本时译为“丁良”。蒋梦麟反思传统中国种种弊端,谈到清朝官员喜欢收受“陋规”、仆役都喜欢“揩油”时,以“丁良”作为反例。蒋梦麟说:“自然,中国人并非个个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丁良(译音)中国文学讲座基金,就是为纪念一位中国洗衣作工人而设的,基金的来源是他一生辛勤浆洗衣服的积蓄。丁良临死时把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置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人。”(蒋梦麟:《西潮》,香港磨剑堂出版社,1959年,第172页)蒋梦麟早年留美,与华侨有密切交往,将Dean Lung附会为当时华侨职业中最常见的洗衣工人。他只是借故事说理,故事本身不是重点。

“丁龙”故事的董显光版

自1958年董显光把Dean Lung译作“丁龙”之后,这个译名不幸被“定型”,人们几乎忘了他真正的中文姓名并无记载。最早有生动情节的“丁龙”故事是由蒋介石的外宣主将、驻美“大使”董显光创作的,可以叫做“董显光版”。

董显光(1887-1971,Hollington K.Tong),浙江鄞县人,1906在奉化龙津中学教英文时成为蒋介石老师,后赴美学习,入读密苏里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回国后供职英文《中国共和日报》、《北京日报》、《密勒氏评论报》等,任《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1934年经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次年起在上海负责外电检查,1937年奉蒋介石之命创办国际宣传处,随后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身份督导国际宣传处工作,其任务就是“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在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传播中国军民抗战决心与成绩方面有很大贡献。1937年,董显光写成英文版《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目的是向世界作宣传。

1947年,董显光任行政院新闻局长,蒋政权撤往台湾后,当过“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中央日报”董事长,1952年出任驻日“大使”,1956年转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调董显光赴美,是“因为最近决定一个重要宣传计划,蒋总统决定我是执行这计划最适当的人”。(《董显光自传》,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第197页)

董显光的专长在于新闻传播,他在驻美“大使”任内,20个月做了超过120次演讲。1958年4月返台述职期间,他给政治大学新闻系师生讲课,指出:“在美国做宣传工作,最紧要的一点,是要以人民为宣传的对象。如果我们政府能设法有二三十位演说家,同时不断地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说,不消一两年即可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有正确的了解,而改变美国的舆论。”(1958年4月15日《香港工商时报》)


《董显光自传》封面

就在这一年2月21日,他对美国华侨团体演说时,讲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丁龙”故事。1960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长篇通讯《我国留美华侨丁龙惠泽长留 哥伦比亚大学设奖学金纪念丁龙对美国的贡献》。通讯引述董显光演讲内容,称:

有一次为了一个极细微的事,卡朋蒂尔把丁龙开除了。第二天早上,当卡朋蒂尔起床后,一心为他的厨房里面是空的,但是使他惊异的是,丁龙已经为他作好了很丰富的早餐,正在等着他去用呢。卡朋蒂尔心里很感动,连忙收回成命,并对自己前一天所说的话,感到出口太快,引为(遗)憾,卡朋蒂尔对丁龙说:“当我发觉你还在这儿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喜,我向你道歉,因为我所说的话,不堪入耳。我需要你,今后将对你更加照护。”丁龙回答说:“你说得很对,你的脾气很暴躁,但是最主要的,你是个好人;再者,孔子的传统,不要我离开你,不管脾气好坏,一个真正的朋友是患难中的朋友,这是我们的传统。这也就是我们还在这儿的原因。”……很多年以后,卡朋蒂尔将军对丁龙说:“我所欠你的恩典太多了,你希望我怎样报答你呢?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丁龙的回答是:“美国人民不懂中国文化,也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意义,我希望你能在促进这种了解上做些事。”这也就是卡朋蒂尔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中国语文和法律学系的动机。(1960年6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

董显光创作“丁龙”故事的目的,在于提振美国亲蒋侨团士气,可能也希望透过华侨的热心传播,影响美国对台舆论,我认为正是上述“宣传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版本的“丁龙”故事近乎无中生有,构成了“丁龙”故事的原始版本。

“丁龙”故事的钱穆版

在中央社发布长篇通讯后不久,1960年暑假,穿梭港台两地、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历史学家钱穆来到哥大讲学。据他本人所说,他是从哥大经济学教授何廉那里听到“丁龙”故事。

1961年回到港台以后,钱穆在不同场合绘声绘色的讲述这个故事,在“董显光版”基础上编造了更多新的细节。

1961年3月27日,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演讲“关于丁龙讲座”,演讲稿收录于《新亚遗铎》一书中。钱穆讲道:

远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一位将军退休了,寓居纽约附近,那位将军独身不娶,性情相当怪,家中仆人都被他打骂跑了。丁龙是我们山东人,只身去美国当华工,他便投到那位将军家里。不几天,那位将军脾气又发,要打要骂,丁龙受不了,也跑了。过了几天,那位将军家里失火,乱七八糟,将军独个儿正没摆布,那丁龙却回来了。将军惊喜之余,俱问所以,丁龙说:“听说你家失火,没人帮忙,所以复来。”那将军说:“前几天我要打要骂,气跑了你。今天我正在无奈之中,怎么你有肯来帮我?”丁龙道:“这因我们中国有位孔夫子是讲忠恕之道的。你平常虽带我不好,但你为人也不全坏,我想我和你总有些缘分。你此刻需人帮助,我若不来,似乎就不符合我们孔夫子所讲的忠恕之道了。”……原来他们丁家只是时代耕地,却一代代,祖教父,父教子,都讲些孔夫子的道理。将军听了,大为感动,便请他继续留下,从此主仆如朋友般,而且两人也都没结婚,竟如相依为命般。后来丁龙先病倒了,他对将军说:“我在你这里做了几十年工,吃的、穿的、住的,都由你供给,还余留有你给的工资,现在积存也有一万金。这些本都是你的钱,我死了,就把这一万金还给你,算我答谢你的厚德吧!”那位将军听了,十分感动,心想:中国一个不识字的苦工,尚有如此般的德性操守,这绝不是偶然。因此他一心敬重中国,发心要人来研究中国文化,遂把他晚年全部财产共二十几万块钱,加上丁龙的一万,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指定要设立一讲座,专来研究中国文化。这讲座便定名为“丁龙讲座”。这讲座一直到今日未中断。(《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0卷 新亚遗铎》第347-348页)



《新亚遗铎》封面

相比董显光版,钱穆这里编造了“丁龙是我们山东人”、将军家里失火“丁龙”回来帮助、“丁龙”三代均不识字、弥留之际还钱给将军等情节,删掉了第二天做早餐的细节。钱穆编造山东人的说法,目的应该是拉近Dean Lung与孔夫子的地理距离,以便宣扬儒学的教化作用。董显光版、钱穆版中,除对捐款动机的解读——建立汉学系是为了增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外,其他情节均缺乏文献依据,大体可以说是向壁虚构。

1971年春,台湾“国防部”集中海陆空三军军官设立“莒光班”,轮番受训,由钱穆讲授“中国文化精神”一课。他把在新亚书院讲过“丁龙”故事复述一遍,强调“丁龙”受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为人之道”。(《钱宾四先生全集 第38卷 中国文化精神》第31-32页)钱穆希望“国军”军官从“丁龙”的为人之道中学习,不幸的是,他演绎的丁龙故事几乎都查无实据。

“富路特版”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富路特版”,总的来说言出有据。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年出生于中国,1925年入哥大研习中国史,1934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起担任Dean Lung 讲座教授多年。1931年,他发表《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文,介绍了Dean Lung讲座的简单来历:卡朋蒂埃在1849年西部“淘金热”时前往加州,他在西海岸工作时收留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在多年里一直对他忠心耿耿,卡朋蒂埃将军——深受这个来自中国广东的卑微移民及培养出其高尚人格的中国文明所打动——遂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并以仆人的名字Dean Lung命名。(《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31年4月号)


富路特(蒋彝 绘)

1966年,物理学家李书华发表《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大会前后五次的回忆》一文,回忆1947年他访问哥大、由富路特带领参观东亚图书馆的过程。他讲述的“丁龙”故事,可以判断是来自富路特:

当时富路特教授的讲座,名为丁龙中文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 of Chinese)。这个讲座乃是一九○二年美国人卡本德将军(General Horace W. Carpentier)所捐款设置的。卡氏原是纽约一个补鞋匠的儿子,于一八四八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嗣到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不久便成为大量地产的所有者。当时美国大批雇佣华工,建筑西部铁路。丁龙(Dean Lung山东人)为华工之一。卡本德雇用若干华工作仆人,丁龙便作了卡氏身边的仆人。一八八八年丁龙随卡氏回纽约。丁龙对主人极忠实,卡氏欲有所报答,乃于一九○二年丁龙尚在时,采用丁龙沟通中国文化的建议,立即以美金十万元捐赠哥伦比亚大学作基金,设置中文讲座,借以纪念丁龙。嗣卡氏又以一九○五年续捐赠哥大讲座基金美金十万元。丁龙逝世比卡氏为早。丁龙亦将其多年辛苦积蓄的一万二千美元,捐赠于哥大。卡氏于一九一八年逝世,享寿九十余岁。(《传记文学》第九卷第四期,1966年10月)

富路特认为Dean Lung先于卡朋蒂埃去世,这个陈述很有价值。米亚·安得尔认为,卡朋蒂埃遗嘱没有给Dean Lung任何遗赠,却有遗赠给华人厨师Mah Jim,正常的解释只能是Dean Lung去世在先。李书华的小失误是迷信钱穆,误将Dean Lung当作山东人。

1953年,华裔画家蒋彝到哥大任教,从富路特那里了解到这个故事,还看过卡朋蒂埃给哥大校长的少量书信,1964年写入《三藩市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san Francisco)英文版中,内容比李书华所述更加丰富,但这个版本在华文世界似乎影响不大。

“唐德刚版”

1981年,唐德刚出版《胡适口述自传》,也讲述了一个“丁龙”故事。唐德刚曾在哥大任教,该书多年以来长销不衰,因而“唐德刚版”具有广泛影响。他写道:

美国为汉学而设立的第一个讲座,便是哥大的“丁龙”讲座。这一纪念讲座之设立,背后却有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丁龙原为一华工,姓丁抑姓龙,已不可考。他受雇为美国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1825-1918)将军为仆人有年。可能因为勤劳诚实,深得主人信任,因而当其退休之时,卡将军赠以钜资──据说是美金两万元──为退休费。丁龙在谦辞不获之后,竟以全款转赠哥大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卡将军为丁龙的义举感动不已,乃加捐钜款,凑成十万元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以纪念这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工人。古人说:“善要人知,便非真善。”丁龙究竟姓啥名谁,我们都不知道,而能有此义行,实在可以说是“真善”了;而卡将军不惜钜款以成人之美,也是难能可贵。(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

与董显光、钱穆的版本相比,“唐德刚版”比较简略,“退休费”的说法不准确,1901年Dean Lung只有44岁,捐款金额也写少了。

卡朋蒂埃“将军”醉酒打人是“丁龙”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目前应该也是流传最广的,却是从1975年才开始出现。据刘伯骥《美国华侨史》一书引用,国人最早写“将军”醉酒打人的,应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王鸿益,王鸿益的文章《为中国文化增光的丁龙》发表于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八卷第二期,时间在1975年2月。我检索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英文报纸,未见有“将军”醉酒打人情节的报道。


《美国华侨史》引述的醉酒打人情节

2000年,哥大人类学系教师王海龙出版《哥大与现代中国》,收录长文《托起中国梦——晚清的中国管家丁龙和哥大汉学的一段传奇》,该文随后又多次改写,发表于不同刊物并被转载于互联网。近20年“丁龙”故事在简体中文世界广为人知,王海龙的传播功不可没。王海龙查阅了哥大档案,弄清了卡朋蒂埃履历,大体还原了捐赠过程,但对“丁龙”事迹的叙述过于文学化,部分继承了董显光版、钱穆版的虚构成分,减损了学术价值。



《哥大与现代中国》封面

自2003年起,哥大东亚系教授Paul Anderer的日裔夫人米亚·安得尔(Mia Anderer)深入各有关机构,系统地搜检档案,采访相关当事人后代,取得丰硕成果,为继续研究“丁龙”提供了虽然零碎但十分可靠的信息。

“丁龙”故事的流传不过61年,却已历经多个版本,愈出愈奇,包含过度想象与发挥,多试图达到某种非学术的传播目标。1923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论断,也是重要的历史学方法论,笔者觉得对近代史同样适用。“丁龙”故事就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制造者、再创作者、传播者各取所需,服务于政治、文化上的需要。不少传播者并不在乎真实的Dean Lung如何,在乎的是“丁龙”故事的利用价值。

(本文原题为《“丁龙”故事的制造、再创作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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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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