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

　　屠呦呦：抗疟新药青蒿素发明人

10月5日电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 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O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屠呦呦系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

　　报道称，此次奖项是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将委员会主管乌尔班·兰达勒颁发的。以上三人因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新疗法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报道指出，随后，物理学奖最早将于当地时间10月6日上午11:45公布，化学奖最早将于于当地时间10月7日上午11:45公布，和平奖最早将于当地时间 10月9日上午11:00公布，经济学奖最早将于当地时间10月12日下午13:00公布，文学奖的具体公布时间待定。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屠呦呦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她领导科研组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的青蒿素。经全国协作，验证病例达二千多，确证为“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有特效。其后，她继续深入研究，又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方双氢青蒿素”，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抗疟新药，而且为寻找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此外，另外两名同时获得此次诺贝尔医学奖的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聪大村因发现了蛔虫寄生引发感染的新疗法也同时获奖。

http://weibo.com/p/1001603896693438447800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有道理

. 中医是不是科学？
我目前认为，它不是科学，而是高于科学的学科。因为科学是不断证伪的过程，科学是发现的过程。而学科，你发现不发现，它都在那儿，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自我认知的局限而放弃一门已经存在的学科。我怕万一有一天中医真的在我们这一辈人手里废弃了，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更多的发现，能够证明气场、穴位、经络的存在的时候，后人咒骂我们。我们对真理要存有敬畏之心，我们不懂不知，不能就否定它的存在。

2. 几千年前的医书还适合今天的人类吗？
从我目前的认知看，应该是适合的。我们都知道，恐龙虽然灭绝了，但这一种群存在于地球的时间，远远长于我们已知人类存在的时间。而物种的进化，从有生命起，从未停止过，但与科技比，是非常缓慢的。今天，我们也许用上智能手机了，今天我们也许飞机飞行了，今天，我们也许互联网了，但不代表今天我们的肌体就和我们的科技一样飞速地迭代了。从直立行走到今天，我们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从荒原生存到现在城市生存的变化，近视眼未来将不被归于病症，但其他的，我们有哪些更多地变异呢？

而且生活的快节奏，不代表我们比过去的人更智慧。恰恰相反，即使在西方，直到今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依旧是原典。与上万年的智慧结晶相比，我们今天的一点进步，绝对不足以自傲到否定一切。“我有一点微小的成就，比别人看得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今天你用着百度谷歌，用手机查着经典，著述立传要查很多专著，你如何敢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已经过时了？

3. 中医到底是医生不行，还是药不行？
我的感受，都不是，是教育体系不行。中医的师承方法，与工业社会大规模复制，有明显的冲突。那种历经多年，口授心传的带徒弟方法不能满足暴增的人口需要，药亦是。传承出了问题，一切就会走样。中医教学做了几轮改革，都解决不了传承的问题。传承的人少了，这条脉络就会衰落。即使像刘力红老师这样的大家，他一人得道，并不能使整个行业都光辉。因他受益的人还是小众，而他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传承问题不解决，中医的衰落无可避免。

4. 最后我对中医的出路，感慨良多。
我和刘老师短暂的聊天中，唯一不赞同他的是：中医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
我承认这是修炼成大医的必经之路。不仅是医生，各行各业，最终顶尖的高手，一定是因守得贫寒，品格高贵。但这种苦，一定是自讨苦吃，而非外界强压。

我一直不赞同中国求学的名言：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海无涯怎么是苦作舟呢？苦是不明就里人看到的表象，而实情应该是乐作舟。

我已成为中国一线编剧，收入不菲。但我直到今天，经常穿着十几年的旧衣服，与剧组住在廉价的小旅社里，下农村，走基层，一顿饱一顿饥，一部书写完必定吐血。可你问我苦不苦？我根本乐在其中。你给不给钱，我都会去做。因为我喜欢。

现在很多学中医的孩子，都非本心，因各种机缘与妥协才进院校。出来以后活得几乎没有尊严，达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于是很多有潜力有才华的孩子半道都流失了。

而另一个相对的行业——金融，你看金融大佬们个个光鲜，天天被广为宣传，语录加身，成为孩子们膜拜的榜样，几乎优秀的人才都进入那个领域。

这就是师父的力量。

师父本身不介意贫寒，巴菲特过得也比普罗大众还节俭。但他拥有世间表象的一切，才有传承力和号召力。

像刘老师这样的大家，一人成就，却没有全社会榜样的力量，没有效尤的动力，那他就不算是成功的典范。

如果有一天，中医的老师，也能够一言九鼎，一呼百应，全社会追随，青年人模仿，整个行业兴盛，那这样的导师，才是真正的引领者。

令我高兴的是，在中国一片质疑声中，中医悄然走进国际视野。美国许多保险公司支付针灸费用，澳洲中医注册与其他健康行业等同。韩国、日本的汉方药又被旅行的中国人带回中国。而中医汤剂丁香柿蒂汤也被美国神外医院用作治疗术后呃逆之药。

中草药里可能会有有用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能获得其有效成分，并得到世界公认。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它没有用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辩证医治等等中医理论，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废医验药”，就是废弃中医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用科学方法验证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废医验药”的一个例子


这段话听着有那么点道理，不过觉得那么不舒服。中医很难标准化，按照方的理论，西方的那一套才称得上科学。

哪儿热闹哪儿就有什么都懂的方博士

来源：凤凰网---》热追踪
作者：孔德继
2015-10-06 第393期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宣布，来自中医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屠呦呦与另外两名外国科学家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伴随国人之兴奋的，也有一些争议。就相关热点问题，凤凰网专访了对本领域问题有持续关注的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博士，以下为访谈实录。


被访人：方舟子

采访人：孔德继

凤凰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奖标准如何？有什么样的倾向？

方舟子：这个奖是奖励生物医学方面的重大发现，生理学侧重于基础研究，医学侧重于临床应用。大部分是奖给基础理论研究，少部分奖给临床应用。今年奖给两种药物——阿维霉素和青蒿素——的发现者，就属于奖励临床应用。

凤凰网：您如何评价屠呦呦的科学贡献？

方舟子：疟疾是危及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发现能够治疗疟疾的一线用药是一项重大成果。因此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药物研发史上最大的成就，在世界药物研发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屠呦呦在这个发现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之一。她的贡献主要是发现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能达到100%；其次，是她领导的研究小组最先分离、纯化出青蒿素。

凤凰网：屠教授科学贡献与传统的中医药知识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医药资源？

方舟子：青蒿素是在对数千种中草药进行筛查的基础上发现的，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和中医药有一点点关系，而实际上它的发现和中医药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医历来用的那种青蒿（香蒿）其实是不含青蒿素的，青蒿素是从和青蒿同属的另一种植物黄花蒿提取出来的。即便中医有时会把黄花蒿当成青蒿来用，但是由于汤药都是经过煎煮的，而青蒿素遇高温就会失效，所以即便中医也用青蒿来治疟疾，是不会有效果的。中医典籍记载了很多种治疗疟疾的药方和巫术，青蒿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种，而那些药方和巫术都已被证明是无效的。中医历来就治不好疟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康熙皇帝曾经得了疟疾，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最后还是由传教士用进口的金鸡纳治好的。所以，把青蒿素的发现归功于中医药的经验，是不符合事实的。

屠呦呦本人把她想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归功于阅读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灵感。事实上，我国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对生药的提取有了“水-酒-醚”一整套标准程序，用乙醚提取是常规方法。在屠呦呦之前，其同事已经发现黄花蒿的水煎剂不能抗疟原虫，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不高，那么接下来尝试乙醚提取物就是顺理成章的，和《肘后备急方》没有什么关系。

中草药里可能会有有用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能获得其有效成分，并得到世界公认。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它没有用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辩证医治等等中医理论，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废医验药”，就是废弃中医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用科学方法验证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废医验药”的一个例子。

凤凰网：有同行指责屠呦呦在科研成果发表时署名不够周全，您怎么看？

方舟子：屠呦呦的成果发表过程中确存在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忽略别人贡献的缺点。例如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甚至会去篡改引用文献的署名。她因此备受其同事、同行诟病，也是她三次选院士都没能选上的因素之一。成果的署名起码应该做到尊重事实，不夸大自己的成就，不忽略同事的贡献。

凤凰网：屠呦呦获诺奖给我们哪些启示，或者我们应有哪些正确认识？

青蒿素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举全国之力用人海战术做出来的，这种研究过程是不可复制的。诺贝尔奖表彰的是过去的成果，不是指导科研方向。千万别因为屠呦呦的获奖就又要像四十多年前那样搞全国会战想再从草药里挖掘重大成果。草药当然还有有效的东西，但搞了四十年没能再搞出获得公认的什么素说明这是落后、低效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际上国际各大药厂现在基本不研究草药了。

（声明：被访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http://news.ifeng.com/a/20151006/44788247_0.shtml

引用

引用第7楼卡拉于10-05-2015 20:19发表的  :
不好意思，这篇俄在板凳发过了。

好！卡总既已发过，我就删除重复的。

来源：新浪网-----译言堂
作者：韩子轩
2015年10月06日

导读

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摘取诺贝尔奖，实际上，青蒿素的发现并非单纯只是科学家和实验室的故事，更有上世纪复杂的政治背景，2012年，纽约时报曾撰文披露青蒿素发现内幕、并称毛泽东对此也有贡献。 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1月16日报道，标题“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全文如下：

毛泽东要求研发抗疟疾药物

　　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摘取诺贝尔奖，实际上，青蒿素的发现并非单纯只是科学家和实验室的故事，更有上世纪复杂的政治背景，2012年，纽约时报曾撰文披露青蒿素发现内幕、并称毛泽东对此也有贡献。

　　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1月16日报道，标题“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全文如下：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疟疾是热带地区的灾难。在对抗疟疾的过程中，中国药物青蒿素已经被誉为自数世纪前发现奎宁以来取得的最大进展之一。

　　人们正在谈论，说青蒿素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药物。为了非洲，美国纳税人每年要花数百万美元来购买它。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药物是在一个历史悖论中被发现的，并且要感谢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帮助北越人，而北越人则在进行抵抗美国人的丛林战争。由于当时中国的孤立，以及西方捐款人、卫生机构和医药公司的漠不关心，它被埋没了30年。

　　现在，这个故事正在展现出来。但是，正如科学中过于频繁发生的情况那样，出现了多个故事版本，多个贡献者正在为荣誉而战。(2011年)9月份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当时，拉斯克奖(有时候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只是曾一度投入这种药物研发的数百名中国科学家之一。

　　毛泽东发挥的作用则非常简单。

　　20世纪60年代，他收到来自北越的请求。由于所有已知药物都无法治愈当地的疟疾，北越的士兵正在死去。他命令他的顶尖科学家提供帮助。

　　但是，这并不容易。文化大革命当时正在失去控制，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正在遭受公开羞辱，被迫在集体农场上劳动，或者被迫自杀。然而，由于命令来自毛泽东本人，他让军队负责，于是这一项目受到了保护。在接下来的14年里，来自60个军方和民事机构的科学家聚集起来，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在越南也正在罹患疟疾，沃尔特-里德军事研究所开始相关药物的研制。这一努力最终研制出了甲氟喹。后来，甲氟喹以“拉瑞娅姆”这个商标名称被卖了出去。

　　甲氟喹虽然药效很强，但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其中包括恶梦和偏执。2003年，由于拒绝服用这种药物，数十名美国海军士兵得了疟疾。他们之所以拒绝服用该药物，是因为有谣言说，有几个特种部队士兵因为服用该药发疯了。2002年，他们从阿富汗回到国内，杀死了他们的妻子。

“523”项目研发青蒿素


青蒿

在1967年5月23日召开会议后，中国的努力正式开始。由于是5月23日召开的会议，于是相关项目就以“523项目”为代号。

　　研究者探索了两条途径。一个团队筛选40000种已知化学物。第二个团队搜索传统医学文献，派特使下到农村，向中药医生打探他们治发烧秘方。

　　早在公元前168年的中国坟墓雕刻上，一种名为青蒿的中草药就被提及。在接下来的10几个世纪里，它受到了一些药典的赞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季节性发烧之书》。农村中医将青蒿界定为西方所谓的一年生蒿类，或者界定为甜苦艾。它是一种叶子尖尖的草，开黄花。

　　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的一些官员曾经用青蒿茶来对抗疟疾的爆发。但是，对它进行科学调查却是一种新情况。它还有来自传统医药的至少9个对手。这些药物有一定的抗疟疾作用，其中包括一种辣椒。

　　在实验室里，青蒿提取物杀死了老鼠体内的疟疾寄生虫。研究者试图发现究竟是哪种化学成分起了作用，哪些植物中拥有的这种化学成分最多，它是否可以跨越血-脑障碍来治疗脑疟疾，它是否在口腔、静脉、栓剂形式中起作用等。

　　过时的设备拖慢了研究进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获知，那种致命的化学物质(最初被称为“青蒿素”，现在被称为“阿尔特密斯”)拥有一种此前在自然界中从未被发现的结构。用化学术语来说，它是一种倍半萜内酯，伴有一种过氰化物桥。在2000个病人中进行的试验显示，它以迅捷的速度杀死了寄生虫。

　　然而，身体排泄它的速度太快了，任何它错过的寄生虫都会卷土重来。于是，科学家开始把它和一些药性慢但更持久的药物混合，创造了现在所谓的阿尔特密斯综合疗法(这是一种新的综合疗法，其中包括甲氟喹。)。

　　2006年，“523项目”前副主管张建芳(音)撰文回顾了项目的历史。文中披露了一些扣人心弦的细节：项目研究人员曾经发生了小规模的派系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街斗迫使一个实验室转入了一间地下室；项目的医生在中国南部的热带山区的偏远乡村进行临床试验，以糙米和蔬菜为生，其他医生则和越共在“胡志明小道”上跋涉。

　　毛泽东1976年去世。1981年，“523项目”被正式解散。不过，临床工作仍在继续。

药效显著 推广受阻

　　基斯•阿诺德曾经帮助军方研制甲氟喹，后来在香港大学研究疟疾。1979年，他设法进入中国，希望在那里试验他的药物。他遇到了李国桥(音)博士，后者正在试验阿尔特密斯综合变种。阿诺德博士说，他们决定进行对抗性的试验，结果中国的神秘药物击败了他的药物。

　　没有多久，为了回应一些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开始索要中国医学刊物上的文章(最早的一篇于1977年发表)。当时有报道称，一位南斯拉夫的化学家正在用艾草做实验。

　　1982年，《柳叶刀》刊发了中国研究者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获得一个奖项，但奖金支票用的是英国英镑，无法在中国兑现。

　　阿诺德博士说，此后不久，沃尔特-里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了波多马克河岸上的艾草，并提取了阿尔特密斯。然而，这种药物被埋没了。直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对它表示支持。直到2006年，这种药物才得以推广。

　　这种药物推广滞后的原因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当时正处在政治动荡，虽然内外实验室在就衍生品开展工作。但于由于当时中国并无专利法，也没有采用过西方专利。因此，大型制药公司无法获取专利，赚取巨额利润。疟疾当时是一种穷人的疾病，今天的大规模捐助基金也不存在。

　　援助机构无法购买世界卫生组织不批准的药物。阿诺德博士说，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试图为他的中国合作者获得许可，让他们在泰国和越南进行临床试验，但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作为一个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有大胆的举措，但20世纪90年代是其士气尤其低下、持续内斗的10年。)。

　　由于每年有近100万非洲儿童死亡，阿诺德博士谴责世界卫生组织的犹豫不决为“种族灭绝”。

　　美国军方坚持用甲氟喹，不管其花费。直到2002年，就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采用阿尔特密斯时，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顾问仍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它“还没有为黄金时段做好准备”。甚至就在氯喹和其它便宜的老药遭到普遍抵制时，他仍然在为它们辩护。

成就归属引发争议


此前人们使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

瑞典公司“诺瓦尔提斯”最终打破了僵局。它购买了一项关于阿尔特密斯综合混合物、阿尔特密斯衍生物、本芴醇、另外一种中国药物的中国专利，(这里不明白，要查原文)并获得了西方的专利，计划以“雷阿米特”的名称及高昂的价格把它卖给旅游者和军人。2001年，它同意以近乎成本的价格，以“考特姆”的药名卖给世界卫生组织。

　　2002年，抗艾滋、结核、疟疾全球基金创立。2005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也实施了“总统疟疾倡议”。在上述背景下，大规模购买这种药物的资金变得容易获取。现在，有关机构每年为穷国购买的几种综合药物的剂量达15亿剂。

　　也因此，“523项目”在世的科学家以及一些局外人开始展开对奖励的竞争。1996年，一个香港科研基金会确定了10位团队领导者。2009年，周义清(音)因为“考特姆”获得了欧洲专利办公室颁发的“年度发明者”奖。

　　9月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的25万美元奖金颁给了北京中国药学研究所的屠呦呦。拉斯克委员会称其为“阿尔特密斯的发现者”。

　　一些中国和西方的药剂学家愤怒了。

　　尼古拉斯·J。怀特是牛津大学的一位杰出的疟疾研究者。他说，“把这一发现归功于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他说，其他一些人同样值得获奖，其中包括临床试验的领导者李国桥博士和化学家李英(音)。

　　阿诺德博士同意上述观点。拉斯克授奖词提到了他和李国桥博士的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疟疾研究者、历史学家理查德·K。海恩斯称，奖励一名发现者是“一出滑稽戏”。

　　拉斯克基金会对此不予置评。不过，它指出，屠呦呦博士的授奖词提到，“523项目”是集体的努力。

　　在颁奖礼举行前的一次采访中，81岁的屠呦呦博士说，她值得获奖，因为她的团队第一个分离出了青蒿的活性成分，而其它团队则针对错误的植物开展工作。

　　此外，也正是她重读了葛洪(四世纪的一位中医)手稿。手稿指示，要把青蒿放在冷水里泡，方能治疗发烧。她意识到，传统的提取方式煎药正在摧毁那种活性成分。她转向了乙醚，而青蒿成为了第一种可以完全杀死老鼠体内疟疾的植物提取物。

　　屠呦呦博士说，在人体试验开始之前，她和两位同事服用了它，以确保它是无毒的。

　　她说，1977年第一篇论文共有四名作者，她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西方甚至没听说有这种药。1978年，她被挑选出来，接受了中国政府颁给“523项目”的集体奖。

　　然而，这一领域的甄别无论有多么艰难，诺贝尔委员会都将被迫进行甄别。诺贝尔奖的规则规定，获奖者不能超过三人。此外，奖项也不能颁给过世的人。这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可能获奖。（新浪国际 韩子轩）

http://news.sina.com.cn/w/zg/gjzt/2015-10-06/10291436.html

来源：BBC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是周二（6日）英国各大报纸关注的一条中国消息。

《卫报》用的标题为“从默默无闻到诺贝尔奖：谦虚的科学家”。

文章说，1969年，当时年届39岁的屠呦呦被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赋予一项重要的使命，找到治疗疟疾的药方。

这一研究项目非常秘密，当时被称作“523”项目，是奉毛主席的亲自指令而设立的。

当时，中国正在经历10年的文革，学校和大学都被迫关门，没有人做学问。

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屠呦呦表示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找到治疗疟疾的方法。

受到中国东晋时代的医药学家葛洪的启发，屠呦呦和她的研究人员一道从一种叫青蒿的植物中提取治疗疟疾的药物。

从最初试验的效果有好有坏，到不断提炼，终于从该植物中提取出一种叫青蒿素的物质，对治疗疟疾有效。

而正是青蒿素的发明，挽救了亚洲和非洲数百万受疟疾折磨的患者。

文章说，直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这位84岁的老人一直是默默无闻的。

当屠呦呦获奖的消息在中国传开后，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终于得到了承认”。

《每日电讯报》的文章则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终于使几十年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像中国人一样工作


亨特说，英国人必须要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地工作。 英国的《卫报》和《独立报》都引述了英国卫生大臣亨特所讲的一句话，督促英国人要像中国人那样的努力工作。

亨特在英国保守党在曼彻斯特年会的边缘会议上表示，英国人必须要像中国人和美国人那样努力的工作，以填补明年政府即将推出的减少税收减免（tax credit）政策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经济损失。

《卫报》的报道引述亨特的话说，我们必须要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想要成为像亚洲和美国那样愿意努力工作，以工作为成功的核心价值的一种文化？

他说，如果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不超过16500英镑，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看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如果是主要靠政府的救济来的，那么说明你已经陷进去了。但如果这钱是你自己挣来的，虽然工资低，但至少你已经朝着独立迈出了第一步。他说，工作是通往独立、尊严和自尊的通道。

他说，那些靠福利和救济生活的人缺乏自尊和尊严。亨特还表示，自己的妻子是中国人。 他说：“我们希望英国在20、30、40年后将成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但亨特的这番言论遭到了英国工会代表的猛烈抨击。他们说，亨特的言论是对英国上百万低收入家庭可耻的羞辱，因为英国已经是欧洲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而且亨特本人是内阁中最富有的人。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press_review/2015/10/151006_press_review?

来源：新华国际
作者：林小春 杨骏


图左为米勒 图右为苏新专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从不公布谁是推荐人，但新华社记者５日在采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科学家的过程中，意外得知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推荐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而且这位知名疟疾研究专家从２０１０年就开始年年向评委会推荐屠呦呦。

米勒同一实验室同事、屠呦呦诺奖另一名推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讲诉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推荐屠呦呦】

“２００７年，我们到上海去开一个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会上米勒就问在场的人，谁知道青蒿素到底是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苏新专 对新华社记者说，“米勒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们在吃中午饭时聊天，就说这个事件确实很重要，应该去提个什么奖。我当时就跟他说，可以考虑提一下诺 贝尔奖。他说，可以。”

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米勒每年都从诺贝尔奖评委会收到推荐表格。但推谁呢？作为懂中文的华人科学家，苏新专的任务就是帮他找到可以推荐的人选。苏 新专对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的疟疾临床研究工作比较熟悉，从屠呦呦那里获得当年“５２３”计划的一些资料，又到北京见了一些“５２３”计划参与者，最 终决定就推屠呦呦。

“２０１０年，我们推荐了诺贝尔奖后，又推荐了拉斯克奖，诺贝尔奖没有消息，但拉斯克奖很快就有回应，表示很感兴趣，马上有人过来（了解情况），他们 有个临床奖，我们推荐了她和李国桥，”苏新专说。拉斯克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的说法，２０１１年屠呦呦获奖后，曾引起国内轰动。

屠呦呦在2011年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展示奖杯和证书。

同时让屠呦呦广为人知的是，是米勒和苏新专为配合拉斯克奖写的一篇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这篇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

“这篇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西方人以前）都不怎么关注这个事件，这个文章是跟拉斯克奖配合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学界里很重要的奖项，《细胞》杂志的影响力非常大，连在一起就引起了关注，”他说。

现在，在维基百科有关屠呦呦的介绍里，第一个引用的就是米勒和苏新专的介绍性文章。

米勒是苏新专实验室以前的老板，现在已经退了下来，但仍在做研究。苏新专说，米勒人在欧洲，几个月前评委会还让米勒写过屠呦呦的专家报告，这个报告是他帮助组织、撰写的。

记者给米勒发去采访电子邮件，但没有回应。但苏新专说，米勒对推荐屠呦呦“非常热心”，年年推，主要是他在推。

【推荐屠呦呦的五大原因】

屠呦呦获奖，在国内存在一定争议。苏新专说，他也是２０１１年去北京后，才听说屠呦呦跟一些人闹了很大意见，屠呦呦也对他证实了确有矛盾存在。“所以任何人跟她要（证明发明人的）资料，她也不给。她为什么给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没有利益关系”。

在《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文章中，米勒和苏新专写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

苏新专对新华社记者解释，他们认为屠呦呦名至实归，有５大原因：

第一，“５２３计划”始于１９６７年，当时屠呦呦并没有参与进来，但从１９７１年在广东开会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研究一直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屠呦呦后 来加入进来，并于１９７２年南京召开的会议上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效杀疟原虫。“东晋人葛洪的著作早就提到青蒿的抗疟作用，但带到项目里面来，是她（屠呦 呦），是她把青蒿带到项目里面来”。

第二，在１９７２年的会议上，屠呦呦也报告，当时青蒿提取物效果不稳定，而葛洪著作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要用冷水 泡，她就想到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便由用沸点７８摄氏度的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３５摄氏度的乙醚提取。所以，提取温度也是 她第一个解决。

第三，１９７２年８月，屠呦呦带领一个团队到海南做临床试验，包括她和几个同事首先在自己身上试药，证明了没有太大毒性。她们总共做了３０例，基本都有效。所以她是第一个做临床试验的人。

第四，国内有个争论，就是中药所的提取成分没有其他机构好，确实是这样，但其他机构的提取方法是根据屠呦呦提供的材料改进的。无可否认，屠呦呦参与了研究青蒿素的化学结构。

第五，她是青蒿素衍生物双氢青蒿素的发明人。青蒿素是脂溶性药物，水溶性不好。水溶性不好，药性就不好。而提高水溶性，服用后就比较容易吸收。双氢青蒿素吸收性能就比较好。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屠呦呦在研制抗疟新药“青蒿素”

苏新专说：“这些证据我都有严实的523的材料作证，都是原始资料。”

还有其他一些佐证，比如，得奖时，屠呦呦的单位排名总在最前面，卫生部把青蒿素发明的证书给她们所。１９８１年，世界卫生组织到北京开一个会，在会上 用英语作相关报告的是屠哟哟，“这个也可以说明她的贡献与她当时的地位，为什么不选个别人呢？（记者问：英语好？）英语比她好的人有的是。”

【“如果选一个人做代表，那就是她”】

但苏新专也强调，不能否认其他人的贡献，这个项目“不是只有她做出了贡献，确实是一个团队的贡献”。参与的人有５００多人，有三四十单位，跨度１０几年，“所以绝对不是她一个人的贡献”。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名一个集体的贡献。没有选择。提名一个集体项目，那当然是最完美的。但诺贝尔科学奖只给个人。我们也考虑过有没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确实想不出有那么突出的，虽然其他一些人都有一些贡献，比如罗泽渊、李国桥、周维善，”他说。

在采访的最后，苏新专说：“不容否认，这个项目有很多人的贡献。如果有可能推荐集体奖，那（我们）肯定是这样做。如果选一个人做代表，那就是她。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我们要尊重事实。”（记者林小春，编辑杨骏，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原标题：揭秘屠呦呦诺奖的美国推荐者）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2011年9月23日，美国拉斯克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将2011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颁发给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她在研发抗击疟疾药物上的贡献。

屠呦呦最重要的研发成就，是青蒿素。

青蒿素背后有欢喜。作为第一个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中国人，屠呦呦成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中国科学界在国际荣誉上得到进一步肯定。

青蒿素背后也有遗憾和伤悲。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青蒿素是得益于中医药古方的启示而发现的新一代抗疟药物，被国际上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但是，它却没有为中国制药行业带来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的话语权旁落，基本上命不由己。

在占总额80%以上的公立市场上，跨国医药集团诺华公司占50%左右，赛诺菲公司占20%左右，印度企业占20%，中国企业占不到10%。此外，青蒿素挽救了数以百万计非洲人民的生命，但长期在非洲的业界人士认为，为了达到更好效果，中国抗疟援非策略还需改变。

如果将视野放宽一点，可以发现，自2010年以来，一波外资对中国制药业的并购、合资潮流方兴未艾，辉瑞、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诺华、赛诺菲、奈科明等跨国制药巨头举动频仍。目前，跨国制药企业在为掌控中国一线市场做着种种努力，已经占据中国国内接近30%的市场，在一线城市的二三级医院占比接近70%。如今,摸透了我国本轮医改政策的外资巨头们，开始向地方基层市场进发。可以说，中国制药行业的内外资大规模博弈才刚刚开始。

谁的青蒿素？围绕青蒿素，还有一些纷扰不已的功劳之争。但诚如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所言，青蒿素科学史最有价值的告诫，就是“扎实做事”，这恰恰是当前科学界最需要倡导的风气。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以及参与“5-23项目”的科学工作者都不是天才，但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简单放弃，最后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青蒿素本身价值连城，而青蒿素从发现到应用的每一个阶段，值得解析的信息之充分、之激烈，对中国科学界、医药管理、产业界、对外援助战略的启示意义之强大、之悠远，有着极高的样本价值。

这是一个宝库，远未被充分发掘。这是一个寓言，远未被充分解读。一个多月来，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内外、产官学各方，这一专题将为您提供青蒿素幕后故事的解读。

青蒿素：墙内开花墙外摘果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明确警告，“你们研究的东西有被别人抢走的危险”。“目的是敦促我方不要在《协议书》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实际上也是挑明了：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密可以保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报道

2011年9月2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获得具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由此，青蒿素为更多国人所知。

2006年11月4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3年内中国向非洲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这给了中国制药业很大鼓舞。

青蒿素是得益于中医药古方的启示而发现的新一代抗疟药物，被国际上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然而，它却没有为中国制药行业带来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的话语权也旁落，基本上命不由己。

至少有两个短板醒目并导致了今天的市场尴尬：专利保护意识不强、不力；中国制药行业整体上生产管理水平还无法与国际接轨。

屠呦呦就不无遗憾地说：“那时，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

丧失申请专利权的背景

1977年在《科学通报》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8年5月，又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义，发表了青蒿素结晶立体绝对构型的论文；1979年，第二篇青蒿素化学结构的论文，以北京中药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署名发表于《化学学报》。

1979年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以青蒿素研究协作组名义发表了青蒿素抗疟作用的论文，公开了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数据。此后，一篇篇由“5-23项目”科研人员个人署名的青蒿素论文陆续开始发表。

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5-23项目”对抗疟药研究积累了大量科学数据和资料。随着“文革”结束，全国各种科技活动、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学术期刊陆续恢复出版发行。

1982年，中山大学教授江静波等人在国外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学术论文，该篇文章的内容其实已于1979年在国内发表。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原瑞士罗氏远东研究基金会医学主任、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医学研究院疟疾研究部教授Keith Arnold还回忆说：这篇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奖励，中山大学教授江静波最后收到了英镑支票却无法兑现。

在国际上，一般而言，如果在发明成果公开发表之前没有申请专利保护，此后将因为“不具备创造性”而不能再行申请专利。由我国科学家发现的抗疟药物青蒿素也因此失去国际专利权保护。

“为什么要把青蒿素的成果技术过早地公开发表而不申请专利呢？”由“5-23项目”部分负责人和老科学家在2006年共同出版的专著《迟到的报告》，回应了这一问题：

“我国当时尚没有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在那个年代里，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为国争光是科技人员的唯一选择。”

与南斯拉夫“赛跑”

《迟到的报告》还提及了一个历史细节：1976年，对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以后，项目组科学家误以为南斯拉夫一位植物化学家正在分离的蒿属植物类似物与青蒿素相同。为了赶在国外发表的前面，表明青蒿素为中国人的发明，由中医研究院请示，经卫生部批准，开始公开发表论文。

在中国科学家发表文章之后，南斯拉夫科学家也一再声称他们已经分离得到了青蒿素，只是因为没有确切地定下结构才未正式发表。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南斯拉夫科学家从黄花蒿中分离出的是青蒿乙素。

中国科学院上海医药研究所研究员吴毓林也曾参与当年的“5-23项目”，吴毓林告诉《望东方周刊》：“前南斯拉夫科学家分离化合物的分子式虽然与青蒿素相同，但另一些数据和化学反应情况则与青蒿素有所出入。”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纯天然产物的分离与结构分析，即便发现了青蒿素也不可能知道它是新一代的抗疟活性化合物。

一部分接受本刊采访的亲历者坚持认为“公开发表青蒿素结构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因为当时在国内人们基本对知识产权尚无意识，国家也没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而且进一步研发将涉及更多人员，更广地区，继续保密的难度更大、可能性更小。假如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一旦其他国家抢先申请专利的话，连中国的青蒿资源也将“成为一堆废草”。

所有这些学术论文，以及相关信息都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外机构的注意，它们开始跟踪搜集我国青蒿素信息。

国际力量关注中国

1980年12月5日，WHO致函我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称，鉴于多种抗药性恶性疟原虫株蔓延带来的世界性严重威胁，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迫切希望近期在中国召开一次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讨评价会议，探讨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这类新药的可能性。

卫生部同意后，我国与WHO 长达六年的青蒿素领域合作从此开始。

1981年10月6〜10日在北京召开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讨论会，是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也是该工作组第一次在日内瓦总部以外召开的会议。

会议准备期间，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国内从事青蒿素类药物研究的单位，不遗余力地集中力量，对青蒿素研究中的药理、毒理和药物代谢等薄弱环节进行了补充实验数据。

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主要管理部门和研究单位的官员、包括屠呦呦在内的部分中方专家。出席会议的外国官员和专家来自包括印度中央药物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华立特里德陆军研究院、英国伦敦热带病医学和卫生学院等机构。

学术会议报告的7篇论文，均由中方人员所出，内容涵盖了青蒿素的分离和结构测定、化学和合成研究、抗疟效价和作用机制、药物代谢与药代动力学研究、急性亚急性及特殊毒性实验报告和临床试用研究报告等主要方面的内容。每篇报告宣读后都进行问答和充分讨论，最后又分为化学、药理毒性和临床3个组进行更深入交流和讨论。

1982年2月前两周时间，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派秘书和科学顾问访华，参观北京、上海、桂林、广州有关科研单位和药厂。最后，我国与WHO达成相关内容的初步合作协议：中方为了提供药物给国外临床试用和国际注册，计划在两年内完成三个青蒿素类制剂，包括质控标准、毒理实验，以及总共三期临床等6项课题研究。可谓时间紧任务重。

检查后的红灯

然而，在不足一月之后，1982年3月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日内瓦全体会议，讨论2月在中国签订的研究合作计划，只确认青蒿琥酯作为治疗脑型疟的优先开发项目，同时提出了对该制剂生产工艺的关切；并向我方提出将派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技术人员访华，进一步了解药厂生产与管理方面的情况。

为迎接WHO及FDA人员前来进行GMP检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拨出专款，支持桂林第二制药厂生产青蒿琥酯的粉针剂车间和昆明制药厂生产蒿甲醚的油针剂车间进行技术改造。科研机构派专家协助药厂培训技术骨干，建规立制。在临床研究方面，北京中药所和广州中医学院合作，进行了青蒿素栓剂的I期临床试验研究。

1982年9月21〜28日，根据WHO的提议并经我国政府批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检查员在WHO人员陪同下，到昆明制药厂和桂林第一、二制药厂进行GMP检查。

对桂林制药二厂的检查结论是：生产青蒿琥酯静脉注射针剂车间不符合GMP要求，其生产的制剂不能用于中国以外地区的临床试验。对昆明制药厂的结论与之类似。

为了尽快生产青蒿琥酯针剂以便国外进行临床试验，中方又让他们对被认为当时国内条件最好的上海信谊制药厂进行核查，可结论还是一样。

这一次核查，中方官员和药厂人员为数不多的收获就是近距离地接触到GMP，从FDA检查员那里了解到GMP的主旨是以严密规章制度、科学生产管理方法，来保证药品质量合乎标准、安全有效。

由此，我国与WHO的合作亮起了红灯，影响了制剂生产，也影响到临床研究。

两年纷争

“事态严峻，情势紧迫！”

在时任卫生部科技局局长、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海峰约见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秘书交换意见后，WHO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一，由中国新建一个符合GMP的生产青蒿琥酯针剂的车间，但国际注册可能要推迟3〜5年；二，中国与国外合作，利用国外设备加工一批符合GMP标准的制剂，尽快完成国际药物注册所需的研究，中国国内则加快建立GMP车间以备后用。

我国青蒿素指导委员会选择了方案二，认为争取时间尽快完成药物国际注册乃为上策，并于1982年11月11日致函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并希望WHO提出具体的合作研究单位与合作计划方案。

1983年1月4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接到复信。复信表示，考虑推荐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与我国合作青蒿琥酯的开发研究。

由于双方在具体条款上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84年10月才达成合作草案，历时近两年。在此期间，“国外研究青蒿素的势头之快令人感到吃惊！”

1982年，瑞士罗氏药厂对青蒿素进行了人工全合成。美国华尔特里德研究院已分离出青蒿素并测定了理化常数。曾于1981年10月来华参加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报告会的印度、英国等国专家，在回国后也进行了青蒿引种栽培、育种和种植试验、青蒿素药理学研究等。

本刊记者所获得的资料显示，WHO热带病处官员当时曾明确警告，“你们研究的东西有被别人抢走的危险”。“目的是敦促我方不要在《协议书》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实际上也是挑明了：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密可以保了。”

虽然，后来我方被迫请求WHO出面要求外方尊重中国的发明权。“这种‘劝说’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已经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明公开了。”

最终由WHO协调的中美机构合作，经过两年反复纷争之后，仍“以没有谈判而结束谈判”。

蒿乙醚风波

之后，还发生一起“蒿乙醚风波”。

1986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改变了与中国合作的初衷，单方面决定开发蒿乙醚。他们不顾中国已注册的一类新药蒿甲醚抗疟效果比蒿乙醚高1倍的事实，在WHO 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日内瓦会议上把蒿乙醚作为重点药物，制定了全面开发计划。

中方事后获悉，WHO官员作出该决定的依据是一个错误情报。

“这一情报的来源，据说是从中国一位科学家个人通信获得的”。“WHO开发蒿乙醚，实际上是与中国合作缺乏信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谈判两年没有结果了。”《迟到的报告》专著如此表述。

WHO后来在与荷兰ACF公司合作研究过程中发现“蒿乙醚对动物的神经毒性很大”，这与先前坚持的“蒿甲醚毒性大，蒿乙醚无毒”的推断刚好相反。

此后几年，由于我国制药企业虽然生产了青蒿素产品，但因为生产条件未达国际GMP标准等原因，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一直难以走出国门，为全球尤其是非洲疟疾多发地区的患者提供服务。

在WHO采购的青蒿类产品名单里，较长时间里都没有中国企业的名字。

《迟到的报告》专著也提到，“由于我们公布了青蒿素和衍生物的化学结构，就失去它的发明专利权，人家就可以不买我们的帐，一边与我们洽谈合作，另一边自己就干起来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与国外的‘合作’，我们学会思考，知道自己的薄弱之处。”

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原“5-23项目”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李国桥对《望东方周刊》说：“在与WHO合作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一些新东西，而且也看到了不足、明确了方向。WHO派专家来华举办培训班，对推进药物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复星医药集团新闻发言人周依亭对《望东方周刊》表示，“药品的国际质量认证是进入全球药品市场的先决条件，活跃在这一领域的企业是国际制药巨头，与他们相比我国药企才刚刚起步。”

为什么是诺华？

由于我国疟疾发病率低，要体现我国复方抗疟新药的真正价值，造福全球疟疾流行区的民众，就必须让其进入国际市场。我国多部门都曾为此进行多种尝试，但1990年以前，中国的复方抗疟药物一直没有走出国门。

为了让复方蒿甲醚“国药出洋”，“不再捧着金饭碗要饭”，军科院周义清团队四处奔波寻找合作伙伴的历程。周义清后来找到了中信公司。

一些已公开信息表示，时任中信公司总经理的王军，不顾公司内部分歧，拍板支持了这个国家项目：“我们要有利可图，但不能唯利是图！”

在我国政府和科学家感到心急之时，瑞士汽巴—嘉基公司（诺华公司的前身）表示，看好青蒿素类药物的前景。

1990年3月9日，中国中信技术公司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昆明制药等机构组成的科工贸合作体作为复方蒿甲醚片剂（蒿甲醚-本芴醇复方）项目的商务代表，在国家5部委支持下，与瑞士汽巴－嘉基公司（现为诺华公司）进行合作开发谈判。

吸取了上一次丧失青蒿素专利保护的教训，中方这一次为蒿甲醚-本芴醇复方申报了的专利保护，1990年申报中国专利，1991年申报国际专利。

1994年9月20日，诺华公司与中方正式签订了为期20年的《专利许可协议》，同年10月17日得到国家科委的批准。

经过了长达15年的国际科技合作，诺华公司投入资金按国际新药研发标准在世界各地重新对该复方进行研发评价、并进行国际注册。重新研发评价的最终结论是，中方科学家原来所做的全部研究实验数据都经得起国际机构的重复。

虽然我国当时项目实验室所用的测试仪器有的甚至是不同厂家产品的组装货，但是测试结果比对方平均高达14倍。为此诺华公司派人到我方实验室对实验过程中进行实地考查，并配制系列未知血样分别由两家国外实验室进行测试，最终仍证明我方实验数据准确可靠，外方最终不得不承认我方“建立的实验方法符合国际标准”。

我国科学家的技术水平，以及研发抗疟复方药物的能力终于赢得国际尊重。经过这些学术、技术的较量后，蒿甲醚－本芴醇复方的合作开发从“风险研究阶段”到双方签订正式“国际合作协议阶段”。

蒿甲醚-本芴醇复方产品冠上瑞士诺华的商品名后，2002年已被载入WHO基本药物目录。被多个非洲国家首选为一线疟疾治疗药，被WHO、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全球基金（GFATM）推荐为援助用药。

《迟到的报告》评价说：“它是迄今为止，中国药品通过与国际上知名度高的制药企业合作，使之以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一个先例。”

诺华拉锯战

2011年4月22日，诺华完成交付其4亿剂治疗疟疾的药物复方蒿甲醚，以此迎接4月25日第4个世界疟疾日。

“诺华的青蒿素类抗疟药物实际上并没有为其带来与其一贯匹配的利润，青蒿素对于诺华来说只是整体考虑的一部分，也许就像一个‘形象工程’，以此与国际组织、非洲国家政府维护良好关系。”前华立药业总裁、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对《望东方周刊》说：“诺华虽然占据全球青蒿素类抗疟药物市场约50%的份额，但是它的大部分销售来自于依靠国际机构采购的公立市场，由于定价低，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利润。中国企业的产品单价1美元可以挣钱，但是诺华即使单价1.6美元也挣不了多少钱。”

但业内人士大致认为，目前在国际青蒿素类抗疟药物市场上，欧洲、印度制药企业占据的市场比中国企业要多。比如在占市场总额80%以上的公立市场上，诺华占50%左右，赛诺菲占20%左右，印度企业占20%，中国企业占10%左右就不错。而在私立市场上，中国企业也同样需要面临来自欧洲、印度企业的竞争。

在整个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产业链中，诺华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很多企业，甚至青蒿草种植农户的命运。

2006年前后我国青蒿素价格曾经出现暴涨暴跌，中国制药行业很多青蒿素生产企业都将矛头指向诺华。

一度被渲染为“15亿美元”的青蒿素原料药市场，引起青蒿种植过量，大批原料药企业也一哄而上，青蒿素原料药产业超过诺华收购量的3倍还多，接踵而来的是市场价格暴跌，“从最高时期的8000元／公斤猛跌至如今的1350元／公斤，低于实际生产成本”。最终国内80多家药企深陷困局，具有采购垄断权的诺华公司成为赢家。

众多盲目上马种植青蒿和提取青蒿素的生产企业停产、倒闭，就连当时国内青蒿生产与销售龙头企业华立药业也发布告示，预计公司上半年亏损将达到7000万元, 而2006年同期华立药业的净利润为955万元。川渝地区忙碌了一整年的蒿农，眼睁睁地看着大面积青蒿荒芜，有的干脆自发铲除。

2007年10月20日，华立科泰、上海复星、云南昆药等生产青蒿素的国内知名药企将诺华公司拖到了谈判桌上，但没有和诺华公司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在2005年青蒿素供应不足时，诺华公司和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向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呼吁提高青蒿的种植和采收量以提供充足的青蒿素原料，但诺华公司并没有与中国方面达成任何购销协议。

7月初，四川裕通生物技术公司联合川渝18家青蒿素原料提取企业向诺华发出公开信，认为在诺华的“鼓励”下企业投产青蒿素，如今承诺的订单没有兑现导致经营陷入困境。诺华则称，早在两年前公司就曾经发出过泡沫风险的警示。

如今，当年跟诺华公司叫板的华立药业已于2010年退出青蒿素产业。该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里解释，因“公司青蒿素产业盈利情况仍然没能得到改善”，且“亏损幅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逯春明至今仍认为，“诺华在原料药方面的管理没搞好。在这个产业链中信息占有最多的企业，和上游原料供应企业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方法，像诺华这样就不对了。”

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国际上青蒿素产业链基本上已经被国际上管起来了的，是规划好了的，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市场，是福利性、公益性的市场。比如，占八成以上份额的公立市场采购价格规定了，每年国际机构的采购资金也提前规划好了，采购品种也需要WHO预认证⋯⋯唯一没规定好的就是原料这一块儿，所以才出现原料的大幅波动，今年又出现波动了，青蒿草价格比去年飙升两三倍，太不正常了。“

目前许多国家已着手发掘、培育青蒿资源。甚至有观点认为，随着青蒿种植、青蒿素提取水平的提高，我国青蒿素原料药出口大国的地位也将受到了威胁。我国青蒿大国的优势正被削弱。

本专题中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主要信源：

饶 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逯春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华立药业原总裁）

卓永清（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 (RDPAC) 执行总裁）

冯纳玺（默沙东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虞哲敏（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晋生（先声药业董事会主席）

周超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杨爱民（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李 磊（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专家办主任）

许 铭（中国医保商会综合部主任）

李国桥（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原“5-23项目”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

吴毓林（中国科学院上海医药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5-23项目”）

周依亭（复星医药集团新闻发言人）

链接

【5-23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支那战争不断升级，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1967年5月23日，原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组织国家部委、军队直属及10省、 市、 自治区和有关军区的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生产等单位，开展防治药物的研究。5-23项目仅参与的科研单位就有60多个，参与的科研人员500多名。经过13年（1967〜1980）艰苦奋战，这支队伍研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疟疾预防、治疗、急救药物，并取得科研成果100余项，发现新一代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明，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对世界抗疟灭疟做出巨大贡献。

来源：网易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被称为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但多年来关于这位科学家的争议从未间断。

诺奖委员会：屠呦呦获奖并非对中药奖励

2015年6月4日，美国沃伦·阿尔珀特奖基金会官网宣布，2015年度沃伦·阿尔珀特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抗疟领域的突出贡献。

2015年10月5日，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 O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人因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新疗法获奖。屠呦呦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发布的颁奖文件中这样评价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已经困扰人类数千年之久,成为全球性的主要健康难题。尤其是寄生虫病会对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造成负面影响，极大地阻碍了改善人类健康与生活的进程。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开发出新的治疗方法,为某些最严重的寄生虫病的治疗带来了改革性的突破。

据英国卫报消息，在诺奖随后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屠呦呦获奖，是否是对中药的一次奖励。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该委员会称屠呦呦获奖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三无”科学家：多次落选院士

屠呦呦，今年85岁，浙江宁波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55年，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2011年，屠呦呦曾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该奖组委会将青蒿素列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药学创举”。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越战时期接到“中草药抗疟”研发任务

大学毕业，屠呦呦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坐小楼。她最优秀的研究工作完成于1969年至1972年之间，正值“文革”时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不小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该项目的短期目标是要尽快研制出能在战场上有效控制疟疾的药物，长远目标是通过筛选合成化合物和中草药药方与民间疗法来研发出新的抗疟药物。

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有多重要？

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下，“523项目”计划启动。

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成员筛选了2000余个中草药方，并整理出了640种抗疟药方集。他们检测了200多种中草药方和380多个中草药提取物。这其中，青蒿素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

其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获得了抗疟效果较好的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个解决问题的转折点，是在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这一步，至今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后来，为了获证青蒿素对人体疟疾的疗效，屠呦呦等人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实验效果十分喜人。随后，屠呦呦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非常成功。

青蒿素有什么用？

青蒿素是来自一种菊科艾属植物的提取物，对恶性疟疾、脑疟强大的治疗效果。

疟疾是由疟原虫造成的，经蚊叮咬或血液传播的全球性急性寄生虫传染病，俗称打摆子。每年全球患者在3亿～5亿之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在1百万～3百万之间，其中大部分为儿童。疟疾可引起贫血、脾肿大以及脑、肝、肾、心、肠、胃等受损。

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人民称青蒿素为“中国神药”。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如此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

至今青蒿素仍被用于生产最有效的抗疟药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有6亿患者需要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治疗。

特殊时期新发现成集体财富

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时期，不需要个人署名的论文，新的发现迅速变成了集体的财富。1972年3月8日，在南京一次会议上，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为题，屠呦呦汇报了自己在青蒿上的发现。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进行研究。在此后的临床应用中，也有多人做出了贡献。

1977年，为了赶在国外发表的前面，表明青蒿素为中国人发明，由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

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只是含糊地说：北京中药所。

屠呦呦人物争议：荣誉是集体还是个人的？

“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11年，屠呦呦曾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引发争议：“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但是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但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马上有人撰文批评她：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这正是反对方的主要理由——他们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的研究组在523中的作用，夸大了自己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

同样参加“523”项目，并在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中作出关键贡献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称屠呦呦用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证明了青蒿的有效，是重要贡献，但屠呦呦对其他发明环节很难出力。

屠呦呦曾对媒体表示，青蒿素的事乱了，大家都要说是自己弄的，实际上这可能吗？科学就应该讲究实事求是的，所以呢我就不想再谈这些问题了，你要是信任的，就相信我的那本书，那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这本书实事求是，是根据事实写的。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全球最大的、以研究开发为基础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的葛兰素史克(GSK)曾经的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鲁白说“屠呦呦创造了用乙醚来制取青蒿素的方法，这是最原创最重要的发现，后来对青蒿的研究贡献也很多，但都是‘锦上添花’。”

来源：新闻周刊

屠呦呦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她的发现，在抗疟疾新药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这一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于2011年获得医学科学领域重要的大奖——拉斯克奖。2015年10月5 日，屠呦呦与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85岁的屠呦呦在10月5日晚上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是5日当天看电视时才知道得奖的。她说对获奖“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一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能够获奖不意外。”

言论：“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2011 年9月23日，纽约。2011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表获奖感言，“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屠呦呦最初的发现，让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为此奖励她25万美元的奖金。

沉默

作为一个有66年历史的科学大奖，拉斯克奖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名声。然而，“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这个说法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不难理解，在拉斯克奖颁奖之后，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很快就广为人知，人们都对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充满期待。再后来，她又被形容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屠呦呦对自己的突然出名似乎做好了准备，她对公众随之而来的强烈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在纽约领奖之后，她一直坚持对媒体一言不发，唯一的一次露面，是11月15日在她所在单位举办的“2011年科技工作大会”上。这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会议，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表彰屠呦呦。会上授予她“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奖励给她所领导的青蒿素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腔调”，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和在北京的表彰大会上，她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对于屠呦呦的“低调”，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

对屠呦呦而言，迟来的拉斯克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另一个意义也许更重要——为她坚守了几十年的沉默做一个注脚。即使如此，在获奖之后，屠呦呦仍然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应一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有的一次与她的电话交谈中，屠呦呦并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她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这是‘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却与战争有关。

攻关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 岁的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争议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屠呦呦简历：

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1948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学习；

1950年，进入宁波中学就读高三；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

1955年，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1979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5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方舟子
2011年9月21日

　　近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 万人的生命”。由于拉斯克奖被许多人认为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大奖，屠呦呦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把青蒿 素称为中药，并说它让人们重新燃起中药创新的希望。其实青蒿素不是中药，而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 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

　　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 物。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 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 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即便黄花蒿被用来代替青蒿使用，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最著名的是以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煎成的青蒿鳖甲汤），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虐原虫了。

　　青 蒿素的发现是许多人分工合作、相互竞争的结果，究竟谁的功劳大，至今争论不休。不过，大家都公认屠呦呦起到的关键作用就是发现青蒿素受热就失去活性，想到 了要用乙醚提取。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由于这个 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 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

　　事实上，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 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 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 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 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 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 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直到1950年，全中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有人以青蒿素的发现来说明“西医西药没进 入中国时，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 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 之一。在京剧《沙家浜》里，新四军赖以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奎宁，而不是青蒿或别的中草药。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没有 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 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 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就并不奇怪了。

http://news.sina.com.cn/c/nd/2015-10-05/doc-ifximeyw9530790.shtml

来源：科学网---饶毅个人博客
作者：饶毅1 黎润红2 张大庆2
2011-8-22  

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 1生命科学学院 2医学部  

摘要

1970年代早期，多数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生存而无机会开展研究。两位年轻的研究者屠呦呦和张亭栋，分别在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和揭示砒霜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历程，不乏曲折和反讽。青蒿素工作源于中国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三氧化二砷源于观察、验证和改进乡村中医的实践。虽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生命，两位研究者迄今未获国内外充分肯定，屠呦呦有争议、张亭栋基本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冷僻的杂志和一般不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基于原始中文论文、文件和采访，我们在此呈现这些发现的历史概貌。没有逃脱我们的注意，在古代和近现代中文文献及医疗实践中，可能还有尚待重新发现的珍宝。

引言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健康？在中国，有些人不认为这是问题，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药并非现代人类普遍使用药物的主要来源。

对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在现代医学进展到今天后中药意义很小，甚至毫无作用；或者，中药很有用，但中药必需使用复方，且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历史，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研究显示，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所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所确立其效果。这些药物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从而证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药物的价值。我们的结论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清晰地肯定了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大量投入支持药物开发，也有很多中国药厂从中药大量牟利，但其他中药来源药物迄今并未超越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所创造的对人类健康的价值。

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历史、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能刺激国际医药界用传统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当很多中国药厂或者因为不知道、或者急功近利而不循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已经证明成功的道路，而继续用化学不确定、适应症不明确的中药获得大量收益的时候，这也是警醒它们认真努力试图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中国国内和国际对中药的努力可能将中药带到一个新的时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主角

青蒿素发现于大型研究抗疟疾药物的“523任务”中，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发现于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最主要贡献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

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与其他几位中医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道被召集加入“523任务”。

张亭栋出生于1932年，19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60年代曾参加过西医学中医的培训班。

文化和工作背景

需简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有助于理解这两项工作的特色和重要性、为什么是屠呦呦和张亭栋等人作出发现，而不是年资更高的人，或受过较好的西方科学训练的人。

本文区分中医理论（Chinese Medical Theories，CMT）和中药（Chinese Medicines， CM)，而避免使用常见的中医一词（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因为我们认为用后者不能明确药物与理论的区别，而目前虽然可以清晰地讨论药物，但对CMT的争论还会存在。

中药研究的早期著名工作，是陈克恢（K. K. Chen）进行的。他曾于1920年代初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研究中药成分、特别是麻黄素的功能。陈克恢到协和以前，曾留学美国获得很好的科学训练。在协和后他又回到美国，在学术界和药物工业界，特别是药理学界，陈克恢蜚声国际。

1950年代后，中国和西方隔离二十多年。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和哈尔滨工作的张亭栋都不可能有类似陈克恢的科研背景。他们在从事关键发现的工作条件也远非理想。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了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阶段，狂热追求极左意识形态的同时践踏知识和文明。有些中国人把人斗人的劣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有西方经历和西方科学训练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分别被认为是“特务嫌疑”、“反动学术权威”、或“白专道路”。有些甚至被批斗致死，有些因不堪羞辱而自杀。例如，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是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杀。文革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关牛棚，更多的被“靠边站”。

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很多人还无所事事，甚至每天工作时间主要活动是看只有一张（4版）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班下棋、打扑克、织毛衣都非罕见。许多科技书籍进了废品收购站。全国的中学多年无“生物学”课程，而改装成《农业基础知识》，目的是教学生种田、养鸡、养猪、养牛、养鱼。

中国直至1980年代以前，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一直极少。1950到1960年代，中国由于国防的需要曾强力支持和成功地研制“两弹一星”（星的计划以导弹和太空计划持续至今）。十年文革期间科研经费更少，也不可能得到“两弹一星”同等的国力支持。抗疟研究的“523任务”是一个，它导致了青蒿素的发现。此外，因毛泽东的疾病（虽然不清楚他本人是否知道），在1970年代曾设置几个全国性研究课题，如各地都有的“气管炎办公室”，也大量收集过中草药方剂。

应该指出，文革中有几年相当大量的科学刊物完全停刊。在极左思潮主导下，中国的所有文章（无论是论文还是报刊上的文章），除了毛泽东的出版物和马列经典外，有段时间几乎都不标明作者，特别是个人作者，要么不标作者、要么用集体作者（如“青蒿素协作组”、“胰岛素合作组”）。不标明作者对以后确定科研工作的功劳带来较大困难，这也是青蒿素成就归属有争论的原因之一。为了平等而取消标明作者，带来其后更多争论，颇具讽刺意味。

在现在看来荒谬的极左时代，有些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措施，并非完全无效果。比如，受教育的人被迫到农村，被农民邀请做老师（虽然这不是决策者的本意），从而提高对农村的教育水平有所贡献。毛泽东曾明确要求城市的医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巡回医疗队”因此而组成，有助于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和本文有关的是，巡回医疗队导致了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即使今天，如果更加尊重人们的自愿，这类措施仍能起较好的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重要的发现，说是奇迹不算很夸大。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起效快，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其他所有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治疗了很多病人。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

不少人知道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据说（但笔者未见资料证明）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当然，今天的公开秘密是中国曾有几十万军人援助越南抵抗美国，虽然以高射炮兵和工程兵等形式。我们所见的正式文件，参与的主要是一些司局级官员，基本未见部级及其以上负责人出现。其正式组织成立于国家科技委员会与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开始的一周联合会议“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那是文革中开会都怕找不到安稳地方的时期。组织有统一的领导（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国家科技委员会等），其协调办公室一直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起了作用。

但是，青蒿素的发现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523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中药部分，不同研究小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Dichroa febrifuga)。张昌绍等于1940年代曾对常山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和同事于1943年报道用常山的粗提物治疗疟疾病人，1945年报道常山所含三种生物碱在鸡的疟疾模型上有作用，1946报道常山碱B（dichroine b，后称dichroine b）在鸡虐模型的抗疟作用，1948年报道常山提取的常山碱g （dichroine g）, 常山碱b（dichroine b）,常山次碱（dichroidine）和喹唑啉（quinazolone）具有抗疟作用, 1947年和1948年确定所有这些生物碱的分子式。“523任务”再次考虑和研究了常山，但遇到同样问题：虽然抗疟作用强，呕吐的副作用也很强，未能克服而不能推广应用。但是，研究常山的路径和方法，基本也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方法。

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有808个中药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到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1971年初，余亚纲从抗疟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研究小组后来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到40%。应该附带指出，有些古书曾记载热水煮青蒿用于治疗疟疾，这种不可靠的记载妨碍了发现中药的真正作用。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容成功地获得结晶“青蒿素II”（后称青蒿素），屠呦呦于1974年2月份在中医研究院召开的青蒿座谈会（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共同参加）上提到了青蒿素II的分子式。从明确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黑色胶状物，抗疟有效组分）的抗疟效果到获得青蒿素（白色针状结晶，抗疟有效单体），从而确定了抗疟分子。

屠呦呦研究小组成员还与其他研究组合作，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其结构。这些研究小组发现青蒿素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在1972年获知屠呦呦小组青蒿粗提物有效的信息后，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分别获得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 “黄蒿素”（云南）。1974年初，北京的青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初步被认为相同的药物。

很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她的研究小组其他成员有重要贡献。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医研究院曾学习云南和山东的青蒿素提取工艺。在中医研究院用自己提取的结晶做临床实验结果不够理想并发现毒副作用时，云南药物所罗泽渊等人提供的结晶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人明确其对恶性疟尤其是脑型疟有效。而现在使用较为广泛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的衍生物则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李英等和广西桂林制药厂刘旭等于1976年后多年研究的结果。

本文集中于一点：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希望其他历史学工作者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让人们知道“523任务”组织者和其他主要贡献者的工作。

三氧化二砷和张亭栋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

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有砒霜、砒石、雄黄、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西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接受。  

在巡回医疗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1971年3月，韩太云将它们改制水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对某些肿瘤病例见效，曾在当地风行一时，但因毒性太大而放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与韩太云合作继续此工作。1972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主要集中做白血病，而不是无选择地应用于很多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分别检测“癌灵”的组分，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肾脏毒性、蟾酥带来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后两者无治疗作用。

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报道他们用“癌灵注射液”（以后也称“癌灵1号”）治疗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他们明确知道主要用了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低汞）”。经过治疗，6例病人症状都有改善，其中一例为慢性白血病发生急性变的患者也有效。该文还提到还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效果。

1974年，他们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哈医大一院检验科署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发表“癌灵1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对17例白血病的疗效观察”，总结从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对不同类型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发现“癌灵1号”对多种白血病有效、对急性白血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1976年哈医大一院中医科曾撰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五例临床纪实”，介绍5例经治疗后完全缓解的患者的诊治过程及各种临床表。

1979年，荣福祥和张亭栋在《新医药杂志》报道“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发表他们当年的第二篇论文，在《黑龙江医药》，题为“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结他们从1973年至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单用“癌灵一号”治疗23例，1975年至1976年用“癌灵一号”加其他中药和少量化疗药物治疗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灵一号”加其他中药和加少量化疗治12例。对每一个病例，他们都根据血象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率70%，12例完全缓解，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们还用十倍于成人的剂量，给12只家兔注射“癌灵一号”，未见心、肝、脾、肾毒性作用。如果说，1973年的论文是他们发现“癌灵一号”的开创性论文，1979年这篇就是张亭栋等有关 “癌灵一号”的代表性论文。

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1）张亭栋等是否确切知道治疗癌症的作用来源于“癌灵一号”，而不是同时使用的其他中药和化疗西药；2）他们是否意识到“癌灵一号”的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而无需汞；3）他们是否知道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

这三个问题，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以看到张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1）有三例病人（一位成人、两位儿童），单纯使用“癌灵一号”，不用其他中药、不用化疗西药，也显示疗效，其中当时儿童存活已经4年，成人已存活9个月。在使用其他中药时，他们也指出其他中药并非治疗白血病、而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2）在第11页，他们指出“癌灵一号”之有效成分为三氧化二砷；3）在第10页和第11页，他们两次明确指出对早幼粒型白血病效果最好。

可以说，到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清晰地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法国-美国-英国FAB分型的M3型白血病，也即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

198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 （文章最后注脚标明 指导：张亭栋；执笔：李元善，胡晓晨；参加人：李明祥，张鹏飞，荣福祥，孙洪德，李会荣，吴云霞，检验科血研究室）在《黑龙江中医药》发表“癌灵1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73例临床小结”，报道“癌灵一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1982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座谈会上，张亭栋、李元善交流了“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实验研究—附22例完全缓解分析”和“98例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型与临床疗效探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他们1972年以来治疗的81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分析其中完全缓解的22例。他们指出，完全缓解的22例中，7例为M2型，15例为M3型白血病。他们也再次指出“以M3型效果尤为显著”。1985年张亭栋等撰写“癌灵1号（713）注射液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1991年在《中医药信息》杂志，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荣福祥、王钦华、李金梅、冯秀芹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长期存活16例报告”，应该是延伸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的文章。他们报道从1974年到1985年以“癌灵一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19例完全缓解，16例存活超过五年。

1992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作为“经验交流”，实质相同于1991年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英文文献基本都引用这篇文章。该文同1991年论文一样都是中文，内容不过是1991年论文的简介，而实际发现最早发表于1973年，到1979年已明确了对APL的作用最好。而1992的论文在本质上与1979年的文章无差别，既没有改变所用的药物成分、也没有改变适应症。可见国际同行对于此一重要发现的年代毫不知情。

张亭栋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亭栋等当时的研究没有设置同时对照。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对照的规范，还是觉得不能用不治疗作为对照？1982年，张亭栋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评论，显示他知道医学研究的规范，但他指出“对于较严重疾病的患者建立对照组，即使是建立无害的‘空白对照’，也是不允许的，只能用平素认为较好的疗法与新疗法来对照观察。而对于某些‘绝对’的治疗也可以不必选用对照组，如对急性白血病或其他恶性肿瘤等”。张亭栋这种说法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不会接受，但其道理很清晰。

张亭栋的临床实验设计与同期的国内外研究相比如何？1973年法国Bernard等用柔红霉素的新疗法是与过去疗法比较。1983年到1986年国外的几个病例，也都无对照而发表，它们是：美国Flynn等（1983）、瑞典的Nilsson（1984）、荷兰的Daenen等（1986）、美国的Fontana等（1986）。人们熟知的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对24位病人的报道，也未设对照。所以，张亭栋等在1973年到1979年的工作，并不低于同期国内外临床研究的标准。

中医理论（CMT）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复习这些文献，看不到中医辨证分型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意义。比如，他们谈到对急性白血病的中医分为五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对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虽然也待证明。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他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确切。有趣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年的第一篇论文完全没谈中医理论，而其后发表的多篇论文含中医辨证分型。奇怪的是，虽然他们说治疗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但他们直到1996年才完全放弃轻粉（氯化亚汞）。是他们考虑了中医理论、还是不愿改已经证明有效的药方？

诚然，未能证明中医理论并非否认中医理论，但是，从这两个药的例子中我们尚不清楚中医理论对中药的科学研究是否必需。

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中比较凶猛且易致死的一种。1973年，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Bernard等报道他们自1967年以来用西药（daunorubin，柔红霉素）治疗APL的结果。此后蒽环类抗生素(anthracycline，包括柔红霉素)和阿糖胞苷（cytosine arabinoside）的化疗方案成为世界上治疗APL的主流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三氧化二砷（As2O3）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APL。

1983年，Koeffler 总结了多种化合物（包括维甲酸）在体外细胞培养对人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作用。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Flynn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病人，缓解了白血病、但病人后因其他缘故去世。1984年，瑞典Lund大学医院内科的Nilsson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荷兰的Daenen等报道用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Fontana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式维甲酸治愈一例5岁白血病儿童。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全反式维甲酸（合并其他化疗药物或单独）治疗六例APL病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血液》杂志发表论文，总结他们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24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这篇论文使全反式维甲酸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APL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霞、向阳、王晓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例APL，完全缓解率达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其中雄黄含硫化砷(arsenic disulfide)。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叶、胡龙虎、施福东、邱凤琴、洪珞珈、韩雪英、杨惠芬、宋颖昭、刘艳平、周晋、金镇敬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1992年至1995年用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130例APL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72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复发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交叉耐药。

1996年8月1日美国《血液》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耕、倪建华、仲豪杰、Si GY、金小龙、唐玮、李秀松、熊树民、沈志祥、孙GL、马军、张鹏、张亭栋、G Claude、陈赛娟、王振义、陈竺的合作论文，报道陈竺、王振义、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研究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原文笔误“张亭栋”的名字）在《中国血液学杂志》报道对于一例反复发作三次的APL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年存活。

1997年《血液》杂志发表上海的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李秀松、熊树民等论文，他们用纯三氧化二砷治疗15例APL，其中10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的完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美国纽约的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给常规化疗后复发的12例APL病人使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其机理可能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NEJM文章导致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起到了此前20多年中国医生在中文杂志上未能起到的作用。

迟迟未至的认同

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

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位科学家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我们在研究青蒿素历史过程中读了中国有关部门没有费时研读的材料。矛盾和不清有多个来源。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蒿素的研究矛盾不断，有不同研究小组之间矛盾，也有研究小组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屠呦呦作为研究小组负责人仅为“实习研究员”，文革后才晋升为副研究员。

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在此，文革的阴影很明显。常规科学实践中（无论是彼时的西方还是现在的中国），屠呦呦在1972年3月不一定要在发表论文以前在会上共享结果，而可以先发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后在共享。她的研究小组也应该会先发表钟裕容纯化获得青蒿素晶体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应该建立屠呦呦小组的发现优先权。而实际上，起初她们在关门会议上报告，等到1977年才发表第一篇中文论文，而且还是以“青蒿素协助组”的集体笔名。英文论文更滞后到1982年，用“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的集体笔名。这样埋下了进一步争议的伏笔。

当然，如果按现在作者先发表论文再与他人分享的常规，争论会少很多，容易为作者评功。不过，这样对有些病人并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发了论文，其他课题组才能用药，有些病人那时就不可能及时用药而无治疗机会、甚至可能因此丧生。

从多个来源的信息提示，屠呦呦突出自己作用时未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包括她后来的出版物引用文献时，将他人的名字省略、自己的名字前移，也为 “523任务”其他参与者所诟病。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未受中国的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基本继续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于矛盾。他的研究小组，有人（孙鸿德）提出过专利争议，但时间比较晚、且未获法庭赞同。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到，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他工作地点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未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程度的可能性。

1998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陈国强、陈赛娟、王振义、陈竺在专题笔谈中介绍“自70年代初期，哈尔滨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哈医大）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三氧化二砷（简称氧化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有效。近两年来，我们与哈医大合作，应用氧化砷注射液治疗对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常规化疗药物耐用的APL复发病人”，肯定了哈医大的工作。

但几乎所有英文文献作者似乎都不知道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引用的文献不提他的名字。而且，几乎所有英文文献并不知道张亭栋早在1973年到1979年就已经发表论文，报道他们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很多英文文献，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文献以及国外学者的文献，都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发现引用成1992、甚至1996年。例如，重复中国结果、也非常有助于将中国发现推到世界的1998年Soignet等的论文，在摘要中说中国有两篇报道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文章，在引言中称中国最近有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引起APL完全缓解，然后引用了孙鸿德等1992年《中西医结合杂志》的短篇“经验交流”、张鹏等1996年《中国血液学杂志》、沈志祥等1997年《血液》等论文，而未引用张亭栋发表于1973和1979的文章。

1996年《科学》记者对三氧化二砷的介绍，虽然介绍了张亭栋，但说他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

张亭栋本人很少发表英文论文。2001年，张亭栋和陈国强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他作者为王铸钢、王振义、陈赛娟，通讯作者为陈竺）在国际期刊《癌基因》发表论文，介绍三氧化二砷。在引言中，他们称最近发现三氧化二砷对APL的作用，引用陈国强等1996年《血液》论文。在正文第二页内，说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始于1971年，但未引用文献。号称治疗了一千多不同癌症的病人，观察到对几种癌症的作用，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瘤、食管癌、和特别是APL”，但也未引用文献。然后，文章说对APL作用的初步报道于1992年，也是引用孙鸿德的“经验交流”。这样，张亭栋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英文文章就未引用自己1970年代的几篇文献，全部淹没了自己在1973年和1974年公开发表的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疗效、和1979年明确提出对APL疗效最好的发现。

2002年朱军、陈竺、Lallemand-Breitenbach、de The等在《自然综述癌症》介绍砒霜治疗作用时，在插图中显示了1970年代张亭栋的里程碑工作，但引文是孙鸿德等（1992）和张鹏等（1996）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孙鸿德文章下注明它“证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作用的第一篇论文”）。

因为1992和1996这两篇文章是中文文章，而且它们未引用1970年代的文献，所以，国外学者即使请人翻译这两篇的全文、也不能从中知道原始文献。

王振义和陈竺2008年在《血液》杂志综述APL研究进展，对于三氧化二砷对多种癌症的治疗，引文为朱军等（2002）的文章。对三氧化二砷治疗APL引文为孙鸿德等（1992）、以及张鹏等(1996)、陈国强等(1996)、沈志祥等(1997)、牛等(1999)。

因此，张亭栋的作用和发现年代，在国际上几乎不为人知。

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的意义

中国和世界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人们必须研读中文文献，可能还需透过几层迷惑，才能发现哪一个药是针对哪一个疾病，正如屠呦呦和张亭栋在1970年代所做。

直接提示我们的是：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三氧化二砷是否确实还有其他治疗作用。因为张亭栋和其他中国研究者曾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多种癌症，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淋巴肉瘤等。比如，方锦声等1981年在《江苏省医学科学情报所》总结其对42例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作用，“癌灵一号”加外科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42%，其中5例生存超过5年，而单纯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8%，无超过5年者。1988年李元善、张亭栋、王兴榕、刘旭在《肿瘤防治研究》报道他们在体外细胞培养观察到“癌灵一号”对肝癌细胞系的作用。

间接提示：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会有更多发现。比如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制造和推销的一些药，如果经过严格检验和研究，可能会更明确适应症、有更好疗效，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研究 “523任务”的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少，是取得了我们大家不熟知的成果，还是结局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所裨益。

如果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广泛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们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更不应该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很多人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包括“523任务”组织者，也包括云南的罗泽渊，山东的魏振兴，广东的李国桥，北京的李鹏飞、梁丽，上海的吴照华、周维善和吴毓林等。屠呦呦研究小组的钟裕蓉、余亚纲、倪慕云也有重要贡献。解放军战士、农民是早期临床疗效的志愿者，而那时志愿的程序不同于现在。

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相关文献

青蒿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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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478156.html

不好意思，这篇俄在板凳发过了。

引用

引用第7楼鐡手于10-05-2015 14:52发表的  :
屠呦呦多次落选院士 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来源：人民网

　　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

江苏人民给屠老师拍去祝贺电报！！！

来源：广州日报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当时被寄予夺得诺贝尔奖厚望的屠呦呦，4年之后才获此奖项。让屠呦呦获奖的青蒿素究竟是如何发现的？青蒿素研究项目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广州日报》记者当时采访了青蒿素项目的多位亲历者，揭秘了青蒿素的研制史。

以下是原文：




本届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9月23日，81岁的屠呦呦面带笑容地站上了美国纽约拉斯克奖的领奖台，她用双手捧起了沉甸甸的奖杯，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国际医学大奖。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被称为“东方神药”的青蒿素每年都在挽救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将临床医学研究奖颁给屠呦呦，以表彰其对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究贡献。站在奖台上的屠呦呦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

获此大奖让此前默默无闻的屠呦呦震惊了中国医学界，也让常人所不知的青蒿素研究进入了大众视野。在30多年前医疗技术条件落后的中国，为何能发明出全球领先的抗疟疾药？近日，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当年参与“523项目”的多位教授，试图破解中国人发明青蒿素的秘密。

对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李国桥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李国桥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疟疾专家、青蒿素发明获奖人之一、多个青蒿素复方的发明人。




全国科学大会给发明青蒿素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组颁发的奖状

广州老专家未能分享大奖

李国桥回忆说，去年底，有位美国知名的医学教授推荐他填写一些表格，用于申报拉斯克奖，表格的最后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获奖？”

李国桥当时填了两个人，第一个是屠呦呦，第二个是罗泽渊。2011年拉斯克奖日前揭晓，屠呦呦获奖，从而成为该重要奖项历史上第一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

李国桥落选，当初推荐他的美国教授向他解释：“当时推荐了两个人，但最后只定了一个人。”

迄今为止，全球共有超过300人次获得拉斯克奖，其中有80位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而，拉斯克奖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获奖，证明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也让那段已被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到了世人面前。

尘封的“523项目”

南方的恶性疟疾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瘴气”，历来让人闻风丧胆。但中国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抗疟疾的研究，源于一场秘密的援外任务。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当时越南常年恶性疟疾流行，越南和美国两军都因疟疾严重减员。越南领导人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难题，我国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请求。此后，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正式展开。

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今年已85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对523项目的众多细节记忆清晰。他回忆说，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

今年已73岁的施凛荣是当年523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助理员，他当时作为军事医药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参与该项目。项目由军队抓，管理上比较严格，所有参与人员必须一心一意搞研究。

施凛荣说，523项目持续了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屠呦呦首用乙醚提取

李国桥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灸治疗疟疾的课题研究，1967年，他被点名组织一个针灸小组，加入523项目。随后，李国桥带着小组成员深入疟疾高发地区进行治疗。为了检验针灸治疗的效果，李国桥还主动叫护士把疟疾病人的血注入他的体内，故意让自己感染。

李国桥在自己身上进行了连续4天的针灸治疗，直到脾脏、肝脏肿大，全身高烧、陷入险境，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李国桥说：“想摸索一下，通过实验我彻底死心了，针灸没办法治疗疟疾。”此后，李国桥加入了中草药组的研究。



1969年，李国桥故意感染疟疾，“以身试法”实验针灸疗法

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组长的身份加入523项目。屠呦呦与同事一起查阅了大量药方，从中找出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其中，青蒿提取物有明显的抗疟效果，对鼠疟原虫曾有过60%~80%的抑制率。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从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受到了启发。书中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内容，屠呦呦由此认为高温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分造成破坏，从而影响疗效。于是，她降低了提取温度，由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结果发现，乙醚提取法的提取物对于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

张剑方主编了《迟到的报道——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一书，书中记录了中国发明青蒿素的不少内幕。该书称，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中草药专业组会议，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代表，报告了青蒿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关注。参与523项目的云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分别开展分离有效单体的研究。

张剑方说，屠呦呦的研究对其他单位有启示作用。北京中药所在老鼠和猴子身上做了实验，效果不错。屠呦呦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情况，云南的研究人员听后深受启发，很快就从当地的黄花蒿中提取了青蒿素，并投入了临床。

堪比“两弹一星”



当年国家科委颁发的青蒿素发明证书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罗泽渊在云南大学的校园内发现了苦蒿，特意采集了一些带回研究所。后经石油醚、乙醚等提取出了黄蒿素，未发现对心肝有明显损害，“而且临床效果很好”。

由于李国桥小组连续7年在海南、云南等地治疗恶性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全国523项目办公室决定把云南药物所提取的黄蒿素交由李国桥小组做临床实验。“我们于1974年10月~12月，先后用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初步结果表明，黄蒿素对疟原虫的毒杀效果快于氯喹。”李国桥说，氯喹是当时美国人研制的抗疟疾药，药效不明显。

此后，经过两年的三次“大会战”，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用青蒿素和青蒿简易制剂临床治疗疟疾2000例，其中青蒿素治疗800例，有效率100%；青蒿素简易制剂治疗1200例，有效率在90%以上。




青蒿素所获的新药证书

李国桥说，一系列的实验证明青蒿素是好药，上级要求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研发新药。新药于1975年研制成功，并于1979年通过全国鉴定。

这是一场长达13年的艰苦长跑。施凛荣说，当时是特殊时期，其他项目都停了，只有“两弹一星”和523项目没有停。“大家不为名利，一心工作，跟现在不一样。发明青蒿素是一场接力赛，当时一有成果，大家就马上拿出来分享。”李国桥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

来源：观察者

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科学类诺贝尔奖收入囊中。屠呦呦以发明青蒿素而闻名，此次获奖理由也正是因为其发现了治疗蛔虫寄生虫新疗法。2011年，在成为首位获得“美国诺贝尔奖”拉斯克奖的中国人后，屠呦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蒿素的发现，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也是中医走向世界的荣誉。

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2011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京东宾馆贵宾室，众多媒体记者簇拥着采访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屠呦呦这个名字，几个月前对很多人也许还很陌生，而随着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的揭晓，如今已尽人皆知。

一直谢绝单位组织的欢迎仪式和记者会，悄然回国、保持低调的屠呦呦，这次在出席中国中医科学院2011科技工作大会时被记者们“逮”个正着，也是她回国后首次面对媒体。

对于拉斯克奖的荣誉，老人谦虚依旧，“青蒿素的发现，不是一个人的成绩，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很多同志都参与这项研究，都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忆及当年的研究，她说，“当时的难点在对青蒿科属的选择上，到底是哪种植物。另外提取方法上也一直没能突破。”后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发，她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醚冷浸法低温提取，最终获得成功。

最初的发现和发明总是宝贵。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如是总结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三个第一”，“她第一个将中药青蒿引入当年的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来了具有百分之百活性的青蒿素，第一个将其用到临床而证实它有效。”

“国际上很尊重原创性的东西。”屠呦呦表示，研究成果要获得国际认可，一要有效，能真正解决问题，二要原创发明，创新十分重要。“中医药绝对是个伟大宝库，其中有待挖掘的还很多。可以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认识中医药，加强创新，多出原创成果。”

谈及获奖的意义，屠呦呦说，“希望这个奖励能带来新的激励机制。科学要实事求是，国内青年科学家应该吸取有益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知识，做好继承创新，让中医药的精华被世人所认识，为世界医学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学家原创性科研成果的认同，以及世界医药界对她研究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在国际上展现了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

张伯礼号召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学习屠呦呦，要有责任意识，以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为己任，“学习她坚持中医学特色，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学习她埋头苦干、潜心钻研、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风；学习她胸怀宽阔，善于团结协作，联合攻关。”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工作大会召开前，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会见了屠呦呦。

“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这一事件上，应总结探索如何建立举国体制的科研体系，如何重视挖掘利用祖国传统医学宝库，如何弘扬我国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刻苦钻研、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在我国经济发展财力增强后，怎样更好地组织各方科技人员集中攻关，形成合力，攻克科技难题？”王国强表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来源：观察者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32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风险之中，导致约1.98亿例疟疾病例（不确定范围为1.24亿至2.83亿）以及估计发生58.4万例疟疾死亡病例（不确定范围为36.7万人至75.5万人）。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疟疾发病人数多达2400万，到90年后末大幅缩小至数万，近年来每年数千人发病。医疗卫生的普及、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千万中国人，也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福音。

屠呦呦教授因为发明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或许是首位“实打实”获得诺贝尔奖科学研究奖项的中国人。“呦呦鹿鸣，食野之蒿”。青蒿这株“小草”改变了世界。那么，青蒿素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抗疟疾特效药？青蒿中的有效成分是怎样被提取出来的？这首先要从人类寻求抗疟新药的不懈努力说起。

寻求抗疟新药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越南激战正酣。此时，全球疟疾疫情使得抗恶性疟原虫药品成为必需品，对于越南丛林中交战双方来说更是十万火急。

众所周知，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曾经堪比黄金。为了治疗疟疾，科学家们先后研制了氯喹、氯胍、甲氟喹、多西环素、磺胺-乙胺嘧啶（凡西达）等多种药物。其中甲氟喹作为越战时期西方的疟疾特效药，曾经伴随了许多士兵和旅行者。然而这些药物，不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就是容易产生抗药性。据说，凡西达中的磺胺使人产生皮肤反应，在非洲使得许多儿童丧命，而这种药恰恰是针对甲氟喹产生抗药性后研制的。

一片甲氟喹的价格是数美元（各国价格不等），对于在越战中因疟疾减员的美军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急需抗疟特效药的北越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抗疟特效药的费用将是天文数字。美国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筛选了三十余万个化合物，而当时的越南人民军只能求助于中国。

1967年，“文革”期间全国科研工作停顿受阻，“白天搞运动，晚上做科研”成为许多科研单位的常态。为了抗美援越的需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集中全国医学研究力量，联合研发抗疟疾新药。1967年5月23日，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23”就这样成为了抗疟疾新药项目组的代号。

“523”作为一个秘密的军事科研任务，来自全国七大省市、数十家单位共同攻关，筛选化合物、中草药共计四万多种。

中医所“523”小组与青蒿素

然而经过了大量研究，对于抗虐新药，东西方均一无所获。

1969年1月21日，国家科委与总后勤部“523”办公室到卫生部中药所下达了研究任务，成立中药所“523”小组。屠呦呦被任命为课题组长，负责全面工作。

屠呦呦用了三个月时间，通过收集整理历代中医书籍、走访请教老中医等方式，整理出以640余个方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暂时缓解了抗疟用药之急。许多单位为了研制各种抗疟药物，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屠呦呦还赴海南体验生活，验证实验中原虫抑制率达84%胡椒提取物的疗效，但结果显示其只有抑制退热作用，抑杀疟原虫效果不好。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中国《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所指之物即为青蒿。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前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青蒿曾有过68%抑制疟原虫的结果，全国许多科研单位对青蒿进行了筛选，然而却发现青蒿提取物无效。屠呦呦领导的中医所“523”小组对青蒿素进行分析，用乙醚低温提取的方法证明，青蒿素的过氧结构在通常提取中被破坏，进而丧失抗疟活性。此后又通过分离提取物，去除了青蒿素中的毒性。

1971年10月4日，第191号样品显示出100%鼠疟原虫抑制率的结果。1972年11月8日，中医所“523”小组得到了全世界首例青蒿素结晶，对鼠疟、猴疟的原虫抑制率达到100%。为了尽快让青蒿素进行临床验证，屠呦呦和“523”小组带头“以身试毒”，证明了青蒿素结晶的安全性。

1973年，通过大量临床实验证明，青蒿素确为疟疾特效药。此后，云南又从黄花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青蒿素对鼠疟原虫红内期超微结构的影响，主要是疟原虫膜系结构的改变，该药首先作用于食物泡膜、表膜、线粒体，内质网，此外对核内染色质也有一定的影响。提示青蒿素的作用方式主要是干扰表膜-线粒体的功能。可能是青蒿素作用于食物泡膜，从而阻断了营养。

研究表明，患者摄取青蒿素的最早阶段，青蒿素使疟原虫较快出现氨基酸饥饿，迅速形成自噬泡，并不断排出虫体外，使疟原虫损失大量胞浆而死亡。体外培养的恶性疟原虫对氚标记的异亮氨酸的摄入情况也显示其起始作用方式可能是抑制原虫蛋白合成。

1986年，青蒿素获得新一类新药证书，双氢青蒿素也获一类新药证书。这些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发明奖和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王智明教授说，这或许就是屠呦呦的“缘分”。遗憾的是，在1979年国家发明奖颁发时，许多对青蒿素发明有贡献的单位未能署名。本届诺贝尔奖对青蒿素发明，也只能颁给屠呦呦教授一人。发明青蒿素不仅是屠呦呦一个人的荣誉，也是中药所、中国中医药人的荣誉。这个诺贝尔奖虽然不能给予对发明青蒿素做出贡献的所有人，但也真的是来之不易。

来源：人民网


屠呦呦教授正为提高青蒿素的抗疟能力进行研究。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本文原载于人民网，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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