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庆伦
来源：亚洲周刊
后诺贝尔时期的世界公民 
逃过鬼门关、大病初愈的高行健投身于戏剧和电影创作，最近在新加坡举行大型的水墨画回顾展。他自嘲「三生有幸」，从在中国的「第一生」，到取得诺贝尔奖的「第二生」，到跨过死亡的「第三生」，他自许为无创作疆界与障碍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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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二零零零年顶着百年来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华人，成了全世界最着名、最忙碌、最受欢迎以及最受各界关注与议论的人。五年之后，这位主张「站在社会的边缘」、扮演一个「清醒的观察者」角色的全方位文艺工作者，虽因血管硬化血脂堵塞重疾而两度入院进行紧急手术，却仍不忘清醒地观察「叩问死亡」的生命轨迹，从而得到平生最深刻的生命感悟，促成戏剧《叩问死亡》的完成，以及探讨生命哲理的电影《侧影与影子》的诞生。
自嘲「三生有幸」的高行健，认为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成长在中国是「第一生」；移居巴黎展开中西文化交汇创作与生活，及至获得诺贝尔之际是「第二生」；生命中两度严重的大动手术以后犹如重生过着半隐居生活的目前阶段是「第三生」；走过沧桑、接过荣耀、跨过死亡的高行健，此际彷佛「世事沧桑心事定」，对于外界的夸饰或点评，显得不愠不火，淡然泰然，并自许为无创作疆界与障碍的「世界公民」。
目前，高行健因即将于新加坡美术馆举行平生在亚洲区域最大型的个人水墨回顾展，而在巴黎的寓所与工作室接受了亚洲周刊的独家专访。大病初愈的高行健精神抖擞，他说全是因为奉行素食的成果。高行健谈了他的近况、创作的坚持与理念、未来的创作与方向、以及对于自身与祖国关系的解读、神舟六号征空、大陆盗版商盗版其着作等等全球华人所关注的问题。
早年出访获巴金赏识专访高行健当天正值中国文学界巨擘巴金辞世。二十七年前高行健以巴金法文翻译员的身份，在巴金出访巴黎之时随侍左右。多年以后，高行健以沉重的心情道出了巴金作为在文学创作生涯道路上第一位提携、赏识他的前辈，彼此所维系的情谊；也谈起了巴金遗愿中所倡议建立的「文革纪念馆」，并对照解读巴金晚年代表作《随想录》以及被认为是《灵山》续集的其着作《一个人的圣经》。以下为专访的内容摘要：
请谈谈你的近况、创作动态以及往后发展的方向。
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为我举行了「马赛高行健年」，内容包括呈现我的一部电影、一部歌剧、一部戏剧以及一项大型个人画展。大型个展早在得奖后经已举行，接着今年年初马赛歌剧院上演了我的歌剧《八月雪》，这部歌剧是从较早前在台湾上演的版本上加入了新的元素，包括音乐、排练等等而完成的，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再创作，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同时，配合「马赛高行健年」，我导演制作了一部法文电影《侧影与影子》，目前已进入最后的阶段。至于戏剧《叩问死亡》经已完成。
另一方面，我的画展也受到来自各地的邀请，此次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大型个展，横跨我四个年代的代表作，可以说是我在亚洲区域的首次大型回顾展。明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将会呈现我的大型新作展。德国的罗多维克美术馆将为我举行一个大型的回顾展与近作展。
将对台大作录影讲学与此同时，法国一位新晋导演邀我提供了一个以我的诗剧与舞剧相结合的一个剧本《夜间的行歌》改编为「音乐电影」。除此之外，由于台湾大学今年授予我文学院荣誉博士的荣衔，据说这是有史以来文学院首次授予此荣衔者，因此我答应将为台大文学院进行四堂录影讲课，这四讲的内容包括：对哲学的看法与总体的视野观；文学对小说语言艺术的观点；当代戏剧的可能；以及区别于哲学家的艺术家美学。这四讲都将结合我个人的创作经验和心得来进行探究。
另外，我未完成的工作还包括了与方梓勋教授的对谈，我们已进行了十次的长谈，谈论了我的戏剧理论以及戏剧创作，计划明年将出版一本中英文的论着。
我的工作量至今仍然还是相当吃力的，对我而言从来没有周末、星期天、假期这回事，不过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是值得和高兴的。我把我目前这段很有意思的生活称为我的「后诺贝尔时期」。
获得诺贝尔奖后，你说过不会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许多人情世故闯入了你的生活；你曾提出将「继续写、继续画、继续『逃亡』」，你所指的「逃亡」是什么？能否描述一下你理想的生活方式？
我以为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最好的「位置」是在社会的「边缘」而不是社会的「中心」。因为这可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成为一个清醒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审判者」、「裁判者」。
一经裁判的角色就会介入政治，而作家干预政治是一种幻想；作家干预不了政治，政治是一个巨大的炒作，种种利益的冲突隐藏在政治的背后。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如果干预政治，便会沦为政治的某种牺牲品。
当然有的作家有自己本身的政治信念，愿意投身政治，这另当别论；然而对我而言，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要的还是他本身的艺术和创作，并在他的艺术和创作中保持一个独立不移的思考，当然这种独立的思考包括对社会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不与现实政治集团和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是保持一种清醒的观察和评价，这就是我所选择的道路。
我所指的逃亡的意义就是「拒绝充当时代的发言人」，我认为文艺工作者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发言人，这是一种妄念。尼采哲学感染了很多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救世主，结果不也成为了牺牲品？或者就有极少数的人成为了暴君。所谓的人民的代言人，事实上人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代言人，这些要不是政治谎言就是不切实际的妄念。实际上这一类的乌托邦已被事实一再粉碎了，而且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许多迅速变化而不可测定的因素，谁能预言？因此艺术家、作家要充当一个社会的预言家，我以为这是可疑的；不如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社会的边缘作一位观察者，那么这样出来的作品，我想一定更为真实、更为清醒，而且拒绝充当不可能充当的角色，以免沦为不幸的牺牲品或工具。
这也是我多年来所遇到的政治经验所给予我的体会。所以我不认为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诺贝尔的光环能够让我起一些什么非凡的作用，我就能干预政治、改变时代……，我没有这些妄想，我还是回到艺术家的身份，回到个人的身份，回到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始终保持艺术家清醒的观察身份，但这并不等于我的作品不批评社会，恰恰相反，在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我的一部新作《叩问死亡》发表后，法国的观众认为这部作品强烈的触及了当今社会的思想危机和艺术危机。事实上这部作品正是对于当今的流行思想和艺术潮流的一种启示，以及对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一种思考。因此我认为艺术家、作家始终站在社会的边缘作为一个清醒的观察者是最重要的。
你的挚友刘再复说，你是一位全方位（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文学理论、散文、绘画等等）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与艺术家。纵观百年诺贝尔奖的名列中，鲜有能兼擅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创作两个方面的人选，请谈谈你在这方方面面的心得。
我本来就不把文学创作或绘画创作当作是一种职业。我从小开始这方面的创作是基于本身的兴趣。在中国，我的专业是翻译，文革以后，我成为一个「职业作家」，那是基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所「依附」的一个「单位」，然而事实上作家本来应该是一种自由的职业。写作如果是为了谋生的话，那么这也不是作家真正的本性。写作是为了内心的需要以及作为本身的表达，或者是对于世界的思考，而不是作为一种商品化的行销。
基于我本身对文学、戏剧、艺术、绘画各方面的广泛兴趣，到了西方以后我有幸得到了配合与作品发表的机会，同时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也不高，因此我所从事的创作都是我本身所愿意创作的作品，包括我的戏剧并不是一个大众的商业化戏剧，写的作品在未得诺贝尔奖以前有的人根本都不知道，然而我仍然拥有自己的一群读者和观众，以及一些注重文学创作的人士对于我的作品进行研究。
至于绘画方面，我很快就得到了好些美术馆、画廊和收藏家的赏识。我想除了一点幸运以外，主要的还是与跨越领域、互为补充的创作道路有直接的关系。在西方社会「分工」的观念是很强烈的，认为作家就是作家、画家就是画家，然而我却以本身的审美标准将自己广泛涉猎的兴趣包括文学、电影、绘画等等推向极致，而且又不搞商业运作，因此作品才能务求质量和水平。
尽管刚抵法国的时候，我投入了另一个语言环境，然而基于我的专业是法文翻译，我对这里并不陌生，而且我居住在巴黎的法国人区，又在当地尖端的圈子里头交流和发表作品，并且得到了赏识和被讨论。再者，我发觉许多很好的作家并不局限以本身的母语进行创作，因此我开始以法文进行创作和写作，并且要作出成绩，这对我来说是另一项挑战。
我选择定居在巴黎，主要是因为在这里我不感觉我是一个外国人，我确实也没有语言的障碍。同时我不把自己仅仅设定在中国人的圈子之中，因为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划地自限，一个华人艺术家有没有能力在当地独立起来，并且在最尖端的领域做出一番成绩来，这些标准都是这些年来我所给予自己的挑战。
平生强调「讲真话」的巴金在晚年写下了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随想录》，系统、真实地回忆、反思文革「十年浩劫」，引起各界很大的共鸣；以巴金的《随想录》对照于同样是以「十年浩劫」为诉求对象的你的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你会如何解读？
巴金的《随想录》从老作家所发表的作品角度来说，应该是罕见的。巴老发表《随想录》的时候，正是我接触他的期间，所以知道得相当多；包括他强烈提出的两个倡议；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是设立文革纪念馆，让人不要忘记历史，汲取历史的教训。
《一个人的圣经》是以我的方式将这件事（文革）表述出来，当然尽可能贴近事实。因此我的许多经历过文革的朋友，读了这本书都对我说：就是这样。
现在写文革的书有很多种，但是一般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第一，作者都把自己描述为受害者，因此我们要问铺天盖地的灾难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不是参与者，灾害怎么来的呢？《一个人的圣经》里头没有受害者和参与者，在未参与之前它同样是暴力。我发觉这本书和其他写文革的书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作者或主人翁不像其他书只一味的指控别人，恐惧、怯懦在书中都不回避，因为这是人性普遍的共同点。
第二，灾害是怎么发生起来的？我企图在书中要回答这个问题。开始大家都说说笑笑，然后大家都投入都参与，突然都被吓傻在恐惧之中，一下子朋友变成了敌人，彼此互相揭发，因此一个人只要出现一点问题他立刻被孤立了；这不是毛主席叫他孤立的，而是你们大家把他孤立，也不是毛主席打压他的，是你们大家打压他的；这群众盲目的暴力是怎么起来的呢？我企图在书中回答这个问题。
反省自己属难能可贵巴金在《随想录》中有自我批判，这是很罕见的；巴金曾参与批判别人尔后在《随想录》中不止一次进行自我批判，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作家中几乎人人都参加了批判，可以说这才是问题的深刻之处。敢于承认者是勇敢的，我由衷钦佩和赞赏巴金这了不起的精神。
这里顺道一提，在中国文学界有一个值得谅解的人就是周杨，他在后来的自我批判中让我谅解了他的过去，这也是一个罕见的人。
巴金曾是一位呼声相当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今老人以一百零一岁高龄魂归天国，你有些什么心里的话想和天国的巴金老人说的吗？
我怀念巴金。沈从文、巴金、北岛、王蒙、莫言、李敖等都是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作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作家，可否谈谈你对于这几位作家的解读？
我不是评论家，要评论一位作家必须对他的作品要有很好的了解，要作出专门的研究。再说，评论谁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文学院的工作。
李敖在上个月旋风式的神州访问之旅，所到之处如预期所料的引起了狂风扫落叶的激汤与回响，你对此见解如何？
我并不晓得有此事。
熟悉你的朋友都知道你是一个念旧念情的人，基于这份情感，你是否也曾想过回到故乡走走、看看？
我想大家都清楚中国当局对我现在创作的态度，以及对我这个人的态度；我的名字到现在还是一个禁忌。
你觉得，你回到中国进行交流、访问或演讲的可能性有多大？可行性又有多大？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我从来不谈可能性，这一点我很现实。如果是能做的就能做，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做；可能不可能做，不由得我决定，也不由得我作主。但是，中国在哪里？中国就在我的文化传统里，在我的创作里，那是我的中国，我消化了的中国，这中国老在我的身上，拿也拿不走。
作为以中文写作为主的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目前与中国大陆官方的互动如何？与民间的交流又如何？
没有互动，没有往来，这是我目前的状况；至于「她」有没有「动」我就不知道了……（笑）。
对于中国民间的组织，基于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与别人往来，就会给人惹上麻烦，我何必去给人麻烦呢？至于有朋友敢来看我的就来看我，不敢来看我的也就算了；有的老朋友来看了我，也有的不敢来，我不怪人家，我理解。我尽量免得给大家惹麻烦。（笑）
事实上，你的着作在中国大陆的书市并不容易读到，然而通过猖獗的盗版活动，许多大陆读者却对于你的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更深的认知；再者，侵犯着作权的非法盗版行为反而变相为「协助」无数读者打开视窗、开拓视野的管道；针对这种「现实的尴尬」现象，你有何见解？又如何评论？
我倒觉得他们盗版得不够！（大笑）我还有那么多好的书、好的剧本文章都没被盗版，如果他们真的去盗版，我不去追究法律责任就是了。（大笑）我也不去追究经济上的损失。（大笑）
对于北京将在二零零八年举办奥运会盛事，你可否发表几句话？
奥林匹克的宗旨倒不在于谁拿冠军，它触及的是文化交流、互相了解，缔造一个相互消除隔阂的良机，这是地球村的理念。
最近中国神舟六号太空船第二次载人征空成功，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们应该祝贺。中国人能够征空，这说明中国科技的进步。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更能够上月球、上火星。当然这背后与中国的国力相称与否、得当与否，以及有多大实际的价值等，这些都不是我们能估料的，是由中国的专家来估料的，就如发展什么更合适、更有效益、更有利国际名声，都有待专家研究。至于神舟六号征空成功，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祝贺。■
*刘庆伦是马来西亚画家、作家和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