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岁。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的阳光透过陈旧的纱帘子泻入我在外婆家的小小卧室时，弄堂里自行车咣啷咣啷的铃声和“米甜酒酿”的叫卖声，把我吵醒了。通常在星期天大早，家里静悄悄的，今儿却嘈杂一片。楼下厨房，传来舅妈的温和但不乏威严的训诫声：“找到牛肉票了吗？早点去买来哟！”我惺忪着眼，下楼去看个究竟。只见舅妈将胡萝卜和芹菜倒入水槽，又忙着挥刀切洋葱，一头大汗，头发一绺绺贴在额前。随即，看到舅舅唯唯诺诺地提起菜篮子，说： “我马上去，牛肉要买不到，去朋友家讨也讨上一块。”他刚刚跨上单车，舅妈扔下手头的家什，追了出去：“回来，回来！”舅舅下了车，舅妈一个劲地叮嘱，怎样选牛肉，“做汤用，别选太瘦的。还有，胡椒粉，面包粉，都别忘了。”我靠着门，好奇地问：“今天有客人吗？”别看舅妈对舅舅动不动颐指气使，对我可从来难得说重话，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扫视了摆满柜台的佐料、菜肴、甜点，还有平日难得一见的面包，轻叹一声：“外婆不在，只好我来凑合了。”
哦，我差点忘记了，她是在为每月一次的“星期天餐会”做准备呢。
“星期天餐会”，这名目听来何等奢华。那年代的上海人，谁不是凭为数极其有限的工资和五花八门的“票证”，什么粮票肉票蛋票饼票糖票，捉襟见肘地敷衍日子，哪有能力当宴会的主人？然而，这恰恰是外公外婆维持了好多年的习惯。说来叫局外人纳闷：论经济能力，外公家并不宽裕，他自己是退休的海关职员，不但收入有限，而且因为是解放前的“留用人员”，在政治上一直受歧视，退休前在海关这样的 “要害部门”教英文，低声下气的。外婆呢，这些年赋闲，只是里弄中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是，老俩口举办“星期天餐会”，风雨不改，持续多年。外婆不只一次带着自豪的口吻告诉我，距离我出生前很久的大跃进年代，那人人吃“瓜菜”（指苦瓜、野菜）、饿得走路打晃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做好做歹应付了过来，不过，菜色极为简陋，难得见到油星子，卷心菜加上少得可怜的白饭，就凑合上一顿。自然，他们在经济上有这个能力，还得感谢混得还可以的几个舅舅，他们要么当医生，要么在海外做生意，时不时地给父母汇点钱。
在我从幼年到童年的漫长记忆中，参加聚餐的朋友雷打不动，总是那么几位，其中有这次邀请的文爷爷、傅爷爷、叶爷爷和何伯伯，尽是解放前外公在上海海关的旧属，这些被岁月剥夺了风采的老男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温文尔雅，和惯常在街上所见的咋咋呼呼的年轻人比起来，自有一种旧上海滩才有的“贵气”。对此，外公对我解释过，从前的海关是英国人掌管的。这些以绅士自命的洋人挑选职员，特别注重仪表，模样上不了台面的不要。难得的是，这么多年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把他们刷到社会的底层，然而，仿佛出于某种使命感似的，他们出席这种并不见容于社会的宴会时，都自觉地维持着匪夷所思的体面。他们翩翩的风度、进退有礼的行止，让吃饭时把腮巴鼓得像两个皮球的我又好奇又好笑。好几次，外婆在送走客人后，一一数落我的“没教养“，“爷爷们哪像你，一顿饭下来裙子沾满菜汁，他们呀，衣服还是解放前在‘培罗蒙’量身做的，才舍不得弄脏哩。”
教人无限伤感的是，外公外婆这两位当仁不让的餐会主人，今天都不在场。我的外公，一个月前因癌症逝世，外婆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一病不起，正躺在医院里打吊针。没有了主人，规矩却要维持，怪不得无论是以豪爽泼辣著称的舅母，还是谨小慎微的舅舅，我从早上第一眼就看到，他们脸上带着少有的凝重神色。
在厨房忙乎了一个上午，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了，舅妈便从五斗柜底翻出红白格子的桌布来，到小阳台去晾晒。这桌布我眼熟得很，外婆说过，是一位英国来的白人太太在撤回老家前送给她做纪念的。使用了这么多年，边角已经破损，面上留着淡淡的血色湮痕，那要么是红葡萄酒要么是西红柿酱。舅母还从食品柜顶层，拿出一罐“英吉利早餐红茶“。啊，色如琥珀的红茶，教我想起从前餐会的最后一道菜式：红茶配奶油蛋糕，后者是外婆操办的──那天天才朦朦亮，外婆就起身，还转了两次车到“凯司令”买来的正宗英国风味。
待到舅母把带着日头腥气的桌布收回来，铺在餐桌上，奔忙得灰头土脸的舅舅终于拎着牛肉回到家，他自得地说：“最后一块，挺不错吧？”舅妈嗯了一声，开始做我家特有的西式浓汤，她虽然在外婆主持厨政时见习过好几次，但亲手做来还是不熟练，滚油溅在红围裙上，星星点点的。我在旁看了想，这围裙还是外婆的呢，她要看到难保不心疼。
“你外婆要在，多好！”舅母不好意思从锅台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不敢搭讪。心里却说，是啊，外婆才是好手。外婆操持这样的餐会，早上第一件事，不是张罗牛肉，而是到熟人供职的红房子去买罗宋面包。外婆气喘吁吁回到家，保姆已经洗切好蔬菜和牛肉，专等外婆下锅。外婆在平底锅上热好油，倒下洋葱末和黑胡椒，过一会，倒下西红柿酱，拌上腌好的牛肉和蔬菜，用武火烧滚，再以文火慢慢地熬。如果运气好，汤里还会有市面难得一见的红菜头。一个时辰后，一锅亮闪闪的浓汤做好了，厨房飘散出有别于“排骨咸肉炖笋”之类 “土汤”的洋香味，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香味，惯常只能在“红房子”一类西餐馆的厨房才闻得到。外婆做这种汤，有一道“密笈”──加牛奶，不过，外婆即使加了牛奶，还是要叹息：“本来该加酸奶油呢！”当然，这是梦话，那个年代，挖地三尺也找不到酸奶油。舅妈一边费力地搅拌着锅，一边揩汗：“往后，可不敢揽这差使了，真的很麻烦。”我抱歉地摇摇头，真恨自己平日只顾玩耍，对烹调一窍不通，什么也帮不上，只能陪舅母叹气。
汤在炉子上热着。舅母开始煎猪排。这主菜做起来也颇为费事。先用刀背，把厚猪排拍薄，再在肉上仔细地涂上一层蛋清，抹上菱粉，放进面包粉里滚上几滚，最后才沾上面粉。手忙葵 7d乱的舅妈，还是没十分把握，居然问光会发呆的我：“外婆用中火还是大火，记得吗？”我居然十分肯定地回答：“大火。”舅妈听罢，却触动了心事，凄凉地自语：“我这么瞎弄，你外公吃了，怕要皱眉头呢！”我没回答，心里泛起了外公慈祥的面容，直想大哭一场。
到了下午四点，敲门声响起来。我和舅舅迎出去。舅妈慌忙拿起抹布擦擦手，闪身进卧室，换上“出客装”。这阵子，舅舅穿着银灰色的羊毛衫，配深灰色领带，皮鞋铮亮。我这才悟出，舅舅买牛肉回来后不见了踪影，原来是躲起来，从事“穿衣”的大工程。他这么一身光鲜，和身旁那些油漆剥落、失去光泽的红木家具相比，在不谐调之外，还隐藏着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逝情调。
餐厅，其实就是客厅。蜡烛点上了，使用了多年的银烛台，给磕碰得凹凹凸凸，幸亏昨天抛光过，依旧显出高贵来。银色的刀叉和匙，毕竟资格太老了，抛光后仍旧脱不掉黄锈的哑暗。倒是高脚水晶酒杯完好如初，在烛光下折射出迷幻的毫光，宛如昔年“百乐门”舞厅里亭亭玉立的淑女。
长方形的餐桌，两端座位空着，然而座前各式餐具摆得整整齐齐的。这是男女主人的座位，过去每一回聚餐，外公坐在靠门口一头，外婆则在靠厨房那端，为的便于监督出菜。在舅舅的延请下，客人们轻车熟路地坐进属于他们的位子上。这些老朋友，不约而同地长久凝视着墙上所挂的黑白肖像，这是外公中年的留影，成熟的英俊，雍容的练达，嘴角略向上翘，仿佛要对客人说点什么。外公虽然在七十多岁上才去世，可是外婆坚持要以这幅在老字号照相馆拍的旧照片作为遗像。众人的脸无不肃穆，万般思绪在布满云翳的眼里涌动。
主人的座位空着，但从前的程式没变。对此，舅舅、舅妈和我都晓得，都退出房间。客人开始祈祷，用的是英文，喃喃有声，极为压抑，也极为庄严，我能听懂的只有Ｇｏｄ和祈祷结束后齐声喊出的“阿门”。
我这有名的小馋嘴，在洋里洋气的席面，可受够了折磨。一切都是慢吞吞的，我一边看上菜，一边猛咽唾沫，却不敢猛吃。菜式是老样子。舅妈先把冒着热汽的沙锅端上来，这是浓汤，揭开盖子，在带西红柿和洋葱香味的袅袅娜娜的雾气里，客人们先向舅母说一声”，然后低头，以银匙舀汤，送进口里。教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何他们喝汤都这般静悄悄？不但不像外头餐馆食客那般哇啦哇啦地拉呱，银匙碰着汤碗竟也不发一点声音。我记起来了，过去外公告诉我，外国人喝汤从来不出声，否则就是没有礼貌。
在大夥专心喝汤的间隙，我扫视每一个人的脸。黯淡的烛光下，客人的脸庞泛出红光，烛光微微摇曳，脸上的光影也在飘移，忽明忽暗，仿佛在昭示着一代人的沧桑。我的右侧，是文爷爷，数他年纪最大，有七十多了吧？牙齿脱落光了，喝汤颇有些困难，他却没有漏出一滴来，真有本事。据说他早年在海关总署做事时，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最爱出入舞厅，仙乐斯、百乐门都有他的女友。后来，他信奉了基督教，才正正规规地娶妻生子，负担起男人的责任。他每一次进门，都会拍拍我的头，来一句千篇一律的赞语：长大了。”就是这次不一样，进了门，对着外公的照片，久久地扶着柜子的边沿，没有抬头。
舅妈待大家喝完汤，收走沙锅和汤碗。大家还是不言语，气氛的肃穆，教我觉得时光也停止流动，我一点也不敢放肆，直直地坐着，腰板隐隐作痛。大家不时凝视着空座位出神，深情地怀念不在场的主人。我也记得，即使在去年，外公患病在身，作过电疗后身体很虚弱，仍旧勉力支撑，不但使餐会如期举行，还着意把气氛弄得热烈轻松。那一次，在饭后，他们兴起，约好了似地，一起操极为流利的伦敦腔英语，我在旁不甘心当聋子，扯着外公的衣角问谈的是什么。外公洋气地耸耸肩膀，不情愿地解释说：“都是陈谷子烂芝麻，小孩不必晓得。”事后舅舅告诉我，他们说的是在英国人手下干事的趣闻，怕人家说“迷恋当买办的丑恶历史”，才说没几个人能懂的洋话。一年过去，物是人非，外公的遗体已经迁回湖北老家，这位总是彬彬有礼的过气绅士，从此长眠在武汉某一个山岗，遥对着芳草凄凄鹦鹉州。此刻，在餐桌前，他的老朋友们，哀思像千绕百转的长江呜咽。这些相交大半辈子的老人，不会不同时记起我的外婆，从前，她主持宴会，爱穿蓝色的全羊毛套裙，右手腕套着一只翡翠手镯。如今手镯放在五斗柜的小匣子里，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餐厅仍旧一片静默。从巷子里飘进收买旧料的小贩的吆喝，是唯一的声响，悠长，而且懒洋洋，使人惊异：这个世界为了什么原因而停摆了？我奇怪地望着这些大活人，暗暗问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说话？哪里传来水龙头的声响？我仿佛听到了岁月的流逝。我清点着眼前的客人，缺席的，岂止外公外婆？
以前常来的李爷爷，每次到来，总会疼爱地拧一把我的脸蛋，叫我“胖囝囝”。这位出身于名牌大学的才子，因为出身地主，岳家又属官僚资本家，他在文革中挨打，坐喷气式，落下一身病痛。打倒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撒手西归。还有张爷爷，来我家总不忘塞我两颗香港亲戚带回来的酒心巧克力，要不就一把大白兔奶糖，他也过世了，享年不到六十五。外公和他那些旧僚属，是一棵梧桐树上的叶片，迟早要凋零净尽，在岁月的风声里。
那沉默真教人感到压抑，我几乎受不住了。好在这当儿，舅妈把蔬菜色拉和炸猪排搁上桌面，再一一分到□c盘，放在每个人面前，气氛终于轻松起来。绅士们对付猪排，手续颇为复杂，都是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小心用刀子切开一小块，放下刀子，再用右手拿起叉子，叉起肉送入口中。我心里嘀咕，倒不如筷子来得简单。
又是静默，我差点坐不住了，哪看过这样闷死人的饭局？从前外公外婆在，宴会也静，但骨子里的格调是轻松的。这时，坐在对面的傅爷爷发话了，用的是英语，叽哩咕噜一顿，听懂了的文爷爷、叶爷爷和何伯伯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虽然在学校也上英语课，却不明白，傅爷爷一板一眼地用中文对我说了一遍：“是英国大作家培根的一段名言哩：‘人到老来，最美好的物事有四桩：烧的是够老的木头，喝的葡萄酒有够久的年份，够老的朋友以资信任，够老的作者的手笔以资阅读。，你说这是不是我们的心里话？”
主菜之后，最后一道菜上来了：甜点和红茶。奶油蛋糕呈温柔的微黄色，冰凉的奶油入口即化，“凯司令”的名牌产品永远令人馋涎欲滴。这罐英国早餐红茶，是托在远洋轮当海员的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搭配的炼乳也是正宗港货“寿星公”牌。外婆从前说过，煮英国茶很讲分寸，要煮得浓酽，味道才出尽，火又不能老，免得逼走馥郁的香气。这阵子，外行的舅母当然没有许多穷讲究，端给客人的茶，色调暗淡，香味稀薄，可能煮好后搁得太久。不知大家出于礼节还是因为口渴，都喝得津津有味，连连向在旁边尴尬地搓手的舅妈道谢。我想，如其说老人们品茶，倒不如他们说回味坎坷而漫长的岁月中，浓酽如许隽永如许的情谊吧！
不知不觉地，夜色罩下来。从窗口望隍7d去，巷口的冬青树镶上晚霞的金边，叶子仿佛被毛笔点染过，绿得近于墨色。楼下天井里的黄色丝瓜花，张开了一天的花瓣合起来休息。蝉鸣渐渐稀落下去。
蓦地，银匙“砰”地一声落在地上，文爷爷有些尴尬地弯腰捡起来。他眯起眼睛，对着墙壁上的老式西洋自鸣钟，似在自语又像问别人：一回星期天餐会，是什么年份？”傅爷爷答：“我记得清楚着，那天‘老介福’布店庆祝公私合营，炮仗纸把一段南京路铺满了，哦，二十多年了。”叶爷爷顺势低声问了一句：“那──往后，还聚不聚？”
一片沉重无比的沉默，一个梗在每个人心头很久很久、却没哪一个有胆量正视的问题，终于被捅出来。在场者哪会不晓得，这将引起一场心理上的风暴。我首先发现，舅妈的脸色变成灰白，舅舅的肩膀无端发颤，为了掩饰，他把目光移向别处，装作听不见。几位客人的脸，开始是紧紧地绷着的，慢慢地，松弛下来，也许老人们都觉得，一个心照不宣的难题，终于到了面对的地步，在难堪和悲哀之外，有了解脱的释然吧？
厨房里不合时宜地响起碗碟的碰嗑声，在这时刻格外刺耳，我知道，是一早被舅妈支出去、免得破坏“气氛”的保姆回来了，正在洗碗槽前忙碌。舅妈连忙进厨房去，请保姆暂停。
对“往后还能不能聚餐”的问题，答案是明摆着的，老主人不在了，外婆即使能康复，也没法操持一桌讲究“正宗”的洋菜式。何况，客人不是舅舅和舅妈的朋友。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一种以“星期天餐会”为标志的、洋溢大不列颠风味的友情到了尾声。凋零，消逝，“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这一句被人重复了千万遍的感叹，落到眼前，成为如此具体的图画时，伤感是无可名状的啊！忽然，角落里那台每分钟八十转的留声机幽幽地响起来：魂断蓝桥，是舅父放的唱片，伤逝的旋律，在每一颗心上抓搔，搓揉。你听着，痛切地感到，人是这般地脆弱。
文爷爷嘟囔了一句英语，这次我凭所掌握的不多的词汇，倒听明白了，他是说：“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ｕｐｐｅｒ。”最后的晚餐，咦，这不正是达·芬奇一幅名画的名字吗？我瞟瞟一脸茫然的舅妈，幸亏她听不懂，若听懂，一定不高兴，什么“最后的”，多晦气！大家都陷进沉默。我看到，每一个老人的眼窝，积满了浑浊而真诚的泪水。
是啊，再也没有下一次的“最后”，集体的吊唁，对去世的男主人；集体的怀念，对重病中的外婆。本来，达·芬奇不朽的巨制，描绘的是耶稣和十二门徒最后一次共餐的情景，和这次餐会比，无论题旨还是场景，都风牛马不相及。然而，都是“最后的晚餐”啊！犹大出卖了耶稣，是谁“出卖”了外公和外婆？谁是万恶的“犹大”？当然不是外公的老朋友，也不是舅舅、舅妈和我。是谁？我抬头，看到墙壁上，自鸣钟正得其所哉地摆动着钟摆，随即悟出：“犹大”就是时间，不动声色却威力无比的时间，它背叛所有人的青春、健康乃至性命，“星期天餐会”被它出卖了，使英俊潇洒过的外公成为故乡一瓮白骨，把美丽典雅过的外婆变成医院里的垂危病人。
餐会结束时，繁星满天，街上灯火通明。老人们像过去一样，向男女主人一一弓腰道谢，然后，一起走上市声聒耳的大街。和过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各奔东西，回自己的家去，而是一起踏上１８路公共汽车，到第四人民医院去探望我的外婆。
